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我祖父沈仰放的詩詞。祖父原名沈曾蔭，因為生日與陸游相同，一生仰慕放翁詩詞人品，故改名沈仰放。爺爺一歲喪母，15歲父親命喪京師庚子拳亂。幼兒時跟隨祖父鶴子公在蓬溪煙波樓生活。被後母帶到北京投奔時任大理寺右丞的外公徐質夫。廢科舉後，祖父於光緒末年23歲考入法部舉敘司正六品主事。建國後，祖父本不願介入政治，但1960年困難時期，一輩子養尊處優的爺爺餓得受不了，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在北大（擔任學監，即教務長）時給你捐過大洋，現在飢餓難挨，請予以幫助。後來就被聘為北京文史館館員。這些館員多是前清遺老，1885年出生的祖父在文史館只是個小弟弟。他每周二，四上午上班，月工資56塊，工作就是座談自己在清朝的親身經歷，或外出參觀遊覽，春踏青，夏郊遊，秋賞菊，冬觀雪，然後公款請他們吃午飯，吃遍北京老字號。要知道，當時除了國宴是沒有公款吃喝的，共產黨對這些前清遺老確實很優待。我1963年考上大學後，周末都在祖父家過，經常在他書桌上看祖父寫毛筆字，作詩詞。見過他參觀北京郊區人民公社後寫的詩詞，問他為什麼寫這些題目。爺爺告訴我，北京文史館組織參觀人民公社後吃午飯，要求每人寫詩一首。為了對得起這頓午飯，算是交作業，乃應付交差之作，對公社這樣的新鮮名詞他並沒有什麼認識和感覺，看見什麼寫什麼就是。

民國文人和前清文人的區別說到底是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化所致。辛亥清廷退位後，文人官員失去了俸祿，地位，政治上被欺壓，生活上被兵匪官盤剝，自然是一肚子怨恨。而革命黨憑藉槍桿子巧取豪奪，大發橫財，攛掇阿Q”同去，同去” 革命，革了尼姑庵宣德爐的命，鄉下暴民到城裡搶了棉門帘去賣，山大王進駐了縣衙，天不冷就穿上皮袍子。以我家為例，我六世祖三兄弟咸豐年間同登進士榜，從皖南入蜀做官，在成都玉沙街“鑿池築亭”修建祖宅檉園。辛亥兵亂被亂黨反賊，土匪暴民搶掠焚毀，自然對民國有仇。祖父曾寫過一首七絕“王謝堂前舊巷迷，故人恩義總淒淒。斜陽古樹群鴉噪，過此高飛不肯棲。”後來國軍盜挖乾隆，慈禧陵墓，慈禧的夜明珠和乾隆的寶劍到了宋美齡和蔣介石手裡，前清遺老自然會對國民黨恨之入骨，卻也無可奈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統治，遺老們覺得為他們報了仇，自然對共產黨有好感。所以1949年後愛新覺羅家族幾乎全都留在北京，只有恭親王孫溥儒被徐悲鴻威脅嚇跑到台灣。宋美齡要拜他為師學畫，溥儒說：“亡國之臣，不事新主，愧對祖宗。”而民國文人張大千則獻媚邀寵，主動跑去教宋美齡畫畫，這就是民國文人和前清文人的區別。而農民出身的齊白石則更無節操，國共兩邊誰得勢拍誰馬屁。1946年蔣介石六四大壽，齊白石畫了一幅鷹，提對聯：人生長壽，天下太平。1953年毛澤東六十大壽，他又畫了一隻鷹獻給自己湘潭老鄉，抄了鄧石如的對聯，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還抄錯了，把天寫成雲。鷹者，大英雄也。看來民國時期文人也沒什麼骨氣。

