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胡平：追求权力的民运理论家 如果说王丹因爲其六四经历得天独厚地成爲海外民运的标志性人物、王军涛因爲其六四“幕后黑手”的身份成爲海外民运的佼佼者，尚可以爲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在六四事件中未有寸功、甚至没有参与过天安门运动的胡平，自誉爲“民运理论家”，并且热衷于夺取海外民运的领导权、主导权，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正是这个人，却掀起海外民运的权力之争，并且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在民运圈子里成了一个内斗专家。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他自封为子虚乌有的“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还到处自称是“哲学博士”。据知情者称，其实胡平并未在美国获得任何学位；他在美国二十多年，连英文都不会说，遑论获得什么博士学位。在海外民运的主要领袖中，胡平并没有真正参与过六四运动。以他的精明算计，他绝不会冒着被抓的危险，贸然回国参加广场运动或者上街游行。胡平的功劳只是呆在家里写写宏篇大论，并以此自誉为“民运理论家”，而这也正是被民运圈子里的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地方。 胡平的面相不佳，尖嘴猴腮，一副鼠相。也许正是因为这副长相让他觉得自惭形秽，所以他很少现身“街头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缺席民运幕后的重大策划。很多民运圈内的人士对胡平的印象是，心理阴暗，嫉妒成姓，为人狠毒。还有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名字就不对劲！‘胡评’，怎麽可能正确呢？”然而，这样实有所指的玩笑，却并不能阻碍胡平自认为“正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绝大讲民主、人权的胡平，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十足的暴君。据他身边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里脾气极坏，经常大发雷霆，毒打他的妻子，还对儿女施以家庭暴力。有一次，他脾气发作起来，竟双手掀起书桌上的一块大玻璃，噼头盖脸地砸在他太太的头上。后来，他太太不仅身体被他打成残疾，脑子也出了问题，出现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从胡平成为《中国之春》主编、握有发稿权后，很多年轻貌美的女人找上门来，希望他帮助“改稿”。其中有一个没有工作、并想当作家的女崇拜者，与胡平改来改去改到床上，这个女人就是胡平的现任太太王艾。当时，即使胡平的前妻愿意忍气吞声，胡平也已不满足于与王艾的“业馀夫妻”状态。据胡平的朋友说，胡平在逼迫其前妻离婚的过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经四处哭诉，请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给他们母子留一条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与之离婚的过程中，胡平採取极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费，除非她答应离婚并立即走人。后来，当这个可怜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顿街头，被其家人找到时，她正靠乞讨和向黑人及流浪汉卖淫维生。但这并没有使胡平心慈手软，他继续胁迫其家人，直到完成离婚并娶到王艾为止。胡平的一些朋友耳闻目睹此事的经过，无不为之心寒。 内斗专家 导致民运两次重大分裂 胡平的多年好友、民运人士曹长青，在其《怎样面对裸体皇帝》一文中披露，海外民运两次较大的分裂事件，胡平都参与其中并且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一次分裂是在1989年初，胡平任职“民联”主席之时。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主要创办人王炳章的民联常委职务。起因是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将被上海警方释放的民运学生杨巍捎带私人信件和资料，此举被认为是上海警方推迟释放杨巍两小时的原因。王炳章最后同意请假（自请停职）一年，以缓和冲突，避免分裂。 即使王炳章的“错误”并不是支援中共这类性质的问题，但心胸狭隘的胡平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毫不留情，坚持弹劾王炳章，后来又开除了他的“民联”盟籍。这种赶尽杀绝之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组织。当时的美国各大华文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导，稍后北京就开始了八九民运，而“民联”却由于内斗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发生于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併会议。刚从国内出来不久的王若望已报名竞选主席，因不满徐邦泰会前许诺当他的副手、但在会上临时又变卦竞选主席，并有用“假代表”拉票的现象，王若望当场宣佈退出竞选，引起会场骚乱。当时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已经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着这两个组织的合併失败，对海外民运命运攸关。