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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抓住了民众的这种心理，进行大力宣传。明治维新开始之际，各级地方政府都向当地民众宣示了一份官方“告谕”。里面说，天皇是神明的子孙，是世世代代统治日本的，我们喝的水，吃的饭，调味用的盐，缝衣服的针线，都是天皇的赐予，没有天皇就没有日本，更没有日本人。天皇是神，也是所有日本人的大家长，那么日本人也就是神的子孙，是比别的民族优等的民族。

在这样的宣传下，日本人在西方列强面前重拾了自己的民族自信。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也依靠天皇得以推行。

很多日本人排斥像西方那样吃牛肉、穿西装、留胡子，那么明治天皇就率先吃牛肉、穿西装、留胡子。

当时曾经发生过一起劫持人质事件，一个武士不愿意剃掉作为武士象征的发髻，劫持了政府派来逼他理发的警察。

事件的解决极富戏剧性，警察们既没有使用武力，也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而是找了一张报纸，从窗口扔了进去。不一会儿，劫持人质事件宣告解决，劫持者扔下武器投降了。

是什么样的报纸，具有这样的神奇效果呢？

答案在于报纸上刊登的明治天皇留了西式发型的报道，看了这篇报道，劫持者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哭着放了人质，表示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如果天皇都变了发型，他还要留着自己的发髻，这就不再是武士的不屈和坚持，而是对天皇最大的不忠。

深知天皇影响力的明治政府，将自己的政策，通过天皇的名义发表，自己要做的事情，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做。明治政府拟定了《教育敕语》、《军人敕谕》，以天皇的名义公开发表，教导国民要绝对的服从，成为了日本国民和军人必须时刻牢记的准则。

天皇也不断得到进一步的神化。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日本陆海军由天皇统帅之。

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咏唱天皇统治永远不变，国旗“日之丸”对应了所谓的天皇祖先太阳神——天照大神。

明治政府还让天皇去各地巡幸，巡幸途中，臣民遇到天皇一律行礼，看不到天皇真容。而天皇坐过的垫子，被传说有治病作用，各地民众都争着能够摸一下，天皇住过的房间，被按原样永久保存。天皇在游览途中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下，都要在旁边树碑立传进行纪念。

在那个时候，所有日本人的家里，都供奉着天皇夫妇的照片，被称为“御真影”，在所有学校的教室里，也都在黑板上面挂着“御真影”，一旦有了天灾，必须优先抢救“御真影”。出现了很多在火灾和地震中，抢救“御真影”而遇难的教师或学生，也有校长因为没能保护好“御真影”而自杀。

在这样的狂热崇拜下，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日军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冲锋的声音从未断绝。但他们知道真实的天皇的样子吗？

虽然战前日本人对天皇狂热崇拜，并由此产生了日本独有的军国主义，但其实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他们崇拜的天皇是一个想象中的天皇，真实的天皇他们并不了解。

为了保持“神”的形象，天皇有意识的和他人保持距离。即便是日本首相，也对天皇敬畏不已。因“田中奏折”而在中国臭名昭著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被天皇训斥后极为惶恐，因此辞职，并在不到三个月后暴死，传说是被天皇吓死的。连凶恶的战犯东条英机，也向别人坦承，自己每次面见天皇之际都紧张得汗流浃背，生怕天皇斥责自己。

天皇的这种“威严”要借助神秘来保持，有关天皇的报道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曾经有照片因为拍到天皇在笑，便因有损天皇威严而被封禁。让大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是日本投降之际向国民发布的《终战诏书》。很多日本人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略带无力和嘶哑的声音，就是天皇的“玉音”，同时他们才不无失望地知道，原来自己要为之献出生命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轮金黄色的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略微带有一点弧度的长刀，则是武士的象征。温软美丽的菊花，原本似乎和沾染着血腥的武士刀风马牛不相及。但谁又能想到，正是那菊花指引了武士刀。

菊花是日本皇室族徽，沉静、内敛，代表的是美。刀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愚忠、尚武，代表的是勇气、忠义和名誉。菊花，优雅，刀，冷酷。

《菊与刀》这本书中写道：只要天皇下达了命令，日本人就会用“竹枪”誓死作战，当个人崇拜到了一定的地步，那菊花也会像刀一样锋利凶残，而代表着暴力的刀，更是会失去控制，最终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

刀很难变成菊花，但菊花却最终变成了刀。

这就是为什么外表谦和的日本人，在战场上却凶残无比的秘密。

明治维新后，打压佛教的日本，开始信仰天皇，发动了多次大规模侵略战争，几十年后即遭受最严重的果报，1945年3月9日，美军发动东京大轰炸，投下逾2千吨燃烧弹。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近10万人死亡，26.7万幢建筑付之一炬，这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武空袭，日本政府花了25天才将烧焦的尸体清除完毕。几个月后，又连续遭受两次原子弹袭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人为灾难。日本投降后一夜之间进入亚洲最穷的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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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文革破坏最严重

