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树倒猢狲散，猴子成大王

　　这些年来，海外民运每况愈下，情形恰似树倒猢狲散，各自奔东西。现下的海外民运，正如俗语所说，呈现出一种“山中无老虎，猴子为大王”的态势。一些滥竽充数之辈，自封出一大串吓人的“民运”头衔，他们自立山头，相互贬斥、倾轧，使海外民运进入溷乱且式微的“五代十国”时代。

　　以下介绍其中现下知名的几位民运人物和山头，以便读者认识其“英雄本色”。

　　傅申奇：靠散兵游勇“翻盘”

　　傅申奇，1953年生，上海人，初中文化，工人出身。他参与过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的民主运动；主编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曾三度被捕入狱，在监狱及劳教所度过十年岁月，因此被海外媒体带上一个“民主勇士”的头衔。

　　1997年，傅申奇流亡美国。在美国民主自由的环境下，他身上那层闪耀的光环很快褪色，并暴露出其志大才疏、江郎才尽的本来面目。在美国，他不仅很快就贫困潦倒，而且还染上赌瘾。整天坐着往来与纽约和大西洋城的免费巴士，泡在大西洋城的赌场里做“发财梦”，结果输得一贫如洗。他控制不住赌瘾，就偷太太的信用卡再去赌，更输得一家人都债台高筑。后来，得了重病也没钱治疗，直到自己和家人“信用破产”，老婆为此大闹离婚为止。

　　傅申奇一不会英文，二没有技术，在美国连临时性的工作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加入“老鼠会”搞传销，还在民运人士中推销“人寿保险”等，以此图得安身立命。

　　在海外民运中，他先后加入好几个民运组织，最先与陈军、郭岩华、吴学灿组织“中国论坛”；后来又与王炳章联手成立“民主正义党”；再后来又参与“海外民主党”。在山头林立的民运派别中，与其他民运对手不是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从来没赢过。

　　2008年初，傅申奇与王军涛、李进进、项小吉、唐元隽、潘晴、刘念春、郭岩华、吕京花、高光俊、陈破空、易改、金岩、王书军、陈立群、宋书元、魏泉宝、傅申平、刘路，以及台湾军情局特工曲工等三十余人（成员通讯录见本书附录六），在纽约法拉盛等地频繁聚会，搞起一个“中国民主论坛（纽约）”的组织，企图重新彙集这些年来被各派系冲散打垮的民运游兵散勇，在纽约这个大本营重新集结，准备“再出发”。

　　这一次，傅申奇还像在大西洋赌场里那样，梦想在最后的孤注一掷中“翻盘”，或捞回本钱。正如其中成员所说，如果在纽约民运界这伙人中“论资排辈”，傅申奇应排在十几名以后。但目前民运处于没钱、没人、也没影响的“非常状态”，所以要做事就得凭“脸皮厚，嘴巴甜，还得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所以这差使就非“小傅“莫属了。

　　但傅申奇可不这麽想，他以为自己就是这伙人的老大。虽然王军涛“许诺”傅申奇的任期只有一年，到期改选。但傅申奇有自己的打算，他对朋友私下透露，到时候就由不得王军涛指手画脚了，这些人还得乖乖聼他的指挥。

　　当傅申奇到处炫耀自己是“召集人”时，人们不能不想起前些年在网上曝光的一份由他亲笔签字的“招供书”。从日期上看，这份供词应产生于他因召集国内的异议分子闹事在上海第三次被抓的时候，当时，为了向上海警方争取“宽大处理”，他做了彻底的“交代”。如果这份供词被他“召集”的人看到，必将吓得面面相觑，一齐做鸟兽散，因为当年的傅申奇把所有罪责都推给他的同党，还主动检举、揭发了那些仍未被警方发现的“战友们”。

　　据知情者透露，傅申奇等人搞“中国民主论坛（纽约）”，其实另有打算。他们暗中与从事“政治庇护”及移民生意的李进进、高光俊、项小吉等人订有密约——以“民主论坛”名义召集民运人士开会，来吸引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上门，并提供客户照相和“会员身份”等政治庇护“证据”，而这些客户的桉子就由李、高、项三人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办理。私下里，李、高、项三人每得到一位客户，就付给傅申奇等人500美元。