在这种“坏”的局面下，与王若望同时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没有按照他自己“见坏就上”的理论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于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也退出竞选。此擧导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愤然退场，合併会开成了分裂会。这使海外民运从此分裂瓦解，一蹶不振。 如果说王若望刚到海外，对民运组织分裂的严重后果还不是很瞭解，他退出竞选还情有可原的话，而胡平作为已在美国多年、担任过两届民联主席、而且十分瞭解分裂对民运会造成严重损失、并专门研究民运策略，提出“见坏就上”理论的重量级人物，他的退选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这两次让海外民运伤了元气的重大分裂，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胡平都负有责任。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在第一次他就没有“见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没有“见坏就上”。但时至今日，对这两次民运分裂事件中他应负的责任，深深涉足其中的胡平不仅没有一个字的反省，反而不遗馀力地指责有百万民众参与的天安门运动如何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个逻辑是极其荒谬可笑的。 心胸狭隘 容不下言论自由和正常批评 与胡平相处多年，曹长青对自己这位当年好友的了解，可谓知之入骨。在曹长青眼中，胡平是一个心胸狭隘、容不下不同意见和正常批评的人，这与他所鼓吹的“言论自由”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这一点，曹长青曾有过毫不留情地公开披露和严厉批评。曹长青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权力梦对人的侵蚀》中指称，胡平以前曾亲口表示讚赏曹的很多文章，但自从曹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批评了他的几个观点之后，胡平就恼羞成怒，给曹长青打了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胡平这种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曹长青的意料之外，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针对他的文章，胡平竟写了几万字的文章予以驳斥，由此，曹长青感到自己的这位老友“完全容不下一点言论自由和正常批评。” 曹长青在上述文章中指称，胡平在两万多字的回应文章中，刻意回避了他们之间争论的主要原则内容，而是以影射的方式大谈“文革、红卫兵、大字报”，以此来指责曹长青之文的形式和语言风格。在曹长青看来，胡平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想回避他在民运理论探讨上的偏误，更不想承认他在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希图以此来保持他“一贯正确”的形象。而胡平的这种作爲，也让曹长青看透了他的用心。 曹长青在文章中指称，胡平为了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断批评“民主牆”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进、不策略；还不断地撰文指责六四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人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称他们要为天安门的流血负责。在曹长青看来，胡平的这些指责和批评，无非是透过摆出中国大陆两次重要民主运动代表人物存在的缺陷，标榜自己作爲一向研究策略、懂韬略的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的正确，从而增加其将来出任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资本。应当说，曹长青是了解胡平的，他的批评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胡平不择手段追逐海外民运领导权的要害。 胡曹二人的这场争拗，看上去是文字之争、意气之争，但实际上却暴露出山头林立的海外民运之间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显露出海外民运向何处去的问题。曹长青在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海外民运的某些领导者，被‘权力梦’腐蚀了。还没有获得政权，却被那个要当统治者的权力欲望，腐蚀得失去理想和原则。从胡平近年来的一些偏离自由主义理念的言行和强烈的功利意识，可以看出这种‘权力梦’的严重腐蚀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运的其他领导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义，而是以功利意识和‘权力梦’作为民运的主要动力，那么这场民运将很难有前途。”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曹长青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击中了海外民运目前存在的要害问题。而海外民运目前出现的种种状况，也从不同的角度为曹长青的这个结论提供了佐证。 曹长青的文章爲什么激怒了胡平？ 曹长青这篇题爲《权力梦对人的侵蚀》的文章，是一篇奇文。