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姓小泉, 虽然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同姓，但她和他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呢，也可以说有那么点关系，那就是悠也曾经从过政做过议员。说起政客，西方有人不少人会这么看：很辛苦，收入也不高，还动不动要被人骂，典型的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傻瓜才要干呢！但悠却喜欢从政。她说在她来英国之前，曾是日本东京都某小选区的议员，那时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她却干劲十足。
悠说，她所做过的最令自己满意的政事，就是促使当地的几所中小学修改了校服管理制度，从此不再强制要求女生穿裙子剪短发之类。这在我看来好像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悠却认为很重要，她认为日本社会过分讲求纪律性和统一性，总要求人们步调一致，这种想法很落后也很缺乏想象力，人生活在这样社会很压抑。 在我看来，在自己祖国日本时各方面都还算不错的悠，自从搬来英国后，其处境却并不好。她曾在大学里做过清洁工，也在日餐馆里做过帮厨，还在我们镇上的养老院里做过看护，而且这些都是短期合同工。可以说，来英国那么多年了，悠至今没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政治生涯也没能再继续，让人觉得可惜。要说原因，我估计大部分可能悠的英文不好有关，再加上文化差异的因素，使得悠很难融入英国社会生活，也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再说了，英国并不是移民国家，因此很难说存在多元文化，只有极少数地区比如伦敦可能会有多元文化现象，但英国的大多数地方仍然以英国本地文化为主导。看那些数不清的英伦小镇，以及那些伫立在风雨中，几十年几百年屹立不倒的传统乡间酒吧，就是强势的英伦文化的象征，它们妥妥的把多元文化拒之门外。 不过，乐观开朗的悠坦然的接受了自己是个外国人的事实，对现在的处境从未抱怨过。她什么都干，除了干些零杂工，她还在家里开设了家庭厨房，平时做些日本私房菜给人送货上门；偶尔她还会开个烹饪学习班，教小镇上的人们做寿司拉面。不仅如此，平时一旦有空闲的时间，她也会参加charity的各种活动做义工。我有时可以看到她在日本文化节上义卖寿司，有时还会见她在镇上的图书馆里教小朋友书法、折千纸鹤。总之，悠依然像以前在日本的时候一样忙碌着，没让自己闲下来。 悠的外表看上去比较普通：个子不高人瘦瘦小小的，但却一副干劲十足的样子。她总留着短发，而且头发的颜色还经常换。我最近一次见到她，发现她的头发是紫色的。问她为什么染成紫色了？她笑着说还从来没有试过紫色，所以一定要试一下才行。悠说话的时候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还时不时的点点头，就像其他的日本人一样。悠的着装变化多端，有时候很朴素有时候又显得很前卫。有一次，她穿了一件低胸的豹纹衫来我家送寿司，胸前还戴了一串用彩色大石头串成的项链，看上去一副野性十足的样子，把我吓了一跳，差一点没认出她来！ 还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除了议员、厨子、清洁工等这些身份标签，变化多端的悠，竟然还是位教授夫人。悠的先生是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德国人，许多年前当他在日本讲学的时候，和悠在某政治集会上相遇，自趣相投的两人从此便相爱相守。婚后，悠随着丈夫辗转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之间讲学，却始终没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当他们一家辗转到英国来到我们大学镇时，悠突然觉得她该留下来，于是她就和孩子们定居下来了，只有他先生还经常在各国间跑来跑去，平时只在节假日里才可看到他的身影。 可以说悠完全颠覆我对教授夫人的定义。在我的印象中，教授夫人一般都是高高在上的，她们优雅知性，说起话来是极有分量，她们的威慑力常常要比其教授老公还要高出许多。记忆中，教授夫人只要一发话，大家都得洗耳恭听没人敢出大气儿。所以，刚认识悠的时候，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教授夫人联系在一起，清洁工、厨子这些在我们中国传统里下九流的活儿，一个教授夫人怎么可能去干？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悠的教授老公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悠的工作：只要休假在家，他便会常常开着悠的红色尼桑小车，在镇子里进进出出的，帮着悠一起送寿司。为此，我们亲切的称他为“教授快递员”，他听后则哈哈大笑，红扑扑胖乎乎的脸上堆满了德国农民那种憨厚耿直的笑。 这正是我喜欢和佩服悠的地方：勇敢，不在乎世俗眼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次我问悠：“你喜欢英国吗？’’悠点点头说很喜欢，我又问：“但你在这里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本领，不觉得可惜吗？’’ 但悠却说：“我不在乎，我喜欢这里，不喜欢日本！”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难道日本人不都是很爱国的吗？