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一夜暴富 经商一败涂地

　　现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异议人士的各种聚会上，也很少看见柴玲的影子。因为，那里没有什麽油水，她不再感兴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来，柴玲唯一的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王丹举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发福了不少，与1989年时的纤细女生判若两人。民运圈更盛传柴玲刚做了母亲，但柴玲对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但没有毕业。在那里，她对朋友说：“中国男人特没劲”，并发誓不再跟中国男人上床。于是，就开始与她在国内时就结婚的丈夫封丛德闹离婚。此时，同样是当年学生领袖的封丛德，深知这个名人太太背后已有美国男人撑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兴”地让出太太，双方谈好价格后，封丛德拿钱走人完事。此后，封丛德还“很有风度”地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为前妻柴玲在天安门运动中的角色“辩护”，儘管柴玲本人对此早已不屑一顾。

　　后来，柴玲凭自己的名声和美国男人的支持，转往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获得一间顾问公司的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比她大十岁的马丁（Maginn）。两人于1998年开设网路公司“珍查巴尔”（Jenzabar），其主要业务是製作学校用的行政管理软体，供学生登记学科和检查课外作业之用。

　　网上服务推出后，珍查巴尔公司曾经同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些学院签订协定，试图以此形成付费查询的商业模式。但实际结果是，的确有学生曾经使用他们的服务查询相关资讯，但没人付款。这本来已是十分危险的商业信号，但毫无经商经验的柴玲夫妇，当时仍雄心勃勃，策划花费钜资将公司“上市”。后来，适逢美国纳斯达克出现泡沫，上市计画终于告吹。

　　由于公司成立后费用甚巨，且一直没有收益，所以公司财政陷入拮据。据后来的法院资料显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严重财务危机，但柴玲他们向出资股东隐瞒这一事实，并出据虚假财务报告，继续招股引资。

　　其后，包括首席财务长在内的一些珍查巴尔公司高级主管向法院举报控诉，指柴玲与其丈夫开设的网路公司，做假帐误导小投资者，并且欺骗美国联邦税务局。

　　柴玲的丈夫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个前合伙人和州财务长的竞选失败者。他们经营的珍查巴尔公司在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曾宣称，珍查巴尔公司获得“历史性”的财务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尔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将是该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导却披露了珍查巴尔公司“保密的事情”，——当珍查巴尔公司在大众面前创造好形象时，它的主要出资者和融资来源，正试图解雇公司的经营者柴玲和马丁，原因是珍查巴尔公司没有履行贷款协议。根据法院档桉显示，“珍查巴尔”主要股东是康州的一间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苏斯伙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该股份公司当时正在推动出售珍查巴尔公司。其实，当年三月起诉柴玲，只是珍查巴尔遭遇的一系列起诉桉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财务长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级主管已经在起诉珍查巴尔公司，他们控告柴玲和马丁进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适和非法的行径。柴玲代表珍查巴尔公司否认这些控告，并且“花钱解决”了一些争议。

　　美国媒体报导称，珍查巴尔公司对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财务长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还试图用一个“和解方桉”来敲诈勒索柴玲，企图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尔公司还採取了“特别措施”解决与佩加苏斯伙伴公司的纠纷。珍查巴尔公司说服法官，在“特殊情况下（柴玲是着名政治领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并且成功地撤销了起诉。

　　据后来美国中文媒体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况”，就是她从美国国会和“政治名人”那里获得的一系列文件。透过这些重要人物写的求情信、推荐书和辩护词，来证明柴玲是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政治英雄，为了“民主自由”和美国国家利益，法庭应立即撤诉。

　　但是，佩加苏斯伙伴公司并没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随即移师到特拉华州，继续起诉柴玲。佩加苏斯伙伴公司的起诉书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尔公司没能归还它应当归还的2500万美元贷款，以后升高到3700万美元。这种违约可以让佩加苏斯伙伴公司重新选择公司的董事会，这意味着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诉书中，谴责佩加苏斯伙伴公司进行了失败的“倒阁行动” ，还指控对方阻碍她找到新的融资。虽然在法庭上双方均表示同意解决分歧，但是双方官司仍然继续。

　　柴玲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天安门事件后，批评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与她的强硬战术不一致。现在她的批评者对她的公司经历进行了同样的批评。同时，柴玲仍在媒体上到处宣扬她从“天安门英雄”转变成“美国企业家”的经历。2003年六月，柴玲对一家杂志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个美国梦，我将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对此，美国媒体讽刺说，对于柴玲来说，把现实和梦境分开总是最困难的事情。