它之所以激怒了胡平，究其实，在于它榨出了胡平“皮袍下藏着的小”。而以多年好友的身份，曹长青对于胡平的了解，可以説是见骨见血。文革中人们互相攻讦的时候曾经经常引用苏俄领袖列宁的这样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曹长青对胡平的批评恰恰是这句话的实战应用，这就难怪胡平会对曹长青大动干戈、大加挞伐。 曹长青的这篇文章究竟为何激怒了胡平这位“民运理论家”呢？这篇题爲《权力梦对人的侵蚀》的文章分爲十五个部分，共计13000多字，从胡平的种种言行入手，抽丝剥茧地揭示了胡平梦想攫取海外民运领导权、主导权的事实。虽然这篇文章并非逻辑严谨、鞭辟入里，但也算得上是一篇极具杀伤力的“雄文”，难怪此文一出，会惹得胡平大发雷霆，毕竟被人揭疮疤、揭老底是很痛也很难堪的一件事情。 以下概述曹长青此文的主要内容，全文详见本书附录一。 其一，对魏京生如何评价，是曹胡争拗的主要分歧之一。 众人、所周知，魏京生作爲“民主墙”时期的代表人物，其名声与影响力在海外民运圈中举足轻重。但是近年来，胡平几次在文章和谈话中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牆”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行为“激进”、“不策略”。曹长青认爲，从胡平批评魏京生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并不客观公正，失之偏颇，而且存在着与魏京生一争高低、互相攀比的感觉，胡平的言外之意就是他当年的深刻并不比魏京生逊色，而且他没有因此坐牢，因而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其二，胡平想当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 1995年，当年参与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白梦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了反驳一些人指责天安门学生的《天安门审判》一文，胡平为此给他打了五个多小时的电话争辩纠缠。最后，胡平与白梦谈到了将来谁能当上民主中国“开国总统”的问题。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个所谓的“开国总统”非魏京生莫属。但胡平却认为，魏京生当不上将来中国的总统，因为第一魏在监狱中没读多少书，第二魏对中国现实不怎么瞭解。胡平并举例说，曼德拉之所以能当上南非的总统，是因为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让白梦感到吃惊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论上不如我”。 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和魏京生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好让别人去做，由他自己这样公开说出，显得太自负、太俗气。曹长青并认爲，中国民运和全国大选至今还八字没有一撇，海外的民运领导者就在心里盘算争当“总统”，这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因此，他指斥胡平“权迷心窍”。 其三，胡平参与民运以功利爲首要。 1987年底中国民联于三藩市召开“三大”，刚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对31票的一票之差当选民联主席。据当时与胡平竞选主席的姚月谦的搭档、现居纽约的林樵清回忆，当时代表们之所以不愿选胡平，一则因爲他并非民联成员；二则是因爲他在接受代表质询“如果选不上主席，会不会参加民联”时这样回答——如果当不上，就考虑不参加这个组织。 胡平的这种态度引起代表们相当反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王炳章以民联创办人的权威身份给胡平拉票，胡平也才仅以一票胜出的主要原因。曹长青指出，胡平这种当不上“官”就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思路，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且也为几年后的民联、民阵华盛顿合併会议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其四，胡平与王军涛攀比谁更像“开国领袖”。 六四过后不久，民联在洛杉矶召开“四大”，胡平竞选连任主席。据当时在场的老民联成员、现居美国达拉维尔州的曹世华回忆，当时王军涛因受中共当局通缉追捕，加之王军涛“幕后黑手”的背景，有的代表议论说，王军涛有才干，又仪錶堂堂，很可能成为将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胡平对此不以为然，说，有人说王军涛仪錶堂堂，有领袖相，我的长相不如王军涛，但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选领袖，不能以长相，要看水准。言外之意是他比王军涛更有水准，更适合出任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曹世华对此感歎说，他当时听到胡平这样与王军涛攀比，感到胡平“私心太重，权力欲太强了”。在这裡，曹长青借当事人之口，直接点出了胡平的利欲熏心。 其五，与方励之攀比，胡平心态不正常。 当年方励之获准来到美国，被媒体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名声大噪，于是有人提议让方励之出任海外民运的领袖。胡平对此极爲不屑，说：“我写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时，方励之在哪裡？”胡平的这段“攀比”讲话现在还保存在民联会议的录音记录中。 曹长青认爲，强烈的权力欲使胡平在潜意识中与那些有较大名气的民运人士攀比资格和水准，从魏京生、王军涛到方励之，都成了胡平假想中的未来“开国领袖”的竞争对手。