于是我说：“难以置信，悠，我从小看的电影电视剧里，日本人只要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都会觉得愧疚，动不动就要剖腹自杀来向天皇谢罪的呢！” 悠听了大笑起来：“现在谁还会这么傻呀，日本人现在也变聪明啦！很多人也开始意识到，日本政府现在仍然企图用管理军队的方式来管理人民，这是很愚蠢很落后的！”悠说着说着，显得有点激动：“别看日本是个民主国家，但人民却依然没有自由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人个人服从集体仍是日本社会的基本理念，这种传统思维根深蒂固很难改变！” 所以，悠说当她在日本的时候总觉得压力山大，但自从来到西方社会后，才发现人原来可以这么自由的想问题，她为此高兴，庆幸自己逃脱了牢笼。悠还说道：“你知道吗？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无论做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就像以前在日本时候一样，尽可能多干活少休息。。。”我笑着打断她说：“你们日本人不一直都这样的嘛，干起活来很拼命的！”悠也笑了笑说：“是的，这是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干或者偷懒，就立刻会遭到周围人的指责！”她叹了口气接着说：“可是你知道我遇到的第一个英国老板，他怎么跟我说的？他说，‘悠，你太拼命了，这完全没必要，休息对于一个人而言同样很重要，而且，没人能做到十全十美，只要尽力就行了。’”说到这，悠舒了口气说：“我震惊一个老板居然会跟员工说这种话，不可想象！” 如此看来，悠似乎已经被英国人打动，思想也被同化了，她已经否定了她的传统和她的祖国，那就没必要再谈什么爱不爱国的问题了。 在我少年时代，日本人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也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那一个阶段，我母亲进入了一家日本跨国企业工作。作为一名办公室行政人员，她被要求每天必须一大早先到办公室，给公司做开门准备工作。我记得母亲几乎每天一大早六点多钟就离开家，然后要换三辆公交车，总共行程大约一个半小时，横穿整个大上海去到外滩上班。母亲重复着这样的上班路径一晃就是二十年，一直到她退休。 记得那时候还是初中生的我，常常会在周末放学后坐着公交车，一路慢吞吞的晃到外滩母亲所在的那栋高级写字楼，然后等她下班后两人一起去逛街逛城隍庙，我管它叫作“周末老妈办公室之旅”。在这段美好的记忆里，我以一个中学生的眼光去看母亲公司那富丽堂皇的写字楼，以及她那些打扮入时并且礼貌周到的日本同事们，印象真的好极了。并且，我每一次“造访”之后，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小礼物：从好用的三菱圆珠笔到精美的笔记本到好看又好吃的日本点心，特别是那三菱圆珠笔，写起字来特别顺畅而且从不漏墨，常常成为我在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如今我依旧依稀记得那时的我背着个双肩大书包，大摇大摆的穿过豪华写字楼的底楼大堂，乘上摩登的三菱电梯，接着一阵风似的嗖嗖往上一路直达位于顶层位置的老母亲的公司，只听‘叮咚’一声脆响，电梯门自动打开，就会看见公司前台漂亮的美眉们在朝我微笑。每次在我道明来意后，她们就会热情的把我领进员工休息室，还拿出好吃好喝的来招待我，陪我一起等我老母亲下班过来接我。那时有一点总让我疑惑不解的是，老母亲的同事们看上去在公司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这哪里像是在上班的样子！后来我才搞懂，这叫企业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杯咖啡，就是在老母亲公司的休息室里品尝到的。记得那是一种冲滤型咖啡，它乘在一个白色的圆锥形一次性塑料杯里，然后再把塑料杯放进一个黑色的，设计简约又好看的杯托里，再加点糖，一杯香浓可口咖啡就成了，味道不要太好哦！我就这么吃着喝着，被日本叔叔阿姨们的礼物“笼络”着，渐渐的变的“哈日”，想着将来长大后，也要像老妈一样去日本公司工作。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才知道原来日本人也不全是好人。先是常常会听到老母亲抱怨说烦死人，公司整天要求加班，好像我们是公司的私有财产一样！真是可恶，这就叫万恶的资本主义！有时又抱怨说日本人也是马屁精，对领导的态度跟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而且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经理所长不走，日本同事们就不敢下班，只有领导先走了，他们才敢回家，这不是典型的“让领导先走”么？还有更可笑的是，日本男人似乎真的以公司为家，他们常常下班后把老婆孩子撂一边，先和同事们在外面吃喝一通，直到很晚才慢吞吞的回家，好像家就是旅馆。那时侯在上海虹桥一带，日本男职员下班后最喜欢去喝“花酒“。虹桥一带有很多日本居酒屋不是叫“兰”就是叫“雅“，听上去好像很高雅的样子，但实际上就是日本男人下班后花天酒地喝酒泡妞的地方。可能就是从这居酒屋开始，上海美眉们的名声开始变坏，据说此后，但凡每天傍晚时分出没在虹桥一带，且“身高1.65米左右，长发，相貌姣好” 的美眉，就会有被视作“二奶”的嫌疑。因为洋气的上海美眉们不仅漂亮还很有见识，相比之下，那些每天只知道围着老公孩子团团转的台湾、日本原配们，土气的简直没法看了。一时间，日本男人台湾男人为了上海美眉不着家，惹得台湾女人日本女人个个对上海女人恨之入骨。 