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洛克在（JohnLocke，1632.8.29－1704.10.28）在1690年完成的《Z府论》（上下篇）至今已经330周年了。由于这本书，洛克被誉为“第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又被赞为古典自由主义奠基人、鼻祖、集大成者。 中文介绍《Z府论》有一个经典评语：该书被誉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但我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不过，学者们一致认为，在西方政治学的历史上，唯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与之相媲美。
无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还是杰弗逊，都从《Z府论》中吸取思想营养。深受洛克影响的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说：“培根，洛克和牛顿我认為他们是曾经生活过的三个最伟大的人，没有任何例外，并且已经奠定了在物理和道德科学中提出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见维基百科《Z府论》词条） 洛克的思想非常鲜明扼要地凝聚在《独立宣言》中。1776年，当杰弗逊作为主要起草人起草《独立宣言》时，那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浓缩了洛克的思想并使之成为美国建国的根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Z府，而Z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但这样一个真正的伟人却非常谦卑，他为自己写下这样的墓志铭： “停下你的脚步阿，路人！躺在这里的就是约翰·洛克。如果你想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说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小财产过着满足生活的人。身为一个学者，他以追求真相为他学习的唯一目标，你可以在他的著作里发现这点，任何有关他的事物都写在他的著作里了，也都比本墓誌铭对他的赞美还要真实。确实，他的美德，并不足以让他自己提出来炫耀、也不足以拿来给你做为典范。让他犯下的邪恶随着尘土掩埋吧。如果你要寻求作人的典范，去从圣经里找寻吧；如果你要寻找邪恶的典范，希望你不会找到它；如果你要寻找死人（如果这能够帮助你的话），你在这裡就可以找到一个、也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啊。”（见维基百科《约翰·洛克》词条） 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Z府论》一书上、下册中，特别是下册。该书写于1689年，同年，完成了“光荣政变”一年后的英国议会，颁布了《权力法案》，确立了议会所拥有的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君主立宪制在英国正式确立。 转眼间已经是330年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它开了用法律和分权把Z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先河。
从今年五月份，我就看到有个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洛克文明底线’：每个现代人的必备常识。”从那以后，我一直想把《Z府论》的下册再读一遍，上周去多伦多开网络宣教会议，我随手带了这本书，一直到今天，终于再一次读完了。 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的译本，译者是叶启芳、瞿菊农。
我是1985年9月22日购买的这本书。当时我刚到北京读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星期天，学校出大客车把我们拉到王府井，我就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这本书。
后来，它又伴随我来到了美国。35年。 回到洛克，1632年8月29日，他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村，双亲都是清教徒，他一出生就在同一天受洗。后来，等等，等等，最后于1704年10月28日去世。
洛克终生未婚。
用当代的语言来说，洛克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Z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洛克认为：“道德底真正根据自然只能在于上帝底意志同法律…..”（《人类理解论》上册：第29页）同样，洛克也将政治的源头归于上帝。他说：“自然法是所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他人的永恒的规范。他们所制定的用来规范其他人的行动的法则，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动，都必须符合于自然法、即上帝的意志，而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的意志的一种宣告。”(第83/84页) 在《Z府论》下册，洛克庄严宣告，人生而自由平等，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上帝的意志就是这天赋人权赖以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基础。
以上帝的意志、自然法为基础，洛克提出了“自然状态“的观念。在他之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断言，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说：“人对人是狼。” 洛克说：No！ 洛克说，不！在自然状态下，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应该享有共同的权利。“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
、健康、自由或财产。”（第6页）也就是说，人“保有他的所有物——即他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和侵犯。“ (第53页) 
自然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第5页） 这就是所谓的“自然自由”：“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力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它的准绳。”（第16页） 与“自然自由”相对应的是“社会自由”：“处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所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 （第16页） 因此，自由不是各人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自由是人“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期间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36） 自由是受法律约束的自由。 “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第36页） 自由以法律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法律“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 （第16页） 不自由，毋宁死！