　　前几年，有海外中文媒体报导，曾担任天安门广场学生总指挥的柴玲，低调访问香港，并且四出访友。据悉，柴玲来香港的目的并非搞民运活动，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经，为稍后她本人计画到上海开展环保事业铺路。另一报导说，近年柴玲在美国开设的网路公司官司缠身，而且财务状况一团乱糟，所以她异想天开“另谋出路”，计画到上海开展环保事业。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对柴玲的通缉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个通缉犯之一），因此人们不明白她为何有返回大陆发展事业的想法，难道这又是她现实和梦境“难捨难分”的新趋势？抑或是另一个“宏伟的”空想计画？

　　这是柴玲近年来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影踪。此后，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众面前彻底销声匿迹了，就像一颗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彗星。

　　梦想一夜暴富 经商一败涂地

　　现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异议人士的各种聚会上，也很少看见柴玲的影子。因为，那里没有什麽油水，她不再感兴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来，柴玲唯一的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王丹举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发福了不少，与1989年时的纤细女生判若两人。民运圈更盛传柴玲刚做了母亲，但柴玲对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但没有毕业。在那里，她对朋友说：“中国男人特没劲”，并发誓不再跟中国男人上床。于是，就开始与她在国内时就结婚的丈夫封丛德闹离婚。此时，同样是当年学生领袖的封丛德，深知这个名人太太背后已有美国男人撑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兴”地让出太太，双方谈好价格后，封丛德拿钱走人完事。此后，封丛德还“很有风度”地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为前妻柴玲在天安门运动中的角色“辩护”，儘管柴玲本人对此早已不屑一顾。

　　后来，柴玲凭自己的名声和美国男人的支持，转往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她获得一间顾问公司的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比她大十岁的马丁（Maginn）。两人于1998年开设网路公司“珍查巴尔”（Jenzabar），其主要业务是製作学校用的行政管理软体，供学生登记学科和检查课外作业之用。

　　网上服务推出后，珍查巴尔公司曾经同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些学院签订协定，试图以此形成付费查询的商业模式。但实际结果是，的确有学生曾经使用他们的服务查询相关资讯，但没人付款。这本来已是十分危险的商业信号，但毫无经商经验的柴玲夫妇，当时仍雄心勃勃，策划花费钜资将公司“上市”。后来，适逢美国纳斯达克出现泡沫，上市计画终于告吹。

　　由于公司成立后费用甚巨，且一直没有收益，所以公司财政陷入拮据。据后来的法院资料显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严重财务危机，但柴玲他们向出资股东隐瞒这一事实，并出据虚假财务报告，继续招股引资。

　　其后，包括首席财务长在内的一些珍查巴尔公司高级主管向法院举报控诉，指柴玲与其丈夫开设的网路公司，做假帐误导小投资者，并且欺骗美国联邦税务局。

　　柴玲的丈夫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个前合伙人和州财务长的竞选失败者。他们经营的珍查巴尔公司在之前的一个记者会上曾宣称，珍查巴尔公司获得“历史性”的财务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尔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将是该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报导却披露了珍查巴尔公司“保密的事情”，——当珍查巴尔公司在大众面前创造好形象时，它的主要出资者和融资来源，正试图解雇公司的经营者柴玲和马丁，原因是珍查巴尔公司没有履行贷款协议。根据法院档桉显示，“珍查巴尔”主要股东是康州的一间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苏斯伙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该股份公司当时正在推动出售珍查巴尔公司。其实，当年三月起诉柴玲，只是珍查巴尔遭遇的一系列起诉桉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财务长在内的五位公司高级主管已经在起诉珍查巴尔公司，他们控告柴玲和马丁进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适和非法的行径。柴玲代表珍查巴尔公司否认这些控告，并且“花钱解决”了一些争议。

　　美国媒体报导称，珍查巴尔公司对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财务长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还试图用一个“和解方桉”来敲诈勒索柴玲，企图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尔公司还採取了“特别措施”解决与佩加苏斯伙伴公司的纠纷。珍查巴尔公司说服法官，在“特殊情况下（柴玲是着名政治领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并且成功地撤销了起诉。

　　据后来美国中文媒体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况”，就是她从美国国会和“政治名人”那里获得的一系列文件。透过这些重要人物写的求情信、推荐书和辩护词，来证明柴玲是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政治英雄，为了“民主自由”和美国国家利益，法庭应立即撤诉。

