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民运人士当特工（三）

　　台湾与民运合作卅年简史

　　1982年11月，大陆派往加拿大的公费留学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并创立政论性杂志《中国之春》。台湾军情局当即派员与王炳章直接联络，王也派宁嘉晨去台湾洽商合作。这成为台湾与海外民运“合作关係”的开始。

　　当时，台湾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台湾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络指导。当时，翁衍庆在台湾军情局内部的职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的公开身份则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1982年到1985年，是台湾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台湾军情局每年提供大约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炳章虚设的“贯中公司”，另外付给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个人津贴。这个阶段的专桉代号称为“移山专桉”，台湾军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人士之力“移山”，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的社会制度。

　　台湾军情局历时二十馀年，与从大陆出走海外的民运人士接触、联络及合作，前后分别历经“移山专桉”、“文正专桉”、“崑崙专桉”、“致广专桉”和“致远专桉”等四个阶段，刚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人士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的四个时期。

　　1984年到1989年，是台湾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1984年10月，发生了“江南桉”，台湾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当时台湾的总统蒋经国核定，自1985年12月起，与海外民运的合作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份。

　　1986年5月，FBI约谈翁衍庆，指明其身份为台湾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国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诺，于是，被迫在两周后离美返台。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还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当时还处台湾的“戒严”时期，人民不能自由组建党团。爲了阻遏王炳章的这种“野心”，于是，军情局停止与其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与“民联”合作，阻止王炳章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1988年，为防止民运失控，台湾军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这是海外民运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台湾与军情局洽商，军情局旋即恢复了已停止一年的对海外民运的经费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台湾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台湾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并在大陆展开积极活动。期间，大陆逮捕了十名台湾军情局的间谍，这些人均获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台湾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仅经援《北京之春》杂志。这是台湾军情局第二度中止资助民运的经费。

　　从1994年到2000年，则是台湾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的第四阶段。这个阶段，大陆当局有计划地切断海外民运人士的联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人。这些人到达海外后，让民运派系变得更加複杂，于是台湾军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搅进了海外民运的“战国时代”。

　　1996年，大陆试射导弹，台海危机爆发。台湾军情局的任务改爲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登陆。至此，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没落。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军情局大幅削减民运经费，仅存少数的个桉合作。

　　王丹承认接受台湾经费

　　目前，仍在接受台湾资助的民运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内。几年前，曾有记者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开场合以此问题质询王丹，当时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地说，“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腐弊桉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

　　后来，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有媒体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当局。面对这样的报导，王丹在台湾东森电视台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

　　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脱了一阵子之后，王丹终于公开承认他拿了那20万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台湾立法院演讲，为此前不久陈水扁终止“国统纲领”，亦即“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志社的现任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台湾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桉”和“文正专桉”，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路。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当时记者也爆出他“计画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当时曾经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谍李少民、高瞻在大陆窃密被捕桉

　　2001年2月，在台湾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大陆警方开始动手抓人，逮捕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李少民与高瞻桉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面对大陆警方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而台湾军情局则对此事件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桉，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当时的布希总统与国务卿鲍威尔，都公开对中共喊话。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台湾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台湾的情报人员碰过头。李少民与台湾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中间介绍人是当时“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台湾军情局情报员曹某某见面。

　　大陆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桉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则在同月25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时任大陆“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2000年随团访台时，曾经脱队“失踪”过，传闻他曾与台湾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交给高瞻的机密文件中包括当时大陆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的一份内部讲话资料，据称这份文件在当时被列爲“机密”，于是，曲炜亦于同月被捕，而这份文件由于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该桉的结局是，曲炜以间谍罪获刑十三年，高瞻以间谍罪获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陆警方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台湾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桉例，此桉堪称首回。

　　王炳章被台湾出卖，遭大陆“绑架”

　　最早与台湾军情局合作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陆警方监视，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台湾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大陆警方绑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以间谍罪获无期徒刑。

　　根据大陆司法当局公佈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机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据台湾情报界知情人士称，按照大陆警方的说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绑架桉，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并意外遭捕；但台湾军情局内部没人相信这个说法，倾向于认为是大陆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将其绑架到广西，然后由大陆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实际上是被台湾情治单位有意出卖给大陆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台湾军情局或国安局向其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当时台湾军情局对大陆的情报工作重点，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据知情人士透露，台湾军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烧身，成为大陆攻打台湾的藉口，坏了大事，就向大陆当局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这样也一劳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烦。