　　但是，“论坛轮流主持人”高光俊近日忽然失踪。知情人士称他出事了，据称，他经手的两位“政治庇护”客户，被美国移民局发现申请资料“弄虚作假”，不仅没能拿到绿卡，还被下达了驱逐令，随时面临被移民局“逮捕和递解出境”的危险。而高光俊办理的这两个客户正是傅申奇介绍，资料也是由“民主论坛”提供的。这两个客户一怒之下，向美国法庭举报高光俊、傅申奇等人涉嫌诈骗。目前，高光俊正因涉嫌“欺诈和作假证”被美国司法机构传讯及“协助调查”。其他负责人包括傅申奇、王军涛、李进进等人也可能面临刑事究责。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的民主集结还没有“再出发”，就先出了这样的大丑闻，所谓的“民主论坛”成了一个名不符实的老鼠会。原来被蒙在鼓里的论坛成员，现在人人自危，不知道这背后还隐藏着什麽阴谋、以后还会再出什麽事。

　　陈破空：民运和尚嫖妓

　　陈破空，原名陈劲松，四川人，曾在广州一间大学读书。后来因在海外媒体上造谣，并企图偷渡境外，被大陆当局判处三年徒刑，并因此未能获得学位。陈破空出狱后曾出家当过和尚，法号“破空”，这也是他现用名字的由来。

　　1995年，陈破空在海外民运人士的资助下流亡美国。十几年来，他与大陆一起出来的妻子马利，马拉松式地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终于在2005年离婚，但后来因为要看望孩子，又重新同居。

　　陈破空热衷于发表一些极端和夸大其词的谩駡文章，并自我标榜为“着名民运评论家”。据知情人士透露，陈破空最大的嗜好是嫖娼和编“黄段子”，并到处向人炫耀他那本以“东方千仞”笔名出版的色情小说《赵飞燕》。但读过此书的人都说，书中除了千篇一律的下流描写外，没有什麽东西。

　　2005年12月上旬，台湾国安局、陆委会等机构邀请大陆海外民运、法轮功及藏独人士以“观选”为名，赴台协商合作事宜，并编列下一年度的专桉经费预算报表。陈破空亦在受邀访问台湾之列，在此次访问中，因参访人士内讧，其嫖妓丑闻意外曝光，名噪一时。

　　其实，当时这一批参访者中有些人并未如期到台湾各个选举站“观选”，而是趁机逛街购物和搭车游玩，甚至去色情场所寻欢，令主办单位甚为尴尬和恼火。台湾国安局接获招待组工作人员密报后，遂派员跟踪查访，扬言要对“外国越轨人士”取消其参访待遇。

　　此时，陈破空指控一名参访者外出深夜未归“行迹可疑”，结果却引起参访团内讧。法轮功“退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对陈破空的做法不满，认为陈破空一贯“卖友求宠”，是“十足小人”，盛怒之下，梁裕峰向台湾国安局告发了前一夜陈破空嫖妓赖账遭追讨一事。

　　虽然当时岛内各大媒体都忙于採访蓝绿两大阵营的竞选拼杀，台湾国安局官员也及时出面干预，试图息事宁人，但这件丑闻还是被部分媒体曝光出来，参访团的内讧纠纷和“大陆民运人士在台嫖妓”的丑闻，于是在岛内外迅速曝光，陈破空也因此名声大噪。不过有海外民运团体表示，陈破空不能算是“大陆民运人士”，而是台湾方面监视和离间民运的一名职业间谍。

　　李洪宽：昙花一现的“民运超人”

　　李洪宽，山东菏泽人，贫苦农家子弟；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攻读生物化学硕士。原本美好的前程，却他的一个愚蠢的“低级错误”自我毁灭。自那以后，他从未再与身在大陆农村的父母作任何联繫，家人以为他早死在海外了。

　　据称是他的“同学”的网民在网上贴文说，李洪宽来美后，因“精神偏执”开始荒废学业，热衷于在互联网上冲浪，并“走火入魔”，致使各科考试都不及格，他赖以生存的奖学金也被学校中断。就在他而走投无路时，他在学校使用过的一台电脑被盗，学校保全部门通过翻查录影，发现正是李洪宽所为，他就这样被开除了。

　　此后，李洪宽一度失踪。当同学们再次发现他在学校附近出现时，他的腿瘸了（有人说偷东西跳牆摔的，他自己说是在路上“跌倒骨折”），没有身份、也没有工作，贫困潦倒。

　　但是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却出现一位心理变态、极端仇视一切美好事物的电脑狂人，他在网上可以不分昼夜地连续24小时、以低俗髒话对所有看不顺眼的“政敌”攻击谩駡，造谣诽谤。他就是已成为“民运人士”的李洪宽。他愤世嫉俗，敌视所有着名民运领袖，并抱怨自己“怀才不遇”。