　　但是，佩加苏斯伙伴公司并没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随即移师到特拉华州，继续起诉柴玲。佩加苏斯伙伴公司的起诉书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尔公司没能归还它应当归还的2500万美元贷款，以后升高到3700万美元。这种违约可以让佩加苏斯伙伴公司重新选择公司的董事会，这意味着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诉书中，谴责佩加苏斯伙伴公司进行了失败的“倒阁行动” ，还指控对方阻碍她找到新的融资。虽然在法庭上双方均表示同意解决分歧，但是双方官司仍然继续。

　　柴玲分不清现实和梦境

　　天安门事件后，批评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与她的强硬战术不一致。现在她的批评者对她的公司经历进行了同样的批评。同时，柴玲仍在媒体上到处宣扬她从“天安门英雄”转变成“美国企业家”的经历。2003年六月，柴玲对一家杂志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个美国梦，我将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对此，美国媒体讽刺说，对于柴玲来说，把现实和梦境分开总是最困难的事情。

　　前几年，有海外中文媒体报导，曾担任天安门广场学生总指挥的柴玲，低调访问香港，并且四出访友。据悉，柴玲来香港的目的并非搞民运活动，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经，为稍后她本人计画到上海开展环保事业铺路。另一报导说，近年柴玲在美国开设的网路公司官司缠身，而且财务状况一团乱糟，所以她异想天开“另谋出路”，计画到上海开展环保事业。不过，由于中国政府对柴玲的通缉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个通缉犯之一），因此人们不明白她为何有返回大陆发展事业的想法，难道这又是她现实和梦境“难捨难分”的新趋势？抑或是另一个“宏伟的”空想计画？

　　这是柴玲近年来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上的影踪。此后，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众面前彻底销声匿迹了，就像一颗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彗星。

　　这时，瘦小的柴玲愤怒地从人群中站起来，象当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样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学生们继续“勇敢战斗”。她最后指责，凡是主张撤退的，就是软弱投降。柴玲的话引发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在年轻冲动的学生们心中重新激起波澜。结果，在第三轮表决时，情况急转直下，柴玲获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并由此获得了对学生运动的实际掌控。从此以后，柴玲提倡的这种非理性的“街头运动”模式，开始在广场上扩散开来。

　　就这样，这场群众运动逐渐失去理性，并形成民粹式的街头运动式的“极端主义的比赛”――谁更偏激谁就更正确。“极端、激进和非理性”，从此成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屡试不爽，直到把她变成与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齐名的最着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这种偏激和鲁莽，使当年本来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和平进阶的天安门运动，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一场极端和暴力的流血冲突。

　　历史镜头曝光 领袖成为祸首

　　1995年，美国着名专栏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称，多年来，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经变得模煳不清，柴玲当年的盟友责备她和其他学生领袖，为了自己出名和夺取权力而故意以“牺牲他人”，导致六四变成流血冲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门》为题的记录片，则用历史镜头真实地揭示了柴玲当时的言行。该记录片显示，柴玲在北京一间旅馆客房里接受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採访，她当时对着镜头说：“学生们不断地问我，下一步应该做什麽？我们可以达到什麽目标？我感到很哀伤，因为我怎麽能告诉他们：我们实际上希望血战，希望政府宰杀人民。因为只有天安门血流成河，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睛。”

　　记录片中的这段情节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柴玲因此被指责成导致“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柴玲稍后以“读者”名义向媒体投书，为自己辩解，声称，儘管她对“六四”悲剧负有实际责任，但她没有故意伤害自己同学的动机；她之所以被历史推到这样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当时的大环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识和理性思维明显不足，是造成血冲突和历史错误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过去数年之后，海外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始对六四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现才被媒体披露出来，并引发舆论的极大物议，而柴玲本人的辩白，则显得不诚恳、缺乏忏悔意识，更像是把个人应当担承的责任推卸给历史。

　　“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该年4月25日，台湾《联合报》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为题，报导了纪录片《天安门》的内容。这篇报道的标题，一针见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当年在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其时又没有其他学生领袖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麽“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麽的”。

　　此段访谈的历史镜头一经曝光，柴玲的“流血论”立时在海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引发了对柴玲当年动机的极大质疑。面对质疑的声浪，当事人辩称，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试图以此为柴玲的言行开脱。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开脱是不能推卸责任的。有论者云：将别人往死里推，而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麽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简直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