2015-06-03 红豆居士

详解佛教史上五次法难破坏力度文革为最（凤凰网华人佛教制图：晓愚）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

三武一宗灭佛

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籙，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供养沙门，并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门，若有隐瞒，满门抄斩。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武帝宇文邕，继明帝之后即位，后改元保定。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显然的，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历算，性情谲诈。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据《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天和四年，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建德三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乃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四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三百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次年，武帝罹患剧疮而亡。宣帝、静帝相继即位，佛教才又渐渐恢复。

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灭佛

唐代佛教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对佛道二教的态度颇为不同，有的扬佛抑道，有的佛道并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为祖先；太宗曾下诏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后则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采纳姚崇的奏章，令僧尼还俗，他虽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释《金刚经》流传天下；宪宗时，韩愈谏阻迎佛骨，写《论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还依历朝惯例，在宫中设斋行道，但敬宗本人笃信道教；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而且曾经禁止度僧及营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贬斥佛教。

另一方面，虽然历经几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间的力量反而越加炽盛，僧尼的人数越来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广。寺院往往领有广大的庄园，并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结果，不免增加国库的负担。当时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术的观点，认为佛教的蓬勃发展将危害国家的经济，因而大加抨击。唐武宗时，排佛的呼声越演越烈，这使得本已笃信道教的武宗更加决心毁佛。这时，道士赵归真与宰相李德裕推波助澜，趁机煽动，佛教因而面临一场“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会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国忌日，敕令行香，设千僧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诞辰之日在大内设斋时，敕令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四对论议，其中有两位道士被赐紫衣，却禁止释门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术修摄之事，曾经召请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宫，在三殿修金籙道场，并亲受法籙。会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刘玄靖入内，与赵归真同修法籙。

会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录在僧籍名册的僧尼，又不许置童子沙弥，这时已略见毁佛的迹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众在殿前论议，道士二人赐紫衣，僧门仍不得披着紫衣。

会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经还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没有登录名籍的僧尼，不仅严禁住在寺中，且不许住在京城或进入镇内。同年九月，下令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纵使是登录有案的，如果无法详细说明出身来历，应予逮捕，送到官府盘问。

武宗废佛的政策，是采取渐进方式的，从史料看，其法令之严酷，与日俱增。会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许供养佛牙、佛骨，如果违反法令，送一钱供养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时之间，寺院的四处，人迹断绝。而在宫中的内道场，历来往例均安置佛教经像，武宗却下令焚烧经教，拆毁佛像，在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诞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内议论。又不许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钟声未响前归寺；也不许别住他寺，违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赵归真，赵乘隙进言，认为佛教并非中国本有的宗教，蠹害生灵，应该尽除。于是，是年七、八月开始，发动空前的法难，敕令拆毁天下山房、招提、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凡是寮房未满两百间，或没有获颁寺额的道场，则勒令僧尼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诸寺不许置庄园，并随时检查寺舍的财产。四月，敕令僧尼还俗，如有抗命不从的，以违抗圣旨论罪，当场决杀。八月下诏，大举毁寺，总计会昌年间，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等四万余所，被迫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又将佛像、钟磬等法器改铸为钱币、农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银等像亦敕令限时送官。此一空前浩劫，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晚唐以后诸宗的衰颓不振，与这次毁佛有密切的关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诛杀赵归真等人，并大力复兴佛教。

四、后周世宗灭佛

第四次法难发生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世宗为了贯彻以儒教为主的统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相传世宗下诏毁坏佛像时，镇州有一尊铜制观世音菩萨极为灵验，因此无人敢去毁损。世宗乃亲自前往该寺，用斧头砍毁菩萨胸部。显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发痈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难，虽然使得佛教几经摧残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以后的茁壮成长，精深伟大的思想已深植社会民心，普受大众的肯定与欢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击之后，却始终屹立不摇，并很快地复兴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毁法废佛，最后也不免自食恶果，遭到凄惨的报应。

中国佛教经过南北朝的两武灭佛，（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并没有衰落下去，反而在隋唐达到了鼎盛时期。究其外在原因，一是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一国灭佛，另一国仍在兴佛；一是两者都是武力与行政地镇压，对佛教来说是外部力量，一旦外部力量消失，就可以回复。

唐朝后期唐武宗会昌灭佛，是中国佛教的由盛而衰的分水岭。由于唐武宗崇道灭佛，毁寺减僧，销毁经卷，使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使原来唐朝鼎盛的宗派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几乎灭尽。后来到了宋朝，天台宗和华严宗才从朝鲜和日本重新迎回论集，开始有点恢复，而唯识宗则一直衰落下去。

五代十国后周的周武帝是灭佛中的一武，不过那是国家分裂，佛教没有再受毁灭性打击。北宋年间佛教开始恢复，同时儒家的宋明理学吸纳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开始兴起，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崇道抑佛，想以道教同化佛教，再次给佛教沉重打击，不过没过多久，他和儿子一起被金国俘虏。但汉地佛教一路衰落下去。

