孫女回憶祖母吳健雄  (兼揭吳健雄未獲諾獎之實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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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四年之後，我們收到了來自郵政局的一封標記為“機密”的電子郵件。詢問我們是否同意吳健雄成為“傑出美國人”郵票系列中的一張？當時只是“推薦”階段。他們需要查看遺囑文件。公民郵票諮詢委員會每年會獲得了大約三萬條郵票主題的提名。我們至今不知道是誰提交了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如何被選中的。

作為她遺囑的執行人，我父親得到過很多這一類的要求。他都懶得作出回應。我祖母的粉絲和崇拜者常常最後求助於我，詢問我是否可以催促父親給他們回信。他已經74歲，仍在從事保密的核物理研究項目，他不大使用個人電腦，主要是用來查看我的行蹤，以及紐約尼克籃球隊或克利夫蘭布朗橄欖球隊的賽事。不過對於郵政局的要求，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馬上回復了。

我們當然知道不要把這件事當作已經敲定了，但是兩年後，畫像的初稿寄給了我們——一幅由香港出生的布魯克林藝術家麥錦鴻（Kam Mak）創作的蛋彩畫。此後又過了幾年，美國郵政局傳來消息：郵票將於2021年2月11日國際科學界婦女紀念日發行。它將是普通郵件用的永久性郵票。

除非您是集郵者，否則郵票不過是郵票——但是如果祖母在郵票上就不一樣了。這張郵票將我與我祖母失散多年的堂親表親以及從前的學生聯繫了起來。熱愛科學的小女孩們寄來了她們的新英雄吳健雄的畫像。

紐約的一位朋友將吳博士的郵票貼在100張號召“停止仇恨亞裔”運動的明信片上，她鼓勵人們寄送給他們的國會代表。

我告訴她，她每張明信片多付了12美分。她說讓我祖母的頭像出現在上面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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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在紐約的公寓，我喜歡把它看成是學會了以中國人為傲的地方。這裡有着華麗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談話，這個另類的世界，總會使我覺得祖父母就在當着我的面談論我。

那些年去紐約時都排滿了訪問各種親戚，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幫助下移民到紐約的。經常在鋪着白色桌布、優雅的餐廳里舉行宴會，門口有木頭浮雕的龍迎接我們。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館都藏在哪裡，它們好像總是位於高速公路的立交橋下面。孩子們在餐廳里四處奔走，接受裝滿簇新鈔票的紅包，設法逃開讓我們吃海參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樣主持這些活動——這是吳女士的高光時刻。

她寫的英文寫作優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時候，經常會因為聽不懂她在電話中的口音感到沮喪，只好把話筒交還給父母。我記得在我9歲的時候，她興奮地告訴我她會帶我去看……什麼，奶奶？這是一個p開頭的字。直到我們在布朗克斯動物園裡擠過人群，我才意識到她說的是從北京借來作短期展出的大熊貓勇勇和玲玲。

我們當面交談或者通過她從世界各地給我寫來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發行紀念郵票，貼在她最喜歡的交流方式上，看來是一種頌揚她的恰當方式。我無法知道語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之間的相互深入了解。不過，這使得我們之間的交流被簡化為最純粹的感情：我知道她愛我。

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個成績報告單曾被交給一位近乎諾貝爾獎得主過目的人。我在六歲時得過一次壞成績，後來再也沒有過。我的父母讓她隨時了解我的學業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進步，有一段長時間我熱衷於練習小提琴，那是因為她帶我去了一個青少年交響音樂會，由馬友友的姐姐馬友乘指揮。她是祖母的朋友。

不知道我這裡講的故事是否給了人們一個嚴厲的中國祖母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她無非是想讓我看到生命的無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圍的障礙能夠給你帶來什麼。在美國的女性和中國人很少受到重視和尊重的時代，她努力讓自己受到重視和尊重。

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講中提倡科學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學院那年召開的關於科學和工程領域中的婦女的研討會上，她抨擊那種把科學視為男性領域的“牢不可破的傳統”，並大聲提出質問：原子或DNA分子難道也像我們的社會這樣“對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她問道：“在我們現在這個富足而成熟的社會，在白天提供優良的專業托兒服務，使得媽媽們可以擺脫單調的家務，在他們喜好的領域工作，這種要求難道太過分嗎？”她說，科學家們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況下，這種對於伴侶和父母作奉獻的人類高貴願望也必須由男性平等分享。”

我記得我們之間曾有過一次衝突，當時我還是個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給她看了我剛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氣。我怎麼能在自己的身體上打洞呢？後來我了解到，她父親一直堅決反對女孩子纏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纏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這種做法仍長久地持續存在。她僥倖地逃過了這樣的厄運。

這是我們之間的代際距離之一——我這種美國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種中國人的堅韌不拔。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我的祖父母終於可以回中國了，他們回去了很多次，但是從未帶他們唯一的孫女——他們回去見親戚，了解文化。中國曾是他們的家，但我覺得，對於我的祖母來說，這也是一個略帶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當我經過哥倫比亞附近她居住過街道時，所產生的失落感。

我對祖母的最後記憶是她坐在套着褪色的黃燈芯絨的扶手椅里，她和我的祖父喜歡一起坐在那一對椅子裡。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風后不久。她喜歡看着窗外的巴納德學院校園，讚嘆透過體育館的大窗戶所看到的打籃球的女青年。

她說：看他們有多強壯，多快。看她們做事多麼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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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個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魯大學上大一的第二學期第一個月。我祖父正在為她準備午餐的時候，她倒在了黃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訴我：“你得給你媽媽打電話，她給你打了二十次電話。”一個我並不熟識的同學在我之前從《紐約時報》讀到了祖母的訃告，他告訴我他非常悲傷。

幾十年過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後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國旅行時被送進醫院的。發行紀念郵票是一件好事——給了我機會回顧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談談他們的記憶。但我有時感到很難保持一種假象，仿佛我們對於紀念她有着無窮的熱情。我不需要從歷史書中去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讓她告訴我那是什麼樣感受：橫渡大洋、無法估量犧牲、戰爭、吳實驗的爭分奪秒、作出科學發現時的獨特的快樂。

我想到了那晚的話劇，為了講述她的人生故事，為了不多的幾次也許再也見不到的演出，人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會見我們時都哭了。他們講述的部分是吳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從中國聲稱擁有她的角度來講述的。

這是永恆不變的現象。在一個不對稱的宇宙中，一個現實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間和時間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機構和國家都想聲稱擁有她，正如我現在仍然想擁有她一樣。我接受這樣的說法：她究竟是誰？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