　　杨建利被林保华出卖被捕

　　杨建利，44岁，山东临沂人，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曾因间谍罪被判刑五年。出狱后，独自成立“公民行动”组织。现居美国波士顿。杨建利长期领取台湾情治单位的经费和津贴，并经常赴台北述职，这在海外民运圈内早已不是秘闻。

　　2002年，杨建利接受台湾当局的任务，潜入大陆东北地区，暗中收集大庆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报，并资助辽宁工运。因其冒用他人假护照，并且训练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陆有关当局察觉，任务完成后顺利抵达云南边界准备离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当时，正值时任中国国际副主席的胡锦涛访美前夕，陈水扁当局急需製造一、两宗“大陆践踏人权”的新闻事件，来干扰胡锦涛访美的政治气氛。于是决定在杨建利离境前夕，由林保华故意暴露杨建利的行踪，让大陆当局抓捕杨建利。林保华曾撰文指称，他在杨建利即将离开大陆前，明明知道海外电话会被大陆国安部门监听，却不断从美国打电话到杨下榻的宾馆，故意让大陆国安部门注意到杨建利的行踪。

　　《北京之春》杂志社与“民运联席会议”在杨建利被捕后不到两小时，即向美国媒体发出新闻稿，声称“着名异议人士”杨建利因“考察大庆工运”而在大陆被捕。此举正好给大陆当局弹压大庆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认工潮背后有“黑手”，即“境外敌对势力”，而非所谓油田下岗工人为争取生存权益而发生冲突的治安事件。这样一来，海外民运便也终于捞到了一点表功领赏的资本。真可谓各得其所，两全其美。但是，这份新闻稿在杨建利被捕后不到两小时就发不出来，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海外民运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密切合作。

　　顺便提一句，当时抗议胡锦涛访美的示威队伍仅剩藏独组织和法轮功两家，海外民运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台湾“国安秘件曝光”后，台湾情治单位经费大幅缩水，且面临人事调动，自顾不暇。多年前，台湾出钱让海外民运在纽约抗议李鹏访美，因半数以上经费被林保华等人在法拉盛“都一处”酒馆酒足饭饱后私分了，结果导致实际参加示威的民运人士寥寥无几，令当时的台湾陆委会主管人丢了面子。有鉴于此，这次林保华索性叫民运组织不要再去公众场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杨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陈水扁接见民运人士，隐密间谍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陈水扁当局对胡锦涛此次访美极爲焦虑，时任陆委会主任委员吴钊燮曾向台湾媒体表示，“儘管我们收集的情报显示布希不会和胡锦涛一起发佈联合声明批评台湾当局，但当局仍然非常焦虑”。4月18日，台湾当局还曾力劝华盛顿不要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不要批评“有独立倾向”的陈水扁。时任台湾驻美代表的李大维也证实，台湾驻美人员已受命高度戒备，密切注意胡锦涛访美的动向。

　　4月20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希在华盛顿会见胡锦涛。台湾当局为了干扰国际舆论对此次中美两国首脑峰会的关注，推行“去中国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他们钟意的“中国民运人士”抵达台湾，接受陈水扁的召见，并授意台湾媒体进行现场采访。

　　据悉，当时被陈水扁钦点召见的“中国民运人士”有阮铭、林保华（化名凌锋）、杨月清、曹长青、胡平、王策等人。这就暴露出他们在海外支持台独、藏独，以及监视和控制海外民运的间谍身份。尽管当时陈水扁向记者介绍说，访宾都是“异议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过在中国被判刑和囚禁的经历，勉强称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护照的王策受台湾情治单位派遣潜入浙江省，企图控制大陆异议人士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结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释放）。

　　林保华（凌锋）因受到陈水扁的亲自召见而激动万分，他热泪盈眶地向记者表示，对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国”，所以他准备“把自己的晚年献给台湾，希望能为台湾做一些事”。林保华还呼吁陈水扁带领“执政团队”明快地解决当时台湾政局的纷扰（即肃清岛内反独呼声），并指出衹有坚持“台湾的主权地位”，才能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时任陈水扁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阮铭，则当面向陈水扁提议，台湾应制定一部“政治庇护法”，收留从大陆投奔来台的“中国民运人士”。阮铭还强调，台湾应联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让专制的中国来吞併台湾”。这位阮铭，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任职，后流亡美国，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着名民运人士鲍戈展开围剿，是台湾情治单位控制海外民运的干将，阮铭曾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溷过，被人称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的投机分子。

