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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河勞教所，作者即從此大門中被釋放（明慧網資料圖）

謹以此書獻給走向未來紀元的人們
《靜水流深》（22）第四部勞教血淚 9
第六章強制改變不了人心

作者：曾錚

覺者的光芒

　　2000年底，新安勞教所來了六名特殊身份者，他們是從團河男子勞教所轉過來特別“頑固”的男法輪功學員，幾乎人人都有很多“事跡”。

　　塊頭一米八三的東北學員武宣在東城區看守所因長期戴着只有死囚犯才戴的重達不知是三十多斤還是三十多公斤的腳鏈，一條腿已殘，體重也從九十多公斤減到六十多公斤，瘦得竹竿似地跛着一條腿，在集訓隊被打得吐血還是不“轉化”。

　　張德的妻子梅玉蘭（真名）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時被折磨致死。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黃越曾有連續十二天十二夜沒睡的記錄，連看守他的犯人都暗暗心驚，問他：“你到底能‘扛’多久？”他說：“我也不知道，也許我的物質身體會跨，但我的精神永遠不會”。

　　正在愛爾蘭上研究生、回國探親時被捕的李法明曾連續三個多月每天以“單腿蹲式”在樓道一動不動蹲到凌晨三點，還被摁在臉盆里坐着再塞到很低的床底下，床板被他的身體頂了起來，十幾個犯人再一起坐到床上去壓，致使他脊柱受傷，腿部肌肉長時間失去知覺，他還被綁在床上被六根電棍同時電擊……

摁入床底（明慧網）

總之，團河勞教所把能想的辦法想盡了，能用的酷刑也用了，還是“轉化”不了他們，還有好多已“轉化”的在他們的影響下又“翻”了“車”。萬般無奈，不知哪個“天才”想出這主意，將堂堂男兒送到女子勞教所，看看能不能“東方不黑西方黑”，在這裡將他們“轉化”過來。

　　那時，新安女子勞教所的編制已擴大到七個隊，加上少教隊就八個隊了。勞教所兩座樓八個樓層已住得滿滿。每隊的級別也從“中隊”改為“大隊”，原來被用來裝點門面的“圖書室”、“活動室”都變成監室，甚至連“物品存放室”、“質檢室”、“隊長值班室”都騰了出來。

　　這六人來了後，當然只能分開關在少教隊的各個班，讓那些十幾歲的小男孩“管”着這些大人。小孩們據說有“立場”不太“堅定”的，有一次替他們傳了紙條，結果被警察抓住。警察治人有“訣竅”，他們知道電這幾個“頑固分子”根本沒用，就撿軟的捏，電小孩。電的法子更“妙”，張開嘴，將電棍伸進嘴裡放電，電完後雖然口腔一塌糊塗，吃飯說話都困難，但外表看去，除了臉有點腫，什麼破綻都沒，接見時就算家人看見小孩神色面龐有異，當着警察的面小孩也不敢說。非但不敢說，連流出的淚都得拚命忍回去，否則家長一走後患無窮。

　　後來，這六個人乾脆連眼色都不交換了，省得帶累別人。

　　六個人的“生活”問題好歹就這麼解決了，“思想”問題呢？“承包”！也就是說，將“轉化”他們的任務分別承包給各個女隊。

　　我們隊“承包”的是李法明，每天由王兆挑選一組人去“幫教”他。

　　這時，差不多正是我進行完“轉化”的前四個步驟，就差“幫教”最後一步。剛好李法明也是個研究生，王兆也想進一步“考驗”我，於是我便被委以參加對他“幫教”的“重任”。

　　每天吃過早飯，我們便準時“上班”，由警察將“幫教”小組的成員押到少教隊所在的樓，將李法明叫出來，將某個隊長值班室闢為“幫教”現場，對他進行“幫教”。

　　“幫教”短則幾小時，長則一整天，中午吃飯都不許去食堂，由警察找人將我們的飯送來，就在值班室吃。至於採用什麼手法“幫教”，全隨“幫教”人員的便。

　　我混在“幫教”隊伍，很少說話。其他人輪流向他灌輸那套已快讓我的耳朵長繭的東西。

　　李法明幾乎從不說話，始終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不管“幫教”的人如何“天花亂墜”，他始終巋然不動。

　　過了好些天，我們的“幫教”毫無起色，隊長急了，發狠說：“把李法明弄到這邊來，多叫一些人，輪着班攻他！”