至於張伯駒對我祖父寫人民公社的詩作頗有微詞，一點也不奇怪。首先要說明，我敬佩張伯駒的人品才華，只分析他鄙視祖父詩的原因。張是袁項城的表侄，靠其庇蔭名利雙收，不用攻讀功名就為官上位，富甲一方，位列民國四公子之一。而袁項城前有戊戌變法背叛光緒，賣主求榮，是為不忠，後有洪憲稱帝，謀朝篡位，是為不義，自然被前清文人看不起。而他們都是十年寒窗，從秀才，舉人，進士，不說滿腹經綸，也是學富五車，憑本事才華，一路過關斬將把名字刻上國子監翰林院舉人榜石碑上，自然也看不起靠盤剝他們財富闊起來的民國暴發戶。一句話，前清文人是祖上財產不斷少下去的破落戶，民國文人是靠巧取豪奪不斷闊起來的暴發戶後代，再加上文人相輕，互相鄙視，在所難免。而共產黨先把張伯駒打成右派，1967年又打成反革命，完全沒有了收入，靠親友接濟生存。若不是他為陳毅寫的輓聯被毛澤東看見，恐怕永無出頭之日。他當然會鄙視歌頌共產黨的詩作。

現在有些人，罵郭沫若沒骨氣，罵中國知識分子斷了脊梁骨，唯唯諾諾，看國人都是奴才，沒膽量揭竿而起推翻暴政，都是苟且偷生之輩。一冰還說，國內文人都被共產黨收拾成廢物。唯有他們隔着太平洋，沒有一點兒風險罵共產黨才是英雄豪傑。我不想爭論，沒有必要，中國近代文人明星閃耀，不是幾個土鱉能掩蓋得住的。他們從小在窮山惡水潑婦刁民中長大，從沒見過文人，又怎知其風骨，不過是出於羨慕嫉妒謾罵而已。有些人清宮戲看多了，看見官員在皇上面前跪在地上高呼萬歲，就說是太監，奴才。其實，他們的祖上連給皇上磕頭的資格都沒有，如今為了改換門庭，只好挑個古代名人認祖宗，姓劉就是劉邦後代，姓李就是李世民傳人。實在挨不上皇帝姓，攀上孔夫子，包大人也將就。想到自己祖上也享受過百官跪拜，萬民敬仰，自己也不由得意地在心裡叫別人一聲奴才。

現在海外華人的反共先鋒主體並非深受共產黨迫害的國民黨高官富賈，名流學者之後，而是跟着共產黨鬧革命的黨在農村的階級依靠力量貧下中農子女。他們仗着出身好和黨的階級出身政策，上大學，跳農門，參軍入黨，轉業留城，升官發財，光宗耀祖，改換門庭，吃足了共產黨階級政策的紅利。萬維反共明星“男人妞”和他的跟班就是吃上“國家糧”的農村娃。1964年毛澤東要給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科研以及事業單位“摻沙子”，派去大量轉業農村兵，文革批鬥迫害死教授名流都是他們幹的。那個楊繼繩就是靠貧農出身分配到新華社，文革初批鬥的幾個高級記者自殺身亡。然而，出了國，看見反共能讓他們發財致富，揚名立萬，就反戈一擊，調轉矛頭攻擊自己階級的政黨。當年為了“六四綠卡”鬧得最凶的幾乎都是國家公派，三輩貧農，共產黨員，轉業軍人，政府官員。他們爭先恐後到中國領館前遊行，然後以被領館拍照，回國要被迫害唯由申請政治避難留美國。

評價歷史人物，要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用當時的標準，不應當用現在的眼光衡量古人。中國傳統文人遵循孔子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誨，心中都有一個太平盛世的夢想。自從推翻了皇帝，中國就陷入了軍閥割據混戰，外敵入侵，兵燹匪患，四十年無寧日，而五十年代初，中國國內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和平穩定，祖父有了“白頭逢盛世”的感覺，寫一些詩詞歌頌也是發自內心的。古代以“忠君愛國” 的仁人志士為楷模，不能說忠君就是奴性。鄧世昌，聶士成是抵禦外敵的民族英雄，不能因為他們忠於朝廷就說他們是皇上的奴才。他們忠的是江山社稷，國家民族。如果說當年忠君愛國是奴才，和美國黑命貴說美國開國元勛蓄奴就要砸雕像，改命名，又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