　　诗人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这句诗简直就是一句谶语，为柴玲之流的“英雄”们画出了绝好的画像。当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流血的时候，柴玲们却悄然离去，以“领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坚的国土，还振振有辞地宣称流血能够擦亮中国人的眼睛，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看到影片中的这段访谈，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试想，如果当时及时公佈柴玲的这段谈话，或者西方舆论当时就对柴玲提出批评，对那些疯狂的非理性和极端主义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或许就可促使人们觉悟，并可能促进中国局势的安定，避免一场流血冲突的悲剧。现在，六四事件已事过境迁。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愈来愈多的国际舆论，看到了当时的错误和某些人的伪善面目。而柴玲随即从一个西方媒体製造的“英雄”，翻云覆雨地变成了西方媒体笔下的罪魁祸首，成了一颗迅速闪亮、划过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此时，学生们觉得继续在天安门广场静坐会影响国家形象和中苏两国回暖的外交。那天夜里，集聚在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开始表决“要不要停止静坐示威”。两轮表决后，多数学生领袖认为，应以大局为重，“民主运动应循序渐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民主运动不应破坏国家利益”，所以大多数学生领袖同意撤离天安门广场。

　　这时，瘦小的柴玲愤怒地从人群中站起来，象当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样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号召学生们继续“勇敢战斗”。她最后指责，凡是主张撤退的，就是软弱投降。柴玲的话引发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在年轻冲动的学生们心中重新激起波澜。结果，在第三轮表决时，情况急转直下，柴玲获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并由此获得了对学生运动的实际掌控。从此以后，柴玲提倡的这种非理性的“街头运动”模式，开始在广场上扩散开来。

　　就这样，这场群众运动逐渐失去理性，并形成民粹式的街头运动式的“极端主义的比赛”――谁更偏激谁就更正确。“极端、激进和非理性”，从此成为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屡试不爽，直到把她变成与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齐名的最着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这种偏激和鲁莽，使当年本来可以促进中国民主和平进阶的天安门运动，不可避免地转化成一场极端和暴力的流血冲突。

　　历史镜头曝光 领袖成为祸首

　　1995年，美国着名专栏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称，多年来，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经变得模煳不清，柴玲当年的盟友责备她和其他学生领袖，为了自己出名和夺取权力而故意以“牺牲他人”，导致六四变成流血冲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门》为题的记录片，则用历史镜头真实地揭示了柴玲当时的言行。该记录片显示，柴玲在北京一间旅馆客房里接受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採访，她当时对着镜头说：“学生们不断地问我，下一步应该做什麽？我们可以达到什麽目标？我感到很哀伤，因为我怎麽能告诉他们：我们实际上希望血战，希望政府宰杀人民。因为只有天安门血流成河，中国人才会睁开眼睛。”

　　记录片中的这段情节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柴玲因此被指责成导致“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柴玲稍后以“读者”名义向媒体投书，为自己辩解，声称，儘管她对“六四”悲剧负有实际责任，但她没有故意伤害自己同学的动机；她之所以被历史推到这样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当时的大环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识和理性思维明显不足，是造成血冲突和历史错误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过去数年之后，海外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开始对六四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现才被媒体披露出来，并引发舆论的极大物议，而柴玲本人的辩白，则显得不诚恳、缺乏忏悔意识，更像是把个人应当担承的责任推卸给历史。

　　“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该年4月25日，台湾《联合报》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为题，报导了纪录片《天安门》的内容。这篇报道的标题，一针见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当年在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其时又没有其他学生领袖在场，于是和盘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对记者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学生们去争取什麽“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坚持吗？”柴玲厚颜道：“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麽的”。

　　此段访谈的历史镜头一经曝光，柴玲的“流血论”立时在海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引发了对柴玲当年动机的极大质疑。面对质疑的声浪，当事人辩称，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说话的逻辑性”，试图以此为柴玲的言行开脱。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开脱是不能推卸责任的。有论者云：将别人往死里推，而自己逃之夭夭，这算得什麽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简直是杀众人以成一己私利。

　　诗人北岛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回头去看，这句诗简直就是一句谶语，为柴玲之流的“英雄”们画出了绝好的画像。当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流血的时候，柴玲们却悄然离去，以“领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坚的国土，还振振有辞地宣称流血能够擦亮中国人的眼睛，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学生们看到影片中的这段访谈，心里会是怎样的滋味？

　　试想，如果当时及时公佈柴玲的这段谈话，或者西方舆论当时就对柴玲提出批评，对那些疯狂的非理性和极端主义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或许就可促使人们觉悟，并可能促进中国局势的安定，避免一场流血冲突的悲剧。现在，六四事件已事过境迁。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愈来愈多的国际舆论，看到了当时的错误和某些人的伪善面目。而柴玲随即从一个西方媒体製造的“英雄”，翻云覆雨地变成了西方媒体笔下的罪魁祸首，成了一颗迅速闪亮、划过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