　　他被帶到我們所在樓的隊部辦公室，隊長叫了十幾個人圍攻他。在長期“疲勞戰”、“車輪戰”和“攻心戰”的夾擊下，他物質身體的承受幾乎已到極限。

　　圍攻人則抖擻精神，魔性大發，將惡毒的企圖夾雜在惡毒的語言拚命向他攻去，整個房間瀰漫說不出的邪氣。

　　有人提到政府定的“邪教”標準，即“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製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矇騙他人，發展、控製成員，危害社會”，並將法輪功與這個標準比較時，他開口說話了。

　　這幾乎是他第一次開口。他的聲音出奇平靜而理性，沒有半分怨憎和氣恨。他說，那個標準是人定的，不是天定的，它那個標準本身就是錯的。別的不說，以“神化首要分子”為例，釋迦牟尼一出生，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耶穌則直接宣稱自己是上帝的兒子，要求人們絕對服從他。世上哪個正教沒有“教主崇拜”？怎麼能說有“教主崇拜”就是邪教？再說法輪功根本就沒有“教主崇拜”，也跟那個“標準”沾不上一點邊，是吧？

　　攻擊他的人被問得啞口無言，我暗暗喝采。後來他又給我們講起他在團河勞教所時曾有機會看到師父的最新演講內容。他講着講着，我突然覺得有種力量打到我生命的最微觀，我的眼淚“刷”地流下來。我已經太久沒有聽過師父的演講了，太久沒有跟這樣清醒、純正而悲憫的大法弟子在一起了。

　　為了不讓其他人發現我在流淚，我拚命將頭扭向一邊。扭頭瞬間，朦朧的淚眼仿佛看到一個天國世界的大覺者正在給他的眾生講法。他帶着無以倫比的威嚴和慈悲，放射純正溫暖的光焰，將他周圍一切都籠罩在他的世界的光芒里。

　　後來他又被帶來許多次，二隊將能用的人和辦法都用盡，“幫教”工作還是以徹底失敗告終。只好又將他“轉包”給三隊、四隊、集訓隊，誰也動不了他後，將他轉回男所。

　　我們很難想象他一共經歷了多少難以想象的非人折磨，一年的勞教期滿後，他又被無端加刑十個月。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團河勞教所時不知用什麼辦法將自己受迫害的情況傳到外界，登上明慧網。他所遭受的迫害驚動愛爾蘭朝野和國際社會，一個專為營救他而成立的“李法明之友”的成員四處奔走呼籲，舉着他的巨幅照片上街遊行；不論王公貴族或黎民百姓，許多人都曾參與營救他。勞教所後來終於在他十個月多加的勞教期滿後，於2002年3月將他釋放。十天后他回到愛爾蘭，一直致力於揭露勞教所的殘酷並繼續為法輪功呼籲。

　　李春跟我分開後，有好一陣都像失群的孤雁，一到在樓道集合時就在隊伍中朝我扮苦臉，皺着眉可憐地無聲地說：“我想你……。”後來她終於找到一個新的“伴兒”：劉淑英。　　劉淑英八月初進二隊後，跟在調遣處時差不多，成天都低着頭，不說話，不看任何人，走路非常困難，每天勉強排在隊裡跟着其他人一起上食堂，生活全靠別的學員幫助。

　　她是個大學生，上天安門打橫幅後被抓到北京市東城區看守所。她在看守所絕食到第十一天時，警察將她拉去上電針。

　　據說“電針”這種刑罰是在人體各個穴位插上電極，接上電線，然後通大流量的電。這是一種比電棍更可怕的酷刑。

　　剛一通上電，劉淑英就暈過去。等她醒來，腦子什麼都不知道了，記憶和知覺都喪失。

　　幾天后，她被判了勞教送到調遣處。我們這才“有幸”在調遣處見到她那副不成人樣的樣子。

　　周杰被調到二班和她在一起後，對她的狀況心痛不已，雖不知她還有沒有聽覺和思維能力，還是不死心，每天悄悄將《洪吟》背給她聽。

　　剛開始她完全沒反應，一個多月後，她突然開口說話，說的第一句是：“揭批師父是錯的！”