再后来，随着历史知识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学历史教科书），渐渐的我开始讨厌起日本人来，并开始怀疑母亲公司的那些日本叔叔阿姨笑容背后的真面目。尤其是当学习了侵华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这些血腥的历史知识后，我就更加厌恶日本人了，为此也下决心改了主意，长大以后坚决不要去日本鬼子公司工作。不仅如此，我甚至还攒动过老母亲换工作跳槽，劝她说你干嘛不去别的外资公司呢？美国公司就很好啊！因为那时我觉得美国人好，比日本人好多了。 但是，老母亲没听我的，不仅没跳槽，还一直在日本公司干到退休，并且退休后还返聘了好多年，一直干到她自己不想干为止。老母亲说了，日本公司虽然经常加班而且工作方式有点乏味，但却很稳定。母亲说她在公司干了那么多年，很少见有同事被炒鱿鱼，只要员工没什么大毛病，公司就会一直留用，所以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很高。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妈妈一直工作的很愉快和同事们的关系也很融洽，甚至到退休后，还经常听到他们约着一起聚会吃饭。从这点上来看，日本公司确实有点像一个大家庭。 或许是因为母亲的原因，我对日本人的总体印象，总是停留在老母亲同事们的亲切的笑脸上，这难道这就叫做先入为主？但也可能是因为，不论历史或战争都离现实生活都太遥远，对我而言，从自己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和事来看一个国家和人，难道不比从书本里、从电视剧里看来的要更真实吗？ 记得还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我曾请过一位日语家教。她是一位30来岁的日本女子，嫁给了一位中国留日学生，随跟丈夫回中国定居后，闲来无事，便给人当日语家教。她在给我家孩子上了几节日语课后，有一天突然告诉我说她不能再来了，因为她日本老家有急事，所以必须要她立即赶回国去。我听了表示很遗憾，她则感到很愧疚。因此不论我如何推辞，她执意要把前几次课的学费全部退还给我，说这是因为她自己不守信用，所以必需要承担责任。我为此有几分感动，所以从内心来说我并没有责怪她。 我现在所居住的这个英伦小镇上，也有不少日本人。除了悠，我还认识一位全职日本家庭主妇和一位日本女理发师。那位家庭主妇一年四季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天天等着在外满世界转悠的f1方程式赛车当机械工程师老公回家。每次见她一个急急忙忙风风火火的样子，我便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而她总是抿着嘴笑笑说‘不需要不需要’，但却分明看到她眼里时常噙着泪水。。。还有那位嫁给了英国人的日本理发师，由于做老师的老公财力有限，无法帮助她实现开店的梦想，所以她每天开着她的丰田小车，辗转在各家各户，给人上门剪头发。有一次她上我家剪过头发后，把一个工具忘在我家了，我因为不知何物，便任其留在角落里搁置多时，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上门，这才向我提起。我从角落里找出来给她，问她为什么当初不立刻就打电话来问？她害羞的笑了笑说，因为不好意思打搅别人。我听了后有些小感动。 悠也一样，经常让我有所感动。 某日我在镇上碰见悠，见她表情严肃的在匆匆赶路，问她怎么了？她气愤的告诉我，她的那个有着亚洲血统的儿子前一天在放学回家路上，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十五六岁的英国白人小子冲过来迎面打了一拳，还说了句“中国人！”然后这小子就跑了。悠说他的儿子现在感到很愤怒也很伤心！所以，她正在想办法找当地的议员投诉这件事，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道歉！我一听，也觉得不是滋味，什么叫“中国人”？难道中国人就好欺负么？悠说，这是叫种族歧视，不管中国人日本人都是亚洲人！我觉得是这个理，便顺路去她家看望了他的儿子，还送了一份小礼物给他同时鼓励他不要气馁。过了些日子，悠兴奋的告诉我，说我们这片儿选区的议员以及那青春期白人少年来向她和她儿子道歉了。这事儿到此才算结束，取得斗争胜利的悠说：“是我们的权益就应该争取，这是我们的人权！” 后来又过了段时间，有一天，悠问我周末要不要和她一起去伦敦反川，因为最近川普来英国访问，但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最后我没跟悠一起去，她一个人坐着火车去反川了。回来的时候路过我家，便进屋来向我兴奋的描述了她和伦敦人民一起反川的经过，还送了我一卷厕纸。我一看，那厕纸的每一节，都印着一个川普的头像，川普在厕纸上傻乎乎的笑着，样子很滑稽。 最近收到悠的一个好消息，大学给了她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悠在一个项目中专门负责和日本方面沟通交流。鉴于悠平时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再加上她日渐流利的英语，大学方面觉得她是合适之选。 当悠把她新印的名片恭恭敬敬的递到我手里时，我特别的高兴。此时我想起了小时候所痴迷的日剧《排球女将》里面的小鹿纯子，她总喜欢说“加油”两个字，此刻我也脱口而出说了句日语：“加油，悠！”悠听了高兴的使劲儿点头，又像小鹿纯子一样的大声应道：“嗨！”接着畅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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