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诸多历史原因使然，数十年来，国内学界相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历来迟缓且并不充分，再加上数据、史料、人物随时光流逝、零散、去世，历来宣传低调等等原因，以致甚至到了2014年12月13日，全国人大明确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很多人对南京会战及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情况，依然感到陌生，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更是多有说法。

我长期研究抗战史，深知南京会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实为抗战史不可回避的大事件之一。

因而，我认为综合有限的战争史料、战争因果、南京会战战况、南京市概况、日本社会文化水平及日军陆军高级将领、军官、士兵的素质、情绪而言，中国军民在南京会战抵御外侮之顽强，战事之惨烈，以及侵华日军对南京实施无差别攻击，炮制南京大屠杀之血腥，都是不可置疑、不可争辩的事实。

这是可以寻迹历史逻辑进行细写的提纲。

不过，我阅览较多学报网站，却很少看到相关南京会战与大屠杀的较为优秀的论文。

记得看过一篇较优论文，是以战时南京军民人口构成以侧证南京大屠杀的论文。

这篇文章引用南京会战前后的民国时期南京常驻、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及史密斯教授调查数据、南京会战及大屠杀相关史料、战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口的社会调查资料等等，详述推论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烈往事。

不过，类似论文多出校园，老师学生风格，多习惯以现代人的上帝视角鸟瞰历史，少重视如今进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调查与统计，必然会遇到两个关键性的看法问题。

其一，怎么去看待日军对南京的无差别攻击问题。

南京大屠杀不是单纯意义的军队对平民的屠杀。而是日军以其强大的战争机器，对整个南京市外围及城内外的无差别军事攻击及屠杀。

尤其日军以大量最具杀伤力、破坏力的航弹、烧夷弹、大口径炮弹等等对南京及外围实施无差别军事攻击，以及日军在多处实施小范围内的灭绝性屠杀等等，致使数量极大的受难者永远蒸发、消失于这场战争。

这些受害者无以计数，根本无法列入抽样、调查。

其二，怎么看抗战早期的中国，属于尚未发育成为现代意义国家的问题。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及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期间，中国国内山头林立，国家基本的军令、政令都是尚未完成统一。

中国青年军民被绑往郊外，遭到日军集体屠杀。

如此现状，使得南京虽为当时民国首都，其城市及外围人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户籍和身份登记。

同时，因为淞沪会战以后，逃往南京的难民、溃军，以及战前南京方面为修筑相关国防工程，征召的大量的苏皖民工等等数十万人，同样均没有户籍和身份登记。

甚至，那些溃军、难民、民工根本就没有花名册。无名无姓，犹如草芥。

逻辑上，正是这些大量的溃军、难民、民工，使得当时的南京的人口的男女性别比率极高。

尤其在南京的非“中立区”及外围地区，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50%。

而这些男性远高于女性的失衡部分的大量男性人口，大多并非南京本土户口，因而，南京沦陷以后，他们即惨为日军屠杀目标。

情况如此险恶，使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不可能如欧洲各国有着较为完善的户籍、身份登记的犹太人一样，能够在冤死战乱以后，留有较为清楚的户籍、身份登记资料，以供后人调查、统计、伸冤。

上述两点以后，便是眼下人们喜欢探讨的关于南京大屠杀调查、统计较为模糊与二战被纳粹屠杀犹太人调查、统计相比较问题。

大约四十年前，家父渠毓生为让我理解这段历史及这个比较问题，曾有简单说教：

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大多为战乱溃逃、流离的目不识丁的军人、难民、民工。

他们骤然于6周内遭到屠杀，几乎没有机会与能力，将自己的哀声留在世间。

而二战遇害的犹太人，无论来自波兰、法国、荷兰等国，都有其清楚的户籍、身份登记资料。

同时，他们大多扫盲、识字且得到高等教育，专业教育，因而在数年之间，能够留下更多的文字、图像、音乐等等资料，为后人提供线索。

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本该跨越政治，为纯粹属于中国历史及中国人的历史的问题。

死难者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同胞，我们无法回避这段历史，更无以上帝视角鸟瞰历史的资格。