　　後來她告訴周杰，現在她想起來了，在調遣處她每天迷迷糊糊時警察曾讓她照着什麼書抄東西，想來肯定是揭批稿什麼的。

　　這些話馬上傳到王兆耳里。周杰立即被下集訓，然後王兆組織一幫人重新對劉淑英“幫教”。

　　這些人天天將劉淑英弄到辦公室圍攻，王兆也親自上陣，對她說：“好！這回你活過來了，你當初來時那副死人樣，我都不想要你！隊長對你夠照顧了吧？毛衣不讓織，二十三號令沒讓你背！你倒好！一活過來先耍賴！不承認自己寫過的東西！好，你活過來了是吧，活過來了先補你的學習任務！”

　　於是王兆罰她天天晚上不許睡，在樓道昏暗的燈光下抄“二十三號令”，直到凌晨三點。

　　可憐劉淑英那時剛會說話，拿筆都困難，字根本就寫不成樣，每天夜裡只能瑟縮在樓道的小凳子上，在深秋的嚴寒里發抖。

　　一個多星期後，她實在堅持不住，對王兆說，我已是個廢人，我的身體已徹底垮了，連維持人的尊嚴都困難，也沒勇氣沒能力再堅持什麼，活着也就是等死而已，你讓我寫什麼我都給你們寫，但我心裡知道揭批師父是錯的。

　　王兆聽到這話，氣得要跳起來，到底還是讓向紅等人將她弄到隊部毒打一頓，她抄着手在門口看。盛怒中，她忘了樓道里還蹲着一個人，將這一切看在眼裡。那人是十八歲的倪蓓，盜竊進來的，因和少教隊的男孩傳紙條被發現，那天晚上被罰蹲。

　　我不知後來她們是怎樣放過劉淑英的，是不是打得她說了“揭批師父是對的”才算完事。從那後，劉淑英又不說話了，短暫“復活”後，她再次成了活死人。

　　李春進二班後，打量來打量去，僅有的兩個“正常人”她看不上，其他所有已“轉化”的也讓她很不佩服；倒是從不說話的劉淑英激起她的俠義心腸，她有事沒事總照應着她，只拿她當“自己人”。　　我看到後着實將李春誇了一番，囑咐她繼續下去，最要緊的是要想辦法重新激發劉淑英的生趣。過了幾天李春向我“匯報”：沒戲，我怎麼變着法子跟她搭話她都不理，但我看她心裡還明白事兒。

　　這一天，一班人員外出“幫教”歸來，說警察告訴她們，李洪志又發表一篇新經文，叫《強制改變不了人心》，並讓她們針對這篇經文寫篇批判文章。她們說，我們沒看過經文，怎麼寫？警察說，不用看了，我解釋給你們聽吧，那意思就是說你們現在騙政府吧，使勁騙，騙完了我還要你們。於是那些“幫教”人員就真的根據警察的“解釋”各自寫了篇“思想匯報”，批判這篇經文。

　　一個有趣的現像是，鎮壓後，法輪功的海外網站統統被封，大陸法輪功學員和一般民眾根本看不見，而負責鎮壓法輪功的警察、“610辦公室”工作人員卻必定天天拜讀。網上要是有法輪功的新經文，那更得潛心“研究”，看看怎樣歪曲這些新經文，才能達到“轉化”更多人的目的。

　　“一年多來，邪惡利用其被當作工具的壞人，採用各種刑具與方式毒打與折磨大法修煉者，多人被打死、打殘、送入精神病院都沒有改變真正修煉者的堅定正念。在編造假經文、不許學員睡覺、栽贓陷害、造謠等流氓手段的威逼、欺騙、高壓下，一些學員在神志不清時被迫寫下了什麼所謂的‘不煉功’或‘悔過書’之類的東西。這都不是學員內心真實的表現，是不情願的。雖然他們有執著，一時被邪惡鑽了空子，做了一個修煉者不該做的，可是對一個修煉的人是要全面看的。我不承認這一切。當他們明白過來時，馬上會從新去做作為一個大法學員此時應該做的，同時聲明由於高壓迫害中使學員神志不清時所說所寫的一切作廢、堅定修煉。全國各地學員的聲明每天大量出現，最後一個想要通過強制和欺騙、企圖改變大法弟子正念的希望徹底地破滅了，邪惡已經再也沒有任何辦法改變大法弟子通過修煉對法真正認識與實修中本體升華後佛性體現出來的堅定的心。”