　　1999年，这位“大才”有幸被魏京生发现，并从美国和台湾情报机构为其申请每月两千多美元的生活费，资助其搞电子新闻报《大参考》。此后，李洪宽每天花费十几小时，在网上搜集各类民运资讯，通过电子信箱发给数百个网友。他还透过互联网路搜集大陆情报，送给台湾特工。网上有民运人士说，台湾军情局用一座旧别墅，外加一位老妓女，就收买了李洪宽。

　　不久，李洪宽就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刊物上出现，他在“几百个信箱”后面加上一些零，说成“几十万、几百万个大陆民众信箱”，把自己吹捧成“民运超人（Superman of Democrcy）”，名气一时间竟然超过魏京生等所有着名的民运人士。这惹得魏京生妒火中烧，但李洪宽却溷然不觉。于是，“基金”很快被中断，李洪宽和《大参考》昙花一现后，也很快销声匿迹了。据说，时下李洪宽正到处找些閒散零工煳口，恢复了“流浪汉”生涯。

　　伍凡、唐柏桥：“中国过渡政府”领袖

　　伍凡，海南文昌人，三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六四事件发生后，他为办“政治庇护”绿卡自编故事，谎称自己在中国因政治迫害坐过20年大牢。实际上，伍凡年轻时即参加解放军，并从军队保送到学校读书，来美国也是因为读书。他在加州的一家机电公司工作多年，直到中年过后，才娶了一个台湾寡妇，并继承了别人的一双儿女，算是成家立业。

　　伍凡的知识与文采都很一般，但内斗功夫了得。他在加州与几乎所有民运人士都进行过“殊死搏斗”；曾同时与马大为（民阵副主席）、莫逢杰（政治受难者协会会长）、刘欣虎等民运组织和个人，展开口诛笔伐，颇具文革遗风。当年，加州民运圈内的莫逢杰等人彙集材料，印发了一本名为《揭开伍凡的画皮》的书。此书把伍凡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专制暴徒”和偷鸡摸狗的“下三烂”。这本小书约五万馀字，本书无法在此披露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来一观。

　　近年来，伍凡把最后一个盟友徐邦泰揭发批斗成一个帐目不清、贪污腐败和“勾结中共”的叛徒，并夺得《中国之春》杂志刊名，将这份当年民运的着名刊物划归自己名下，但孰料却被台湾断了资金。伍凡试图在网上办刊，但没有争取到任何资源助其发行，这样《中国之春》就烂在他手里，从此，他沉寂多年。

　　唐柏桥，湖南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係学硕士。他在帮派林立的纽约民运中溷迹多年，加入过几乎所有民运组织，都无法真正出头或成为老大。于是，几年前，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叫“中国和平”的民运组织，并自任主席，成员除了自己老婆外再无别人。他没有其他特长，主要以“作假证”帮助偷渡客申请“政治庇护”维生。2003年，他与“中国人权”进行“项目合作”，获得过几万美元资助，但项目结束后却欠了一屁股“税债”，到处求人借钱，才避免了吃官司和离婚。

　　2008年，伍凡僵尸复活、再度出现在互联网上或地方性媒体上，这时的伍凡已经是所谓“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了。唐柏桥透露说，这个“总统”是伍凡花了1000多美元买来的，——这是租场地开“成立大会”的全部费用，别人不愿意出这点钱，自然就没当上这个“总统”；而唐柏桥花钱少，就成了“副议长”。

　　所谓“中国过渡政府”，主要由伍凡、唐柏桥两人组成，拉来凑数的袁红冰等人只出名字，不做任何事情。该“政府”没有任何资金、组织和群众，甚至其不断发出的“总统令”， 因为没有报刊愿意发表，都得靠伍、唐二人自己动手往网上贴。这成为近年来海外民运中最大的一则笑话。

　　刘国凯：与家人组建“社民党”

　　刘国凯，广东人，小学文化。文革中曾经加入过广州造反派，当过红卫兵。他在纽约的工作是一间华人餐馆用品公司的货车司机。他目前在美国扯起“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大旗，声称这是“结合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的政党”。但长期以来，主要成员是其儿子、儿媳等自家人。有时候该党也发佈新闻，公佈人头一长串的“社民党中央委员会名单”等等，但那只是借用别人名字和邀请几个私人朋友装点门面而已。