曹长青直陈，胡平的这种心态不正常。 其六，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恕?/strong> 曹长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说氖率怠２艹で嘣凇吨斗葑雍凸膊场芬晃闹校赋龊侥承┕鄣愕钠模⒁院皆谄洹堵垩月圩杂伞芬晃闹写罅恳寐砜怂加锫紶懤赋龊酱宋牡牧⒙勖挥型牙肼砜怂贾饕宓睦砺劭蚣堋?/strong>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说氖率怠２艹で嘣凇吨斗葑雍凸膊场芬晃闹校赋龊侥承┕鄣愕钠模⒁院皆谄洹堵垩月圩杂伞芬晃闹写罅恳寐砜怂加锫紶懤赋龊酱宋牡牧⒙勖挥型牙肼砜怂贾饕宓睦砺劭蚣堋?/strong>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二，胡平想当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 1995年，当年参与天安门广场运动的白梦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了反驳一些人指责天安门学生的《天安门审判》一文，胡平为此给他打了五个多小时的电话争辩纠缠。最后，胡平与白梦谈到了将来谁能当上民主中国“开国总统”的问题。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个所谓的“开国总统”非魏京生莫属。但胡平却认为，魏京生当不上将来中国的总统，因为第一魏在监狱中没读多少书，第二魏对中国现实不怎么瞭解。胡平并举例说，曼德拉之所以能当上南非的总统，是因为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让白梦感到吃惊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论上不如我”。 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和魏京生之间的这种比较，最好让别人去做，由他自己这样公开说出，显得太自负、太俗气。曹长青并认爲，中国民运和全国大选至今还八字没有一撇，海外的民运领导者就在心里盘算争当“总统”，这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因此，他指斥胡平“权迷心窍”。 其三，胡平参与民运以功利爲首要。 1987年底中国民联于三藩市召开“三大”，刚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对31票的一票之差当选民联主席。据当时与胡平竞选主席的姚月谦的搭档、现居纽约的林樵清回忆，当时代表们之所以不愿选胡平，一则因爲他并非民联成员；二则是因爲他在接受代表质询“如果选不上主席，会不会参加民联”时这样回答——如果当不上，就考虑不参加这个组织。 胡平的这种态度引起代表们相当反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王炳章以民联创办人的权威身份给胡平拉票，胡平也才仅以一票胜出的主要原因。曹长青指出，胡平这种当不上“官”就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思路，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且也为几年后的民联、民阵华盛顿合併会议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其四，胡平与王军涛攀比谁更像“开国领袖”。 六四过后不久，民联在洛杉矶召开“四大”，胡平竞选连任主席。据当时在场的老民联成员、现居美国达拉维尔州的曹世华回忆，当时王军涛因受中共当局通缉追捕，加之王军涛“幕后黑手”的背景，有的代表议论说，王军涛有才干，又仪錶堂堂，很可能成为将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胡平对此不以为然，说，有人说王军涛仪錶堂堂，有领袖相，我的长相不如王军涛，但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选领袖，不能以长相，要看水准。言外之意是他比王军涛更有水准，更适合出任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曹世华对此感歎说，他当时听到胡平这样与王军涛攀比，感到胡平“私心太重，权力欲太强了”。在这裡，曹长青借当事人之口，直接点出了胡平的利欲熏心。 其五，与方励之攀比，胡平心态不正常。 当年方励之获准来到美国，被媒体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名声大噪，于是有人提议让方励之出任海外民运的领袖。胡平对此极爲不屑，说：“我写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时，方励之在哪裡？”胡平的这段“攀比”讲话现在还保存在民联会议的录音记录中。 曹长青认爲，强烈的权力欲使胡平在潜意识中与那些有较大名气的民运人士攀比资格和水准，从魏京生、王军涛到方励之，都成了胡平假想中的未来“开国领袖”的竞争对手。曹长青直陈，胡平的这种心态不正常。 其六，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恕?/strong> 曹长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说氖率怠２艹で嘣凇吨斗葑雍凸膊场芬晃闹校赋龊侥承┕鄣愕钠模⒁院皆谄洹堵垩月圩杂伞芬晃闹写罅恳寐砜怂加锫紶懤赋龊酱宋牡牧⒙勖挥型牙肼砜怂贾饕宓睦砺劭蚣堋?/strong>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说氖率怠２艹で嘣凇吨斗葑雍凸膊场芬晃闹校赋龊侥承┕鄣愕钠模⒁院皆谄洹堵垩月圩杂伞芬晃闹写罅恳寐砜怂加锫紶懤赋龊酱宋牡牧⒙勖挥型牙肼砜怂贾饕宓睦砺劭蚣堋?/strong>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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