　　我雖沒看到這篇經文，但僅憑經文的題目和警察的“解釋”，以及我對警察的了解，立即就“天才”地猜出：師父一定是公開表示他不承認勞教所的一切，被迫簽下“保證”的還有修煉的機會。是的！一定是這樣！他們用這樣流氓的手段逼得這麼些人寫了“保證”，難道真的就這樣給他們毀了不成？

　　猜到這點，我第一個就想到劉淑英。應該馬上告訴她這消息！

　　之前，我曾利用去食堂跟她排在一起的機會悄悄跟她說過話，問她為什麼要這樣灰心？為什麼不振作起來？可她空洞的大眼一點反應都沒有，目無所視，我甚至不能確定她聽到我的話沒有。她的雙眼、整個生命那種連絕望都不再擁有的徹底空洞讓人不寒而?。

　　一定要將這消息告訴她！這可能是她活過來的唯一希望了。

　　怎麼才能跟她說上話？我想起手裡正織着的毛衣。我調進一班不久也像李春一樣被警察指定織單件加工的活，這時手裡正有一件未完成的。當晚我便以找李春請教技術問題為由取得進二班的許可。

　　李春的床正好在屋角。她一看我進來，便猜到我是來找劉淑英的，趕快將劉淑英拉到床邊坐着，又搬出一大堆毛衣書堆在床上指指點點做樣子，然後有意無意端個凳子坐在床頭擋着她床前的過道，把我和劉淑英與其他人隔開來。

　　我硬起頭皮悄聲對她喊：“劉淑英！我告訴你，師父出新經文了！題目是《強制改變不了人心》，師父說他不承認勞教所的一切，所有被迫寫過‘保證’的都還能修煉！真的！你還能修煉！趕快振作起來！”

　　她一動不動坐在上床床板所構成的陰影里看着我，看了半天終於費勁吐出兩個字：“真的？”她的聲音生澀又空泛，像是久不運用被鏽住了。

　　“真的！千真萬確！經文都發表了！你一聽題目就知道了：《強制改變不了人心》！這是隊長告訴外出‘幫教’的人的，絕對可靠！”

　　她又盯着我，看了良久，一個美麗的奇蹟出現在我的眼前。

　　那笑一閃即逝，卻像一個無聲的霹靂將我撼動；像是昏暗的囚室剎時放出光明，黑雲壓頂的天空露出一絲燦藍，萬年冰封的荒漠突然綻放一朵春花，喜氣洋洋，嬌艷欲滴…… 　

　九個月前，她剛從調遣處過來時，宋梅抽泣的話再次迴響耳邊：“那時她多漂亮！……。”她何止是“漂亮”，她淺淺一笑原來便可以美麗如許！

　　她終於用仍然生澀的聲音給我講了一個她一直壓在心底的秘密。原來她上次“活”過來又被王兆整治得“死”過去後，經常做惡夢，夢見她跟一些人一起在滿地膿血中痛苦地打滾，然後痛苦地死去……。　　她本來就知道“揭批師父是錯的”，這下更確定無疑，相信這夢是她無可逃脫的結局。那她還會有生趣嗎？

　　我對她說：“師父從來都讓我們‘以法為師’，沒讓我們‘以夢為師’，你相信那夢，就只有被自卑心真正毀掉！”

　　“那你說像我這樣的還能修煉嗎？我的身體已經徹底垮了。”

　　“當然能！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還沒開始修煉呢，就算跟他們一樣從頭做起又何妨？師父不是講過‘朝聞道，夕可死’的真正含義嗎？修煉人沒有身體垮了這一說，相信師父，相信法，這點事兒不是事兒！你不是還有十幾天就該回家了嗎？出去後一煉功，很快就能恢復！”

　　我們很快安排好了出去後的一切：我怎麼跟她聯繫、通過什麼方式將書給她等。她的電話號碼我不敢寫在任何地方，只能拚命記在心裡，每天複習若干遍，確保不忘記。

　　劉淑英出去後順利跟我聯繫上，我給她一套書和煉功磁帶。她恢復的速度真是驚人，臉上很快有了血色，嘴唇也紅潤艷麗，加上那美燦如花的笑容，誰也想象不出她一年前剛被送到調遣處時那副嚇人的樣子。

　　她很快在明慧網發表“嚴正聲明”，聲明在勞教所寫的東西統統作廢。聲明發表後，為免再次被抓，她毅然離家出走。我當時真沒想到，她在經受那樣可怕的迫害後，還能那麼快就下那樣大的決心。

