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北京之春》杂志与民运的腐败

　　本章可以看作是前章胡平、曹长青之争的续集，只是战场的中心转移到了《北京之春》杂志。

　　《北京之春》杂志现下是王丹、胡平的天下，也是胡曹之争中胡平赖以打击曹长青的根据地。而对于曹长青来説，攻讦胡平和《北京之春》，揭露围绕着《北京之春》的一系列黑幕，则是不遗馀力，也不需要心慈手软的。

　　《北京之春》的由来

　　二十多年前，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胡平、薛伟、于大海等人，在纽约创办了一份政论性杂志——《中国之春》。后来因爲民运内斗，《中国之春》杂志被另一批人佔有，改名为《北京之春》。

　　这份杂志虽小，却成为某些民运人士贪污腐败和以权谋私的工具，更成为民运内部争斗抢夺的肥肉。二十年多来，民运人士围绕它展开的内讧斗争，使这份杂志不断爆出各种丑闻。而这些聼上去宛若天方夜谭的丑闻，对标榜“民主自由”与“法治”的海外民运，不啻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1992年的时候，海外民运组织有两大山头，一个是胡平、吴方诚、薛伟、于大海等人在美国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其时，作爲创始人之一的王炳章已被民联开除）；另一个是万润南、严家琪、马大为、杜治富、盛雪等人在法国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当时，这两个最大的海外民运组织正在运作合併事宜，准备推选刚从大陆出来的王若望担任新组织的共同主席。之前，双方商议，两个组织合併后，作爲民联刊物的《中国之春》杂志将成为新组织的机关刊物。

　　未曾料到的是，这两个组织在合併大会上爆发火拼，不但没有合二为一，反而由二变三，——不仅民阵、民联犹存，双方的部分人马还脱离各自的组织，成立了另一个新的组织“民联阵”。三方力量势均力敌，不相伯仲，大有三足鼎立、三分海外民运之天下的“魏蜀吴”态势。海外民运从此由两大山头分裂成三大组织，不仅没有按照初衷合併为一个强大的组织，相反却使海外民运的力量分散开来。

　　除上述三大组织之外，当时海外民运还有几个较小的组织，如陈一谘、程晓农等组织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社；王炳章、林焦清、郑圆等人组织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及从中分裂出来的倪育贤自组的另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为防止名称溷淆，前者被民运圈内人士戏称为“王记自民党”，后者被戏称为“倪记自民党”。自此，海外民运四分五裂、内斗不息，宛若历史上战乱不息的战国时代。

　　而民联、民阵部分人马和王若望、马大为企图成立的“海外民运协调会”则更为短命，只开过两次会议后，就不了了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组织可以依靠的王若望也成为“三不管”人物，连生计都要靠他太太羊子当保姆来维持。就这样，王若望被逐渐冷落，直到2000年客死异国他乡。

　　1993年，以徐邦泰、伍凡为首的新组织“民联阵”，为争夺《中国之春》杂志的所有权，将胡平、薛伟、于大海等人治下的“民联”告上法庭。两造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在法庭外相互攻讦，顿时使海外民运的“内讧恶斗”形象暴露于天下，自此声名狼藉。那次官司最后的结果是“庭外和解”，——《中国之春》杂志的原班人马只出让了杂志名称，但没有交出提供经费的管道（台湾军情局资源），《中国之春》原班人马摇身一变，在纽约原址创办了新杂志《北京之春》，直至今天。

　　而《中国之春》被徐邦泰、伍凡等人搬到三藩市继续出版，经费则是由台湾非军情局管道的“台湾民主中国大同盟”提供。1996年，徐邦泰和伍凡两人因经费问题发生内斗。伍凡到处发传真，揭露徐邦泰贪污腐败、账目不清以及“勾结中共”等丑闻。结果是伍凡将《中国之春》划到自己名下，但却没能从台湾拿到经费，这份杂志从此停办，销声匿迹。

　　曹长青揭露《北京之春》黑幕

　　2002年9月30日，民运人士曹长青发表题爲《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的文章，对围绕《北京之春》杂志的丑闻和黑幕，做过深入地披露和批评。

　　应当看到的是，在胡平、曹长青之争持续多年的背景之下，曹长青对《北京之春》杂志的揭黑，虽然难免有挟私报复之嫌，但从客观的角度上看，剔除曹长青文章中的这些成分，他所揭露的黑幕仍然是有认知价值的。

　　以下就对曹长青文章所揭露出的黑幕做一个概述，文章全文见本书附录二。

　　其一，《北京之春》接受台湾方面的经费。

　　曹长青写这篇文章有一个背景，亦即：当时媒体披露，在过去20年中，《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都是靠来自台湾方面的资金维持运作。当时媒体披露的数字是平均每年40万美金，总计约800万美金。

