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之域 2022-05-08 12:06 
无依之域 无依之域，有好文相伴 6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有朋友给我发来一篇文章的截图，读后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
这是出现在一份名叫《新课程报.语文导刊》的学生报纸高二作文指导版上的一篇文章，题为《红盖头》，作者余显斌。文章大意是，“我”的爷爷随身携带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一个红盖头，那是奶奶和爷爷结婚时戴的，而奶奶是被爷爷亲手打死的——当年，爷爷帮游击队员筹集了一笔经费，可贪图享乐的奶奶想把经费带走，于是爷爷大义灭亲，开枪了。
触目惊心的两点信息已经被人标上了红线。其一是，文后的“品读“写道：”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为这位亲手处决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伟大的家国之爱动容。“其二是，这份报纸的出版日期为2022年4月15日——对，你没看错，它不是历史文物，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不知诸位有何感想，有没有被这种“高尚人格‘吓倒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既然是文学作品，大概率是是编造的。不管是真的还是编的，向今天的孩子宣扬这样的价值观，合适吗？文中的‘奶奶“显然并非罪大恶极，被枕边人以正义之名亲手处决，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何在？开枪警告不可以吗？打伤不可以吗？天底下是否真有这样的畸形之爱？为了某个宏大的理想而将人伦置于如此不堪的境地，太荒谬了。我想，无论如何，无论世道如何变化，要确保人之为人的人伦底线不被击穿，否则我们将再度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亲亲相隐首先是我们的一项文化传统。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梁武帝时代，一个儿子作证母亲犯了死罪，法官虞僧虬很是生气，说，生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判他流放。孟德斯鸠说过类似的话：“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犯罪不过是破坏法律，伦理底线的洞穿，则可能使社会走向毁灭。“柏林墙”倒坍后，前东德秘密警察开始销毁监视情报档案。4500多万张A4纸被撕成6亿多个碎片，装在16350个袋子里，准备运到一个采石场焚毁。这时，民众冲入了情报机构“斯塔西”的总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来。人们吃惊地发现，他们的私人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入侵，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假想的“敌对势力”，这些告密者中，有好友、近邻，甚至最亲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历史创疤在媒体上揭开，人们先是震惊，然后陷入精神崩溃，大量家庭因之解体，还有人因无法面对被自己出卖的亲人而自杀。
在那个特殊时期，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亲情殆尽信任丧失。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会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盛况空前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踮脚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妇女。挂着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然后是红笔大叉。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她脖子一梗，头一偏，又抬起来了。喧嚣的人群中，16岁的张红兵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被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场。刑场就在固镇县三八河东岸，距离县城两公里，那里有一块荒野洼地。人们奔跑着、追赶着刑车，生怕赶不上围观枪决的时刻，路上尘土飞扬。张红兵脚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那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红兵刷碗，方忠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对文化大革命开展家庭讨论。这时候母亲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印了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她指着这一行字说，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毛泽东引用的。“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毛主席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说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16岁的张红兵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小学还没毕业，就加入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队，对毛主席极为崇拜。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张红兵立即对方忠谋进行了批判。但一向从不爱与人争辩的母亲，言辞却越来越激烈。“她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这个可不得了。我就更对母亲不能容忍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都被关进大牢了，你还在为他翻案。到后来母亲又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震惊万分的话：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话音一落，一家人惊骇万分，攻击诬蔑伟大领袖，这样的反动行为足以招来最严酷的惩罚。深夜的张家小屋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一直看着妻子和儿子争吵的丈夫张月升，此时再也无法沉默了，他站了起来：“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坐在藤椅上，拿起父亲的香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母亲抽烟，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烟来了。她一边抽烟一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拿到了妻子的“罪证”，张月升立刻走出家门，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发，“重大反革命”方忠谋被当场缉获。在长长的揭发材料的结尾，张红兵和父亲都写上了“枪毙方忠谋”的字样。
同日，张月升还写了离婚申请，和代表儿子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方忠谋毫不犹豫签上了“同意”。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张家父子一时风光无两，然而小县城里很多百姓，却对他们出卖亲人的行为，暗地里指指戳戳。有人说：张月升肯定在外面有女人了。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伟大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的职位。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脑而病发身亡。女儿的死极大地打击了方忠谋，她就像祥林嫂一样四处找人倾诉丧女之痛。据弟弟方梅开回忆，方忠谋曾对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然而还没有从丧女之痛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张月升首当其冲被打倒，作为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产阶级路线当权派”，他被戴上高帽游行、批斗。方忠谋作为“走资当权派的臭老婆”，也经常被拉去陪斗。13岁的张红兵则站在台下，看着父母挨斗。父亲被打，母亲护着父亲，拳脚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挨完批斗，方忠谋默默地陪着丈夫，在夜色中蹒跚着走回家。“从我记事，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和母亲这样亲密过。他们走得很近，几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他回家以后就觉得肾脏疼痛，然后就尿血了。父亲开始流眼泪啊，母亲就在旁边安慰他：你要想开一点，你算什么呀，彭德怀元帅那么大的功劳，不也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就从家里面找来一块布、一些棉花，一针一线的缝了厚厚的两只护膝。再罚跪的时候垫上，可能好受一些。”不久之后，方忠谋也在劫难逃——受父亲方雪吾的牵连，她被县医院隔离审查。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谋都要站在医院门前的大路边低头请罪，其余的时间就是在扫厕所、给医疗器械消毒，双脚胀得连鞋都穿不下。隔离一年之后，组织上终于允许她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的言行日渐怪异。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炙热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事发当晚，在讨论文革时，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作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他们不明白，当时的方忠谋精神上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然而，在文革当中，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疯子，就真的会被放过吗？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2013年，张红兵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让无辜的罪犯家属站上“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避免让他们在“亲”与“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类似这样的人伦之痛，并未从我们的世界消失。它只是蛰伏，一有合适的土壤，就会呼啦啦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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