　　從2001年元旦至2002年1月這13個月內，共有54700餘人在明慧網發表“嚴正聲明”，每天平均140多人，最多的一天470人。有的被逼着寫了“保證”的法輪功學員找不到能上網的功友，便將自己的嚴正聲明寫成大字報，署上名貼到鬧市去。　　警察天天盯着明慧網看。有人頭天剛發聲明，第二天就再次被抓。後來勞教所對期滿釋放的已“轉化”法輪功學員的“輔導期”從原來的半年延長到三年，即釋放出去後三年之內有“翻車”的，仍然罰勞教所警察錢。

　　現在明慧網每天仍能見到幾十到幾百份“嚴正聲明”。這些聲明有小學生的，有博士生導師的；有短的，有長的；有平平淡淡的，有字字泣血的。當我們看到這些似乎“千篇一律”的“嚴正聲明”，可能很難想象這些聲明背後所蘊藏的驚心動魄與生生死死。

　　進了一班，我還發現一個秘密。怪不得那麼多新來的無聲無息便被“轉化”掉，原來她們不知何時起訂了個規矩：來了就得寫“保證”，什麼時候不寫什麼時候不給睡，不管多長時間，簡單得很。我在新安所時最長的記錄是連續十三天十三夜不讓睡。據2001年7月出來的人說，後來這個記錄上升到整整一個月。

　　有一個叫馬榮的法輪功學員，在調遣處時曾在盛夏的高溫中被連續綁在床上多達五十多天，整個背部、臀部的肌肉皮膚都腐爛，放下來時胳膊不會動，路也不能走。她被綁在床上時看守她的小哨還動不動跳到她身上騎着煽她耳光。可就是這樣，她也沒屈服，這使她在調遣處“名聲大噪”，誰都認為她再遭多大罪也絕不會“ 轉化”。誰知到了這邊，她們熬她五天五夜，間或輔以毆打，主要灌輸“理論”，她就沒有“扛”過去。

　　還有一個學員，在調遣處被四五個警察踩在地上電，電流大得警察踩着她都身不由己起蹦，電完前面又像烙燒餅似翻過去電後面，電得她前胸後背全是黑圈她也沒說個“不煉”，可到了這邊同樣沒過去不讓睡覺這一關。

　　剛進一班時，由於我尚被視為未曾徹底“轉化”之列，所以“轉化”其他人員的事還不讓我干。每有新的人來，班裡的“幫教”人員輪流徹夜熬着她們不許睡覺時，我都用被子捂着頭，像鴕鳥一樣視而不見。

　　“天安門自焚”後不久，王兆被調到新成立的七大隊當大隊長，走時將一班幾個她一直“重用”的“幫教”人員也帶去。

　　原來的“幫教”人員走了，新來的管班隊長不知我的“底細”，王兆走得匆忙，似乎也沒交代，她便指定我也參加“幫教”。

　　這日勞教所又來一批新生，有兩個被分到一班，其中一個叫何江。她二十多歲，老家是甘肅，我帶她到水房洗漱時，她看我還和氣，以為我是沒“轉化”的，便問我：“你剛來時怕不怕？”我說：“不怕，你怕嗎？”她說：“怕，我怕被‘轉化’。”

　　我暗嘆一口氣。我們來時，還沒怎麼聽說過有“轉化”的，所以還沒有這種思想負擔，而現在警察從調遣處那兒就開始告訴她們：你們現在硬吧，到了勞教所那邊一樣“轉化”！比你能“扛”的有的是，你算老幾？每個新來的都被安排在已“轉化”人員的包圍中，想我第一次聽到胡秀英被“轉化”後的胡言亂語，差點驚得從椅上摔下去，她們的壓力能不大？

　　第一夜何江扛過去了，第二夜也扛過去了，但我看得出她思想上的包袱越來越重。

　　我的包袱一點也不比她輕。我知道“轉化”對法輪功學員意味着什麼。她的包袱沉甸甸壓在我的包袱上，我一點也不比她好過。

　　第三夜前半夜，該我值班。這時她的眼睛迷迷濛蒙的，似乎根本聽不見別人講話，只一言不發站在那裡堅持不“轉化”。

　　耗到半夜十二點多，班長崔瑞終於不耐煩，對我們幾個說，你們都去睡吧，把她交給我。我被調到一班剛一個星期，崔瑞也被王兆從三班調過來，從此免去食堂的苦差。去食堂幹活雖然每天可加一分，卻很累。那時崔瑞的分早就夠評獎，再加就多餘，所以她一直要求調回來，但一直沒得到允許。這次因檢舉我煉功有功，王兆才成全她，還提拔她當了一班班長。

