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奶的孩子？我們查一下，你被捕了，去西伯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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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幾十年政治逮捕的一個特點，恰恰在於被抓起來的人是清白無辜的，因此也就是不準備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種誰都是在劫難逃的共同感覺，一種不可逃脫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手掌的觀念（在我國的身份證制度下，這是符合實際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時期，人們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裡人告別，因為不知道晚上還能不能回來——連那個時候，他們都幾乎沒有人逃跑（只有少數人自殺）。這正合需要。馴羊狼好啃。

　　這種情形之所以發生，還由於對逮捕流行病的機制不了解。逮什麼人，不碰什麼人，機關往往沒有切實的選擇依據，而是為了完成控制數字，湊齊數字可能有一定規律，也可能帶有完全偶然的性質。

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婦女到新切爾卡斯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接待站去，詢問如何處理她被捕鄰居的沒有奶吃的乳兒。那兒的人對她說：“等一等，我們查一下。”她坐待了兩個小時光景——就從接待站被抓走送進了牢房：正急需湊滿數字，可是又派不出那麼多工作人員到全城去抓，而這一位已經自己送上門來！

（這樣的國家解體， 還有白痴惋惜地說：“沒有一人是男兒”！）

相反，住在奧爾沙附近的拉脫維亞人安德烈•巴威爾，內務人民委員部上門去抓他，他不開門跳窗戶跑了，一口氣逃到西伯利亞。雖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實姓住在那裡，而且證件上寫得清清楚楚，他是從奧爾沙來的，他卻始終沒有被關進去。既沒有被機關傳訊，也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因為有三種通緝：全蘇聯的、共和國的和省的，而對逮捕大流行時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會宣布省級以上的通緝。根據偶然情況，諸如鄰居告密等，決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個鄰居頂替。像安德烈•巴威爾那樣，偶然落入圍捕圈或陷入設伏的住宅並有勇氣即刻在第一次審訊前逃跑的人，從來也不會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誰要是留下來等待公正處理，誰就得到刑期。然而幾乎所有的人，占壓倒多數的人，正是這樣表現的：猶豫畏縮，束手無策，聽天由命。

　　誠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況下，往往讓親屬具結不出境，而隨後補一個手續，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輕而易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