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上海保卫战”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同一个“敌人”战斗》（作者：佚名，2022-05-11）

今天这个朋友圈我要小心避开雷区，所以有些话需要你自己理解，不能只看到我字面涉及的范围。我在3月份即断定上海封城至少一个月，甚至有可能会长达二三个月，后来所做的几次预测到目前能被验证的也都是对的。我今天把观察视角从上海抽离开来看看更宏观的东西。不要以为社会面清零等于解封，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面清零和实际上的解封恢复正常秩序有相当长距离，也就是说在上海的朋友不能过于乐观。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显然已经不是疫情本身的问题那么简单了，“大上海保卫战”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同一个“敌人”在战斗，但这个敌人并不存在或者说根本不是敌人只是“被当成敌人”的，那么为何要制造个敌人出来？之前某个城市已经有过先例，有了“敌人”才能名正言顺地实施法外行为，其他城市的服从性已经无须让人担心，但上海因为它的国际性和本身的城市特色，

还是需要服从性训练，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社会动员运动，只不过这是一种消极动员，它的目的不是要发动群众而是要让控制力能够保持社会面的高度服从。

虚拟出一个根本不是敌人的敌人，已经能够看出什么经济不经济，国际影响不影响，民生不民生都不是啥问题了，那么冒着毁掉长三角的风险还要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我的推测就是不久的将来本身这一切都要发生，那么干脆不如就借着这个机会提早让它发生，反而能够化解掉以后发生而产生的更大的风险（这段话需要思考才能理解，我不能说得那么清楚）香港已经为将来可能被踢出SWIFT做准备了，一旦香港被踢出SWIFT，珠三角就会很快垮掉，中国经济抛开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什么？这个谁都知道，但目前这样做就是经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了，反正现在就是保经济，不久的将来这一切也会发生，不如干脆现在用一石二鸟的办法消解因为外部原因造成的猛然崩溃所带来的更大危机。

上海封城有点像房价，目前封着很多问题还能被拖着，一旦解封更多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在上海的朋友要有所准备，首先是外资、国际企业大量逃离，千万以上的房产会被大量抛售，小微企业的大量倒闭和转移，会有一波不小的失业潮，消费市场会急剧萎缩，这对于旅游餐饮文化娱乐产业都很不友好，上海的常驻人口可能会下降五分之一，这一切都可能在解封后的一年内发生，上海的衰退短期内对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这样的城市有一定的利好，但当大萧条横扫一切时，上海依然会是一线城市，只是过去二十年的辉煌不会再有，我早就说过很多东西已经不可逆转，也不可能回到以前了，这里的意思是即使遭受重创之后的上海依然还会是一线城市，但上海都会如此惨淡，可想其他地方会是怎么样的。

时代的车轮已经滚滚碾来，但大多数的对此浑然不觉，所能感知的也只是自己生活周边的那点范围，就在如同49年6月只会为士兵睡在大街上的宣传而产生低级的感动，而根本不知道他将面临的是怎样的时代。

二. 《与萧功秦老师商榷》（文摘自：原创：名师大家谈游学，2022-05-11）

今天读到萧功秦老师的一篇文章，《我在上海疫情中的思考》，查了一下萧老师的公众号(萧功秦评论)，原题是《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还是略有不同的。拜读之后，有些想法跟萧老师有共鸣，有些想法却难以认同。萧老师遭遇了网络暴力和言语侮辱，我非常同情，也非常理解。这些年的上网历程，我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对萧老师的遭遇，感同身受，非常理解。任何人被这种不理性、无逻辑又恶语相向的人恶心一下，心情都会不好的。萧老师很大度，在被谩骂之后，仍能做到心平气和的跟对方讲道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估计这位“极端思维网络人士”也是听不进去的。这种胸襟和气度，我也是很佩服的。最后，萧老师建议大家加强锻炼，乐天知命，也颇有人生大智慧和过来人的从容镇定。但是文章中的一些其他部分，萧老师写到:我在朋友圈是这样回复他的:在你删除我以前，请容许我对你说一句。我特别欣赏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的一包话，他说"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并且进一步说到: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也无法理解真正人生。读到此人的回复，绝对不能说自己会心情舒畅，好在多年来，我经历了太多与极端思维人士的思想冲突与碰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我再次对他回复说:

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更不等于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干衷，你把对苦难事物的态度，与苦难中的人生处世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局势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原因，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困境来临时，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恶根性的东西，存留越多，我们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长。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如同防范新官并毒一样，敬惕它们对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染、干扰与支配。判识这种种恶根性，并与之斗争，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我的座右铭是:尊重经验常识，尊重社会多元，超越左右极端，务实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变化的时代，做一个有着内心的自由追求，又能乐天知命的知识分子。

上面这些内容，我的看法如下:

1.萧老师写到，"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句话对干激励困境中的个体，不要沉沦，要奋发图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对那些求医无门，只能等死，进而真的不幸过世的人们，对于那位人在上海，母亲在福建病重，至死都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的记者，以及数不清的原生和次生灾害的受难者、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这些艰难岁月，你让他们如何浪漫和潇洒?那些受难者、受害者、逝者，他们配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人呢?