　　我如蒙大赦走向洗手間，準備去方便好上床睡覺。三天熬下來，我也困得實在不行了，要能睡過去，便可以繼續像頭埋在沙地的鴕鳥，暫時不管獵人的槍聲。

　　樓道悄無聲息，似乎所有人都在熟睡。我剛出洗手間，便聽到一聲悽厲的慘叫劃破靜寂。

　　慘叫過後，是一記重重的悶響，然後是腳步聲、拖拉聲、凳子倒地聲、斥責聲、罵人聲……，種種聲音交織一起，亂作一團。

　　我的心沒有亂跳，全身的骨頭卻突然發軟，兩條腿險些支撐不住。究竟發生什麼事？

　　扶着牆，我拖着發軟的腿回到班裡，看見何江躺在地上，已失去知覺，周圍圍着好幾人，崔瑞正死命掐她人中，想把她弄醒。

　　那慘叫是何江發出的，接下來的悶響是她用盡全力一頭撞在牆上。

　　我從班裡出去後，崔瑞跟一班另一個新來的吸毒犯一起強迫何江貼牆“飛着”，想給她點“苦頭”吃。三天三夜還不“轉化”，崔大班長的“忍耐”已到極限。

　　“飛”了幾分鐘，何江的承受力也到了極限，即將被“轉化”的巨大恐懼讓她不顧一切做出一個決定：與其被“轉化”，不如現在就自行了斷！

　　於是她跟崔瑞要求上廁所，崔瑞同意了，跟在她身後看着她，結果她一出門就長叫一聲向牆撞去！

　　可是她沒有撞死，只是暈過去，很快就被崔瑞連掐帶踹弄醒。聞訊趕來的警察將她一通亂罵就走了，她照樣又落到崔瑞手裡。

　　她還是被迫一直站着，但那夜好歹扛了過去。到了第四晚，崔瑞說一班的人太“面”了，治不了她，將她交到二班幾個“幫教”人員手裡，請她們“友情幫教”。我進一班後一直在班裡公開反對打人，一班的“幫教”人員還真沒有打人的。有一次我找到二大隊的副大隊長談打人的事，我說，隊長總告訴我們明慧網造謠，可是勞教所有沒有打人的現象呢？結果她說，沒關係，只要一“轉化”，出去後就不會說了。馬榮遭那麼大罪，可她一“轉化”就表示勞教所的事她出去後絕不說。

　　二班“友情幫教”的人將何江弄到隊長值班室。到了後半夜，崔瑞責令我去看看她寫“保證”沒有。

　　我來到隊部。何江顯然剛挨過打，正站在那裡義正辭嚴對“幫教”人員說．“我就是想做好人才煉法輪功的，想讓我‘轉化’？‘轉化’到跟你們一樣動手打人？死也不會！”

　　我坐下來一邊織毛衣一邊看着她。她已四天四夜沒睡，前夜那一撞幾乎將她的能量耗盡，這時她的臉上除了憔悴，還是憔悴。

　　不知過了多久，我再抬頭看她，發現她臉上的神色開始有些不對勁。她聽着那些人的“幫教”，兩眼越來越迷濛，越來越迷濛，迷濛到呈現一種愚蠢的神色……。

　　不好！我在心裡拚命對她喊：“千萬別聽她們的！千萬別聽她們的！”

　　可是晚了。愚蠢的神色閃過後，她的眼睛突然放出那種我曾在趙英眼裡看過的奇怪的光，接着她一下子怪笑起來。笑完後，她“恍然大悟”地對那幾個對她大打出手的“幫教”人員說：“哎呀！原來是這樣啊！你們怎麼不早說呀！這回可把我給打醒了！太謝謝你們了！”

　　我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這是我第一次這樣明確地目睹一個人被“轉化”的一剎那。如果說悲劇是把美好的事物毀給你看，那世界上最恐怖的一幕莫過於此：天使突然變成魔鬼；一個正常的人被逼得發了瘋。

　　笑完後，她痛痛快快坐在桌子旁，要她寫什麼就寫什麼，“保證”`、“決裂”、“揭批”一氣呵成，再也不扭手扭腳。後來她很快便“後來居上”，成為一班的“幫教”能手，跟着最“老牌”的“幫教”人員天天去接見樓“幫教”那些“學習班”的人，為勞教所創造經濟效益。

