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一批人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个是农村的流氓出身------。中国的士大夫没有气节，没有一点骨气，读书人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无耻，你看——黄老头子（黄炎培）从前请秀才，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府，哪一个朝代没有他的份；沈老头子（沈钧儒）表面上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其实他的要求最简单，只要抓到他的痒处，一点小甜头他就不讲话了；再说谭平山，简直更无耻了，过去领导过共产党，以后被中共赶出来，就和我们一起组织第三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积极分子，现在一变而为‘前进’拥共的分子，开口闭口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你想想，中国遇到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时怎能有办法？”这段话是章伯钧早年对中国民主同盟同志司马璐剖心析肝所说的知心话。当时章伯钧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带领民盟与尚未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但那时候他已经从自身亲历感受到来自中共方面的各种压力和排斥，中共高级干部徐冰曾经在司马璐面前把民盟的领导人骂了个遍，然后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这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你跟他们鬼混是什么意思？”另一个共产党干部王炳南更曾经当面教训章伯钧说，“你们民主同盟，国民党凭什么要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警告他要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不要想入非非，自以为可以居功在中共面前忘乎所以。如此情形之下章伯钧在与中共合作时候，尽管背地里牢骚满腹，其姿态还是谦卑识相而小心翼翼的，以至于民盟同志实在看不下去而愤愤不平道，章伯钧好歹也是一个党的领导者，怎么可以这样对共产党低声下气？
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章伯钧作为民盟领导人身兼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民盟副主席，农工党主席以及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一时风光无限，便有些忘乎所以，1956年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有一次与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竟然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到老毛子面前去撒欢告状，就算当时苏修老毛子还是老大哥，毕竟也是外国人，把对党的不满到外国人面前去倾诉抱怨，单凭此事让他做右派就算便宜他了。
更有甚者，大鸣大放期间，章伯钧还真的一本正经要帮助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整风。竟然提出政治上应该要有个设计院，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应该事先交给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充分讨论，对大学党委制也颇多异议，还说要检查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要多听听多方面意见，不要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之类。显然此时的章伯钧早已忘记早年王炳南要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警告。他真把民主党派当成可以与执政党开诚布公平等相待的“战略伙伴”了。

章伯钧以要搞“政治设计院”的罪名，加上他的种种“前科”，加上他的地位职位高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符合“擒贼擒王”的条件，荣登右派榜首，可谓实至名归。

有意思的是章伯钧的多年老友和同志，同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的史良女士在章伯钧落难时候，落井下石，把章伯钧私下里对她发牢骚说的具有“反党倾向”的话统统揭发出来，结果雪上加霜，加重了章伯钧的罪行，使得章伯钧的处境更加不堪，精神倍受打击。

1980年党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为了证明反右斗争本身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只是一不留神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需要多少保留几个右派不能摘帽。中央统战部把章伯钧的夫人李建生（李淑贤）和女儿章诒和找去谈话，据章诒和回忆说，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这样章伯钧不仅荣登右派冠首，并且配合党对反右斗争性质所做的决议，在死后多年依然保留五大右派之首的荣誉，以这种形式实现和完成与党的最后一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