尽量去寻找他们的名字，寻找他们的哀声，即便一无所获，也不该遗忘他们。

我虽年幼，深以为然。

——在晚清、民国早期，山西祁县渠氏家族有两位优秀前辈曾经常驻日本。

其一是满清直学阁大学士，山西大学堂创办者渠本翘。

他曾经为清国驻横滨总领事，推动、运作了当时包括鲁迅、阎锡山在内的中国青年精英留学日本。后来，阎锡山在山西发起革命，即将渠本翘尊为老师。

另外一位，为山西铭贤学院学监和农学院主要创办者渠丕和。

护法运动期间，渠丕和为孔祥熙主要助手，赴日出任青年基督教干事会代理干事长，与马伯援、康心如等人结交，在日本从事为国内革命筹资等工作。

此后，渠氏家族还有较多子弟相继留日。

他们留日时间较长，接触日人较多，层面亦高，因而，家族子弟对日本文化颇有独到之己悟。回国以后，他们也经常给家人说起留日往事，屡屡谈及日本人及社会、文化认识等等。

然而，等到抗战以后，我的家族和家庭饱受战祸荼毒。尤其祖辈、父辈们在经历日军轰炸天津、开封、武汉及重庆等事件，再说日本，则为抗战八年的艰难往日。

这一习惯甚至延续至今。

今年六月，我的族叔渠荣簶从太原为我寄来渠氏家族收藏的《傅山丹枫阁记册页》影本（点击参考），顺便在电话谈及抗战往事，他即说起日军侵占渠家大院，收刮窖银，掠夺渠晋山收藏字画若干等往事。

当然，给我普教抗战往事最多，还是家父渠毓生。

因而，家学相传，在上个世纪七零末期八零早期，我在课本电影之外，相比旁人，已经零星晓得了较多日本侵华往事。

被押往刑场的中国军民。

日军坑杀中国军民。

其中，我清楚记得，关于南京会战、南京大屠杀，以及南京30万受难者这段历史，就是在1980年早期，家父在某一个午后无意间告诉我的。

当年，对干部家庭、传统家庭或者知识群体而言，南京会战、南京大屠杀，以及南京30万受难者这段历史，其实并非不知。

相关资料记载，早在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即认定日军在攻占南京最初六周，便在南京城内外屠杀平民、俘虏总数超过20万人。

这一受难人数，没有包括被日军抛尸长江和被掩埋尸体数量。

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即对侵华日军战犯谷寿夫下达案件判决书（三十六年度审字第壹号），陈述了谷寿夫率部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罪行：

“于陷城后，会合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各区，实施大屠杀及奸掠焚烧等暴行，我被俘军民惨作杀戳者，达三十余万人之众，已与监督不严之偶发事件，显有不同”。

这是法律的、国际的、权威的对南京大屠杀的结论。

可惜，1947年正是国共决战中国命运的关键之年，审判侵华日军战犯事没有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

1951年4月8日，百废待兴，《人民日报》即发文提起南京大屠杀往事：

“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

大约也就在这段时期，周总理提出研究、修撰民国史问题，很快，民主人士、党派、院校等等受此感召，也有一些关于南京会战、南京大屠杀，以及南京30万受难者等历史的资料、文档出现。

然而，在工农兵时代，关注南京会战、南京大屠杀，以及南京30万受难者这段历史的人，毕竟是极个别，极少数。

此后，就是近三十年运动频繁，这段“国民党抗战”的历史更是罕见诸报端。

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这段历史自然长期沉湮史河。

不过，当年如我，正逢少年，内心淳朴，知道这件往事，为此顿感震惊、激荡、伤痛、愤怒，心潮澎湃确实非同小可。

碍于家父严诫，我出门以后很长时间大致忍声不说。

甚至，在我非常喜欢的日剧《排球女将》热播的最初几集，我听着同学们眉飞色舞说起小鹿纯子，心里总是非常抵触。

不过，非常庆幸我能够见证八、九十年代。

南京沦陷，日军刺杀中国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