　　動不動就拿菜刀砍人的崔瑞此後號稱她患了“新生恐懼症”。不管怎麼說，何江的拚死一撞把她嚇得夠嗆，她當然知道逼死人命是要負責任的。萬一真出了事，警察說不定將責任推在她身上，讓她當替死鬼。可是不把“保證”逼出來，她又脫不了干係，最起碼是睡不了覺。那時，她還不知道“上面”有“法輪功學員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口諭”，只是按常理推斷逼死人會擔責任，她能不患“新生恐懼症”嗎？每來一次新生，類似的恐怖故事便會再次上演。

　　我就這樣身不由己加入了幫凶的隊伍，看着一幕幕慘劇發生。心痛到過不去時就咬牙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它去吧”。“圓融”不過去時，我就對自己說我出去後一定要揭露這一切。　　我覺得我的人格開始分裂。在意識的深處，我時常噁心，時常恐懼着我會在哪一天因不能將這分裂的人格統一而徹底精神分裂……。

　　記不得是哪天了，可能是三月中下旬，我被告知我將提前八天釋放，作為對我“轉化”的“獎勵”。我不知這“獎勵”的依據是哪來的，可能只是“論資排輩”，按進勞教所的時間先後，輪到我了吧。春節後勞教所曾提前放了一批，跟我一起來的古華因“轉化”最早，就在那次被提前兩個多月放了出去。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不“轉化”的就被加刑，起步就是半年，這時已加了兩批，一批是從團河勞教所轉到新安勞教所來的六個特別“頑固”的男法輪功學員中率先到期的三人，還有一批是女所的，包括白蓮和李文。

　　2001年4月3日，是我在勞教所最後一天，第二天一早所有被提前釋放的開完“評獎大會”便可直接回家。

　　我什麼感覺也沒有，照樣奮力織着手裡的活，這似乎已成機械性的習慣。對我來說，幹活比“幫教”不知強多少倍，當然千方百計爭取留在班裡“勞動”。

　　入夜後，程翠將我叫到隊部。王兆被調走後，程翠又被調回來當二隊的大隊長。

　　“我回來後一直想找你談談，可惜一直沒時間。我想問你，為什麼你寫東西從來不用‘揭批’作標題？還有，我發現你用每個詞好象都推敲得很仔細，話裡有話似的，是你學理工科養成的習慣還是什麼？”

　　我感覺她一直在看我，但我沒有抬頭，只飛快地織着。最後她嘆氣道：“我看你挺聰明的，什麼都明白，我就不多說了，出去後好自為之吧！”

　　說完這些，她像要最後“考驗”我一把似地說，“你明天就要走了，今天再給勞教所做最後一次貢獻，晚上就別睡了，給我看着從石家莊來的那個王博（真名）！第一個任務是讓她先穿上勞教所的衣服！”

　　王博才十九歲，本來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因煉法輪功一直關在石家莊勞教所。那裡的法輪功學員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是勞教人員，誰也不穿勞教所的衣服。

　　4月3日那天一早警察假意找王博談話，她一出門就直接將她架到北京。她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什麼東西也沒帶，穿雙拖鞋就來了，當時她正來着例假，卻連衛生巾都沒得用。

　　我“奉命”去看守她時，她的神情已疲憊不堪。白天警察在隊部強行給她穿了很多次勞教所的衣服，穿一次她脫一次，到了半夜還是沒穿上。這時全勞教所已有984人，二大隊一張空床都沒了，所以王博只能待在隊部，等隔天我們這批被釋放的人走後再將她安排到有空床的班裡。

　　看見她消瘦的小臉，不知怎麼想起小時候看過的電影《白毛女》的插曲：“羊兒落進虎口裡，苦日子怎麼過？”