明朝的早期皇帝没有灭佛，但是道教，特别是武当的真武道教兴盛起来，反而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到后期的明世宗又开始崇道灭佛，使佛教极度衰落。为了佛教的复兴，出现了明末的四大高僧。

清朝后期，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佛教已无力回应，信徒大量流失。太平天国运动发起拜上帝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十数年，使其地的佛教荡然无存。太平天国灭亡后，佛教更是祸不单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上书"庙产兴学"，自此佛教衰落到低谷。

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佛教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没有对儒教的冲击大）。

第五次法难：新中国文化大革命

在当年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喊叫声中，中国佛教继三武一宗灭佛后，又一次遭到了无比惨痛的打击。文革时期的事情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人们最谨慎对待的事情之一，之所以谨慎，文革时期佛教的状况也一直无人问津或者很少有人提及和关注。整整十年，佛教遭受了什么？佛被怎么定义？佛法怎样存世？僧人如何度过？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文革法难持续时间最长

1966年5月16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8月19日这天，北京街头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佛教在他们看来是从里到外旧透了，自然要破。从此，佛教十年的浩劫开始了。这十年里对佛教的破坏是全面的、持久的。我们和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做个对比。历史上第一次法难，北魏太武帝公元444年诛杀佛教高僧释玄高和慧崇开始到文成帝即位佛教恢复，前后达7年之久。公元574年，从北周武帝禁佛，公元578年宣、静二帝即位，佛教恢复，历时4年。会昌三年(公元843)四月，命杀天下摩尼师，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会昌六年武帝死宣宗即位恢复佛教，假如从会昌元年算，会昌法难历时6年。后周世宗禁佛，从公元955年开始，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史称"世宗毁佛"，至959年世宗崩，此次法难历时4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文革法难持续时间之久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期间对佛教寺庙、经典、文物的破坏最严重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了三武一宗法难，可能不及文革时期对佛教的破坏，全国各地大寺，百年古刹丛林，乃至乡间淳朴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坏者，不知凡几。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唐彩佛像，无一逃过劫难。

据不完全统计，只北京全市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国宝，佛教的古迹文物自然也是沦落如此。 “破四旧”时，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8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45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68万部（件）。大昭寺前院，遍地堆积着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的佛教象征物。

中国内地寺院都不同程度的被红卫兵进行了洗劫。比如“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

文革期间对佛教圣物的亵渎最惨痛

佛教有很多被视为圣物的的东西，在佛教徒心目中，它们件件皆是无上的至宝，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哪怕是被冠以“强盗”的部分探险家、侵略者对此类生物也会敬畏三分。在文革期间，在红卫兵那里，这些全是牛鬼蛇神，是蛊惑、诱骗人心的封建产物。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据说释迦牟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六祖真身舍利，历史上共遭受过三次大的人为破坏，新罗人的传说和日本人的损害，但他只是被动了一下和用手术刀剖开胸腔。《佛源老和尚法彙》中老和尚写道：“一天，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说是坏蛋、是假的、骗人的，要烧掉。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将五脏六腹抓出来，丢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丢满一地，说是猪骨头、狗骨头，是假的。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面上写：‘坏蛋’二字，放在大佛殿。原不准我们看，但我们仍偷偷跑去看了，心里难过得流泪，偷偷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但没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道哪天被打死。”这段历史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回顾和研究的，但我们可以从这段史实中反思一些东西也是好的。

文革期间对僧人的迫害最严重

红卫兵对佛教僧侣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疑是牛鬼蛇神的走狗。十年间僧侣或被迫还俗、劳改、斗争，乃至枪杀。从东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风云变色。

据有关资料记载，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班玛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钦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法门寺住持良卿法师以自焚保护佛祖的灵骨，吓退年轻的红卫兵的故事更是惊心动魄。

文革时期对僧人的迫害不只是身体的摧残，还有对其宗教感情的辱蔑。位于我国最北端城市哈尔滨市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卫兵勒令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然后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但是极乐寺的遭遇，仅仅是中国佛教在文革中遭遇空前浩劫的冰山一角，详见频道今日高清图组：哈尔滨极乐寺文革法难

五次法难，是中国佛教遭遇的历史劫难，尤其是第五次，更是中国佛教的空前浩劫，也是中华文明的深重灾难，已然成为我们民族锥心泣血无比惨痛的集体记忆，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原本应该更加珍惜佛教今日的发展，更应该保护佛教，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但是我们痛心的看到，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不顾历史的教训，不顾因果报应的铁律，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违背天理良心，违反党纪国法，以一己私利，悍然将罪恶的黑手再次伸向佛教，兴教寺事件，瑞云寺事件，驱僧夺寺、毁佛拆庙此起彼伏，令人愤懑痛心，唯有呼吁要牢记历史的教训，为了历史不再重演。重申因果报应的法则，为了警醒无知无畏的人不要重蹈覆辙。

（编注：本文有关文革法难部分，摘选自原作者谢志斌《文革法难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