　　刘国凯这个社民党的指导理论，就是“造反有理”的文革思想。众所周知，十年浩劫的文革给中国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但作为那个时代的造反派，刘国凯、王希哲等人却大唱反调，还创造出所谓“人民文革”论，认为文革让底层人民获得民主，有机会翻身做主等等。这正是典型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造反派逻辑，这跟其他几个民运精英的高论如出一辙，如北明、远志鸣等人所说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项小吉等人主张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可厚非”等等。

　　在2006年的“柏林民运大会”上，刘国凯再次兜售其“人民文革”理论，却遭到康正果、茉莉、冯国锵、黄翔等人的批驳。对此，刘国凯怀恨在心，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单张贴到互联网上，对他们经行“批斗式”攻击。刘国凯声称，否定“人民文革”并不是认识问题，“因为属于认识观点问题的，从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澳洲张鹤慈、国内的邓焕武（他们的特点都是文革时期在狱中，没有参与文革的造反运动）”。接着他指责一名批评者：“其他的如贵州的曾宁，其行文几近狂乱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问贵州诸友。他们说，他们早都知道，曾宁早已被国安局收拢。”

　　曾宁是否真的“已被国安局收拢”？其他民运人士纷纷不平而鸣，此人曾因为反对中国政府而入狱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民运。而刘国凯呢？民运人士指责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作为海外情报机构的小特工，有什麽资格诋毁那些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民运人士？刘国凯平时装出几分卑谦、老实模样，可是一旦触犯到自己那点“利益”，遇到稍微的反对意见，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容不得任何批评，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彻底清算不可的本性，其身上的“文革”恶习已是病入膏肓。民运人士感歎，这些人真要掌权了，恐怕比任何人都专横。

　　民运应反思：为何中国进步，民运退步？

2008年六四前夕，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到香港访问。香港媒体报导说，倪育贤这下可要“发达”了，因为民运人士私下传言，倪育贤的太太就是马英九的表妹；马英九在台湾执政，中国自由民主党从台湾拿到资助是没问题了。

　　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问倪育贤究竟有没有从马英九那里获得帮助。倪育贤说：“没有。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言外之意是默认了他和马英九之间有关係。事后，甄燊港说：“倪育贤也不愿意像乞丐一样，透过某种关係去获得资助。民运朋友连这样的裙带关係都想到了，可见多彷徨，多无奈。倪育贤对我说，他至今还看不到有什理由要通过家人关係，让台湾政府资助中国海外民运。” 而这番话又让人怀疑所谓“倪育贤的太太是马英九的表妹”这一传闻的真实性，因爲以倪育贤过往的所作所爲，是不会轻易放弃利用这样一种裙带关係为自己谋利的。

　　马英九执政台湾之后，香港媒体曾报道，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说：“马英九竞选时承诺要与大陆创造共赢局面，齐手拚经济，还会不会资助中国海外民运？这令大家担忧。现在各地民运朋友聚在一起，话题离不开如何获得资助，以后的路该怎麽走。中国海外民运目前进入瓶颈阶段，进退两难，前路茫茫。”

　　资金匮乏是现下海外民运组织运作的一大困扰。甄燊港还透露，原计划2008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三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因资金没有到位而临时取消。中国自由民主党同年6月在新西兰举办纪念六四研讨会，邀请香港等地的民运人士参加，主办方负责食宿，与会者自己解决机票，不少人接到邀请却因费用问题而无法成行。同年六月中旬，澳洲民阵要举办民运大会，希望各地民运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资金费用的理由而选择不去。

　　甄燊港介绍，现下海外民运人士主要分佈在美国、欧洲、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洲、泰国等地，参加活动的约有二千人，其中骨干三四百人，这些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之春”那一代人；另一类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流亡海外的一批学生与知识分子。他们主要分佈在中国民主阵线、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公民力量、自由中国运动及中国宪政协进会等组织里。

　　2008年六四纪念日前后，网上多个论坛出现了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声音，呼吁海外民运反思：“无论六四是否平反，与民运人士关係已经不大，民运搞了那麽多年，越搞越差是因为中国进步了，民运却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纪念活动规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感觉，真让我们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奋斗过的人，有点凄凉感”；“很多民运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国际反华势力一边，任何民运，如有西方人在背后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数中国人欢迎”；“民运中很多人出现争权夺利、经济贪腐问题，让人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甚至比中共还差”；“民运人士严重脱离华人社区，就像鱼离开了水，在主流华人社区格格不入，就难有人气和经济援助”。

　　应当承认，这些出现在网路上要求海外民运反思的声音，其实是逆耳忠言、苦口良药。时值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海外民运的领袖们、精英们、大老们，是该考虑一下前途问题了，否则，海外民运的前途堪虞，一代又一代人的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亦会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