　　我一邊織毛衣一邊看着她，好幾次想暗示她到了這裡最要緊的是千萬不能聽那套歪理，她卻困得直往桌上趴。我除了說服跟我一起看她的人讓她趴會，又能幫她什麼呢？

　　熬到凌晨三點多，別說被折騰一天的她了，連我都開始犯暈。已睡了一覺的程翠精神抖擻出現在門口，一看王博還沒穿上勞教所的衣服，滿臉不高興地讓我們兩個看守的人先回班裡。

　　回到班裡剛爬上床，我就聽到辦公室那邊響起刺耳的訓斥聲和其他一些什麼聲音。十幾分鐘後程翠走過來，仍讓我倆去守着王博。

　　王博已穿上囚衣，不再脫了。猛一下離開生死與共的功友，見到的不是比狼還狠的惡警，便是已背叛信仰的“猶大”，我感到她的意志力已快到了頭。

　　天亮後，一夜未睡的王博終於按程翠的要求，身着囚服和借來的布鞋站在出早操的隊伍里，一夜未睡的我心中沒有一點即將回家的喜悅。在這地獄般可怕的黑窩裡，王博的日子可怎麼過？這才剛熬一夜，她就已經初具一年後中央電視台將她豎立為“轉化”典型、新華社發表文章時所形容的那種“面色蒼白、眼神呆滯、披頭散髮、歇斯底里”的雛型了，再熬下去她會怎樣？

　　王博被“轉化”後，幫助警察對同是法輪功學員的父親進行誘捕，將父親抓進洗腦中心。後來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播出一個名叫《從毀滅到新生──王博和她的爸爸媽媽》的節目，說王博一家在黨和政府“春風化雨”般的“關懷、教育、挽救”下“ 獲得了新生”並“闔家團聚”。王博的父親王新中（真名）從洗腦班逃出來後，在明慧網公開發表文章揭露中央台的造假內幕。文章說電視台的節目完全是捏造的，當時只是為了拍電視才將他們一家三人弄到一起，拍完節目後一家人立即被分開，王博的母親留在勞教所，他和王博仍送回洗腦中心。一家人見面時王博曾對他說：“爸爸，我在勞教所極其痛苦。他們把我綁架到北京新安勞教所，在途中的火車上，我差點跳車，我不知道我在後面遇到的迫害是否能承受過去。到北京新安勞教所，他們用24小時每天都不讓睡覺的辦法，連續6天不讓睡覺，灌輸顛倒黑白的謊言，看歪曲法輪功的錄像，強制洗腦。用那裡警察的話說：我們就是用對付間諜的辦法使你精神崩潰！”“爸爸你知道我是怎麼過來的嗎？被轉化後，內心的矛盾，精神的壓抑，生不如死，有時我感覺像60多歲的人，在我精神當中死過好幾次了……。”

　　王新中發表文章後再度被抓，至今下落不明、生死難卜；而王博雖然被當作“轉化典型”得到黨的“關懷”，於2002年9月復學，但一個月後又被送到河北省洗腦中心關押，到2003年春節時仍走到哪裡都有警察和“610辦公室”的人“陪同”。

　　帶着一夜未睡的昏沉，我跟着“一、二、一”的口令在王博身邊走着。我心裡沒有喜悅，沒有輕鬆，沒有解脫，只有一種再多待一天我也一定會瘋掉的真切感。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為什麼當警察將高壓電棍放着電伸到我鼻子下面划來划去時我能鎮定到連眼也不眨一下，而聽到何江撞牆前的慘叫卻會被嚇得骨頭髮軟——只因把她逼到這個份上也有我的一份……。

　　吃過早飯，將在那天被釋放的人被警察押着到陰潮的平房取回自己的行李，然後坐上大客車和一些選出來的勞教人員“代表”，一起來到“鳥語花香”的團河男子勞教所參加“評獎大會”。

　　為什麼要到這邊來開“評獎大會”呢？因為這裡的草地養着一些溫順地吃着嫩草的小兔子，拍攝起來像療養勝地，能充分體現黨對法輪功學員“無微不至”的“人道主義關懷”。

　　開會的議程我統統忘了，昏頭昏腦始終覺得像做夢。開完會，我們被帶到大門口的一座小樓，小樓旁的地上一字擺開的袋子裡裝着家屬給我們送來的衣服。

　　我們各自找到寫有自己名字的袋子，然後被帶到一個房間換裝。我脫下穿了一年的勞教人員“行頭”，摘掉胸前貼有照片、寫有我的名字的勞教人員胸卡，“刷刷”兩把正要撕掉，轉念卻把它留了下來，裝進衣兜。這不是我曾經受過迫害的有力證據嗎？

　　換好衣服，最後一次在警察的口令下排隊走向大門。沉重的電動門徐徐打開，馬路對面一大堆人正伸長脖子往這邊張望，我一眼就認出手持鮮花的先生和他身邊的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