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相联系，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同样，洛克还是从上帝出发，论证了财产权源自上帝对人类的共同赐有，是人的自然权利。他引用了《旧约·诗篇》第115篇的第16节作为立论的根据，“地，他（上帝）却给了世人”，为人类共有。 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于他能以他的劳动予以影响的一切东西，他都享有财产权；凡是他的勤劳所及，以改变自然使其所处的原来状态的一切东西，都是属于他的。谁采集了一百蒲式耳橡实或苹果，谁就取得了对这些东西的财产权；它们一经采集便成为他的财物。”（第30页）因为尽管苹果在野树上不属于私有财产，但加入了人的采摘的劳动后，苹果就成为私有财产了。 由此，人们产生了纷争。“为了避免这些在自然状态中妨害人们财产的缺陷，人类便联合成为社会，以便用整个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保障和保护他们的财产，并以经常有效的规则来加以限制，从而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什么是属于他自己的。” （第 85页） “正是这种情形使他们甘愿各自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利,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Z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于此。”（第78页） 洛克强调：“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第77页 ）“保护财产是Z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 （第86页） 因此：“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第86页）财产权的性质就是：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财产。 布坎南有句名言：“财产是自由的保证。”
孟德斯鸠说：“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绝不罢休。” 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从而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呢？洛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孟德斯鸠后来将其概括为：“只有权力才能限制权力”。 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分别行使立法、执法和外交职能，其中立法权居于最高地位，由议会行使；而后两种权力由同一人格即君主来行使。 洛克极力反对专制权力，他定义说：“专制权力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人的一种绝对的专断的权力，可以随意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第106页） 专制权力就是与所有的人为敌：“只要有人被认为独揽一切，握有全部立法和执行的权力，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君主或他的命令所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和有权裁判的人提出申诉，通过他的裁决可以期望得到救济和解决。因此，这样一个人，不论使用什么称号——沙皇、大君或叫什么都可以——与其统治下的一切人，如同和其余的人类一样，都是处在自然状态中。”
（第55页） 它也是与每一个人为敌。“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外于战争状态……因此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第13页） 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个立法权不仅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共同体一旦把它交给某些人时，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变更的；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做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 第82页） “立法权，不论属于一个人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力。”（ 第83页）
而且关于立法权，洛克认为：“第一，它们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
“第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
“第三，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这一点当然只与这样的Z府有关，那里立法机关是经常存在的，或者至少是人民没有把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留给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们。
“第四，立法机关不应该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把它放在不是人民所安排的其他任何地方。” 只有分权，才能有法治。亚里士多德早就对“法治”作出了精辟的解释：“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第202页) 洛克强调，法律高于一切：“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其他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下属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 第59页） 
统治者不能以以临时的命令和决议来进行统治，而应当依法行事：“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因为，如果以公众的集体力量给予一个人或少数人，并迫使人们服从这些人根据心血来潮或直到那时还无人知晓的、毫无拘束的意志而发布的苛刻和放肆的命令，而同时又没有可以作为他们行动的准绳和根据的任何规定，那么人类就处在比自然状态还要坏得多的状况中。因为，Z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
第85/6页） 不以法律为准绳必然导致暴政。“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第121页 ） “国王以法律为他的权力的范围，以公众的福利为他的政府的目的，而暴君则使一切都服从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欲望。” ( 第122 /3页) “如果掌握权威的人超越了法律所授予他的权力，利用他所能支配的强力强迫臣民接受违法行为，他就不再是一个官长。”(第123页)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洛克最后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 如果立法机关不能行使保护人民安全的权力，“人民便有权用强力来加以扫除。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越权使用强力，常使使用强力的人处于战争状态而成为侵略者，因而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 第95页） 当国家权力非法地企图危及人民的权利或财产时，人民“可以无须服从，当他们的官长侵犯他们的财产、辜负他们所授与的委托时，他们可以反抗他们的非法的暴力。”( 第138页) “法律的目的是对受法律支配的一切人公正地运用法律，借以保护和救济无辜者；如果并未善意地真实做到这一点，就会有战争强加于受害者的身上，他们既不能在人间诉请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救济的办法，诉诸上天。”（ 第103/4页）
洛克引用《旧约·士师记》第11章第27节记载的耶弗他如何被迫而诉诸上天。耶弗他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中间，判断是非”，然后他就率领军队投入战斗。 洛克又引用了希西家的故事，“耶和华与希西家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事奉亚述王。”（列下18：7）
“由此可见，摆脱一种由暴力而不是由正义强加于任何人的权力，纵有背叛之名，但在上帝面前并不是罪行，而是为他所容许和赞同的事情。”（第120页） 到此止笔吧，夜深了。
2019.8.21—22 于芝加哥郊区，整整写了两天。 一年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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