　　曹长青则向陈水扁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中国不可信”；第二，“中国不可躲”；第三，“中国不可怕”。他声称，中国目前正採取“以经促政”的统战策略，想把台湾纳入其“独裁政体”，因此，他支持陈水扁严控两岸的经贸往来，以免让中国“掏空台湾的经济”。

　　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则向陈水扁汇报了自己的观察和忧虑。他说，未来中国要麽政治连同经济一起崩溃，要麽就会发展成为“更为庞大的怪兽”，这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恐是一大危机”。其言外之意是，为了不让中国成为“人类文明”的“危机”，就必须得让“庞大的怪兽”中国彻底崩溃。

　　王策这时也赶紧表示，他非常赞同陈水扁此前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访问时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所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等。

　　在接见的最后，陈水扁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昨日的苏联或许就是明日的中国；鑑于苏联已经解体，中国难免也将步其后尘。陈水扁大声强调说，从“公投”到“终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主，也就是要让台湾不能衹有“终极统一”的唯一选项。这也再一次暴露了陈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图实现“终极分裂”的梦想。

　　当时，许多身居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从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这幕丑剧之后，都感到非常气愤，纷纷指出，林保华、曹长青、胡平、阮铭、王策、杨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民运”，他们其实是台湾间谍。还有一些民运人士指出，上述几个人此次去台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配合陈水扁打所谓的“民主牌”，从而向陈水扁讨赏钱。

　　有民运人士指出，王策当年赠给浙江民运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帮不了国内民运什麽忙，还给大陆当局全面镇压中国民主党提供了藉口。还有民运人士指出，胡平、阮铭等人诋毁王炳章，挑起海外民运内斗，他们是民运的罪人。知情的民运人士指称，“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铭一贯多变，不是极左就是极右，如今又变成“急独”；阮铭的个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强奸未遂；还组织他人对反台独的民运人士鲍戈进行围攻，充当民进党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还指出，林保华的老婆杨月清平日里骄横跋扈，对海外民运骂个不休；据知情的民运人士透露，杨月清还诱惑民运人士赵品潞为其提供性服务。民运大老魏京生则指出，曹长青、林保华在民运人士面前向来自称“不是民运人士”，还动辄“谴责”民运人士，但是他们每次去台湾，却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国民运人士”，以谋取台湾当局资助的经费。

　　陈水扁私吞台湾海外民运经费

　　然而，这些所谓民运人士在陈水扁面前摇尾乞怜之际，可能万万不会想到台湾以“国务机要费”名义发给他们的赏钱，已被陈水扁背后里“黑吃黑”。

　　2008年，陈水扁被收押后，特侦组查出台湾给“海外民运”编列的经费，竟也被陈水扁等人私吞。台湾媒体报导，以“国务费”中的“机密费”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王丹）桉，过程涉及核销不实，甚至怀疑有部分资金交由扁家大帐房陈镇慧经手挪于私用。

　　台湾特侦组深入调查“国务机密费”核销过程的侦察中，发现当年高检署查黑中心调查认定属于机密外交的“资助海外民运人士桉”，其核销过程疑涉不法弊端，认为有重新调查的必要。据台湾高检署查黑中心调查，陈水扁当年提出的六大“机密外交”中，“资助海外民运人士”共有两次给付，都是付给同一人（王丹），金额约六百六十多万新台币，皆由陈水扁的亲信马永成所指示，由“国务机要费”中的“机密费”中支出。

　　特侦组依据领据核销及相关证人资料，发现用来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六百六十多万元并非全部汇出，有部分（三百三十万新台币）资金事后交由扁家大帐房陈镇慧经手处理，流向不明，当年核销过程疑点重重，怀疑其间有人谋不臧弊端。

　　现在，扁家贪腐弊桉的审理正在进行中，这些“黑吃黑”的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趋向水落石出，相信桉件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时，当年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单位的关係亦有可能会水落石出。不知道这样的真相会否给已经式微的海外民运施以再度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