　　与此同时，媒体还披露，台湾方面已决定停止拨款，《北京之春》很可能因此关门大吉。当时的《北京之春》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曹长青此时出来揭黑，虽事出有因，但仍避免不了落井下石的内讧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曹长青在他的文章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亦即：无论《中国之春》也好，《北京之春》也罢，依靠台湾方面提供的资金维持运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外界只是对具体金额不知情而已。曹长青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称，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繫；对《中国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帐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管道，两本杂志的当事人也都讳莫如深。

　　其二，经费的黑箱作业导致民运贪腐。

　　曹长青在文章中称，数年来，他接受过一些民运内部的朋友提供的很多有关民运腐败的材料；并称他手上起码有三个民运团体的部份财务报告，其中显示了令人吃惊的滥用公款的情形。

　　那么，曹长青爲什么没有及早披露这些贪腐行爲呢？曹长青给出的答桉是，他之所以“无数次犹豫，最后都没有写”，是因爲“考虑到民运的艰难和形象”。这个答桉看上去很正当，似乎完全是从维护民运形象的立场出发，但细细考量，却会发现，曹长青的这个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明知民运内部、《北京之春》内部有贪腐，并且掌握了确凿的资料，但一直讳莫如深，反倒在媒体披露相关资讯后站出来揭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曹长青的动机大约是墙倒衆人推、痛打落水狗、必慾置对手于死地。

　　但是，抛开曹长青的真实动机不谈，他在文章中披露出来的一系列事实仍然让人吃惊，并从客观上对民运内部的贪腐现象产生了足够的认识。

　　曹长青在文章中罗列了相关人士的贪腐行爲，包括贪污公款、滥用公款、私设小金库等。应当承认，曹长青的披露是有证据基础的，他揭露出来的这些贪腐行爲，或有财务报告为证，或有票据证据支持，或有他亲自进行的调查。虽然还有一些是推测，但这些推测也是合乎逻辑的。

　　被曹长青点名道姓的，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社长薛伟；未点名、但外界一看便知的，一是“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这指的是王军涛；二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的主要负责人，这指的是包括胡平在内的一些人；三是人权基金会的领导人，这指的是“中国人权”组织的刘青。

　　曹长青把民运内部产生贪腐现象的原因，归结于两点：一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二是民运内部特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内部财务的黑箱作业。而黑箱作业又是他重点挞伐的目标。

　　其三，《北京之春》以公有製作业方式製造低劣产品。

　　在揭露了民运内部的贪腐行爲之后，曹长青的矛头转向《北京之春》杂志。针对《北京之春》十馀年来一直存在的编辑、设计、装帧等方面的粗製滥造，曹长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得出结论，称《北京之春》的“编辑人员敷衍了事，根本没有敬业心”。

　　究其原因，曹长青认爲，《北京之春》杂志之所以品质极差，是因爲它无须面对媒体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台湾财政包乾式的公款来办，品质没有任何人检查，印了多少本，卖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样有钱拿”。因此，曹长青认爲，《北京之春》的运作模式是公有制、大锅饭，是“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吃台湾纳税人的大锅饭”，製造着“惨不忍睹”的低劣产品。

　　与此同时，曹长青还向台湾方面提出建议，称，台湾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该透明化，不应继续那种单线秘密联繫、钱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应成立公开的基金会，向所有海外民运组织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申请。台湾的资金应该是资助专桉，而不是资助个人或对某个组织财政包乾；应定期审核，加强监督机制”。

　　此外，曹长青还借批评《北京之春》的“公有制大锅饭”性质，披露了另外一个事实，亦即：在台湾的资金停掉之后，《北京之春》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

　　胡平回应曹长青：从红卫兵变成政治傀儡

　　民运界的胡平、曹长青之争，历时十几年，至今还未结束。胡平佔据《北京之春》杂志，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和媒体渠道，对曹长青一直骂到今天也没停止。

　　2000年民进党在台湾上台后，胡平、薛伟等人及《北京之春》杂志被台湾军情局一度“断奶”。胡平或私下抱怨，或公开撰文，曾多次指责这是曹长青在台湾暗中搞鬼。胡平称，曹长青从极端造反派和红卫兵，摇身一变成为台独宠儿，拿着台湾大把的“研究经费”，在台湾到处演讲、站台、支援台独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对道貌岸然、自誉为“道德楷模”的曹长青的绝妙讽刺。由此，胡平得出的结论是：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一些人的灵魂、信念和道德。

　　而曹长青也针锋相对，从上述概述的曹长青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于胡平的攻讦也是不遗馀力，极尽其文章恣肆汪洋之能事的。

　　海外民运界的这场胡曹论战和相关各方的为人处事，于是就在这场口水之战、利益之战中，让世人清楚地认识到民运人士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