2.萧老师写到，"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更不等干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干衷”。上海当前的情况是自然灾难吗?上海并没有什么自然灾难，甚至官方都没有说上海有自然灾难。任何时候，大规模、超限度、长时间的限制人身freedom，都不是自然灾难，请不要让自然灾害背锅。欧洲中世纪因为黑死病，确实有过隔离措施，隔离措施也确实是针对传染病原始而有效的方法，但是中世纪的隔离，主要是隔离感染者，而非限制普通人。萧老师把当前上海的事情说成是“自然灾难”，我觉得真的有点粉饰太平的味道了。萧老师文章的题目是，疫情中的思考，不妨直接改为“自然灾难中的思考”更合适?太荒谬了吧!

3.萧老师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反思，是自己经历的一次具有“极端思维网络人士”的人身攻击，推导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对此我很难认同。极端思维，阴谋论，发达国家并不比我们少。他们也并不是因为有更少的极端思维、阴谋论，才被称为发达国家。看看美国两partv的撕裂，关于堕胎、持枪、种族、同性婚姻，哪个问题不是极端思维、极端撕裂?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济会阴谋论层出不穷，甚至大选舞弊的阴谋论也甚嚣尘上，西方世界才是阴谋论的鼻祖和大本营，但是这些极端思维和阴谋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社会的正常运转(虽然问题很多，甚至一大堆)，而且正是这些国家从制度上保证了思想市场的开放、多元，极端思维和阳过论才更右市场，阴谋论才更有市场。肃老师经历了一场英女师经历了

出言不逊的言辞辱骂，这位“极端思维网络人士”显然不懂得沟通交流的基本礼貌，但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掌quan，试问他能限制上海2500万人的人身自由吗?这样一位人士，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可能会让人不开心、不愉快，他顶多是一个无礼、粗鄙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也就是出门踩到狗屎，但是过去也就过去了，这样的人能产生多大危害?现实社会中的这么多问题，难道是没有礼貌的人太多了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这个问题，如果按照秦晖老师的考证，是康梁当年为了回避自己维新运动策略上的失败，从而找的一个借口，国民性这个大而无当的概念是无法界定和量化的。即便我们不说这么深的学理、考证，任何国家的国民性，跟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光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国民性是受到制度环境影响的，1978年以前的国人崇尚阶级斗争，1978年以后的国人崇尚做生意赚钱，是国人的国民性变了吗?香g人以前上街，g桉法出台后，几乎没人上街，是香g人的国民性变了吗?是制度环境变了，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性。把当前的所有问题，归根干压民劣根性，而不从制度方面找原因，是非常错误的。这个论调已经一百年了，相关的学理讨论已经很深入了，不应该再继续错下去了。

4.萧老师的座右铭是:尊重经验常识，尊重社会多元，超越左右极端，务实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这很好啦。但是，如果quan力不受约束，你连门都出不了，或是进不了，有家不能回，就不要奢谈什么融入世界文明了。我很想知道的是，作为国内新权威主义(崇尚q uan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萧老师，如何看待quan力应当被约束，这一世界主流文明的共识?

5.审美。审美这个问题，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你喜欢古典的，他欣赏现代的，是没什么好争论的。所以审美这个话题并不是要和萧老师商榷，我也没资格对萧老师的审美提出意见。我只是想说一下我的观察:萧老师的审美有点另类。萧老师引用了格林的一句话，"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很多年前，萧老师有一篇书评，叫做《拒绝残酷的美丽》，将上个世纪40年代初延安的事情，事实层面评价为残酷，审美层面认为美丽，价值层面认为应当拒绝。所以萧老师从残酷的事件中、逆境中，看出一层美丽，是不是挺另类的?当然萧老师引用那包话，似乎是想说明，一个人应当在困境中保持积极向上、乐观的态度，这当然没错。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普通上海人更关心的是，为什么美丽家园变成了“垃圾堆“一样的“不定期徒刑”牢房，而不是垃圾堆上看美丽的日出。

6.最后一点，萧老师文章题目是《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但是读完全篇，萧老师的个人经验是加强锻炼、阅读与写作，不过这个建议似乎由健身教练提更为合适。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更希望看到作为历史学家的萧老师，对上海何以走到今天，中国何以走到今日，能够条分缕析、答疑解惑。国民劣根性的说法，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前两天流传一个短视频，一位上海大叔，在给大白普法:你行使的是公quan力，公qua n力法无授权即不得行使;在私人领域，法无禁止即享有自由。上海大叔能说出这段话，是上海人的体面，也是中国人的体面。并且这段视频在疯传，说明大家非常认同这些观点。如此看来，中国人的优根性也不少?萧老师以为呢?

三.《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疫情中的思考》（作者：萧功秦，2022-05-11）

一、上海街头出奇的宁静

我住的小区是上海徐汇的一个封控小区，目前还没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还是可以出门看病的。在电话联系以后，我到居委填写了一张表格，写明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时间与出门事由，居委大白盖了一个章，我就可以凭这个申请单出门了。

五月四日清晨，我骑电瓶车去第九人民医院看牙科门诊。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上街，颇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新鲜感。从小区到医院的一路上，空旷的大街见不到一个行人，即使是快递小哥也不多。往日繁华的林荫道，连汽车也不见踪影，这种出奇的宁静，倒还别有一番趣味。我就在路边停车，拍了张街景照片作为留念。这可以说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来未遇的奇观，解封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40分钟骑车途中，看不到一个交警。近医院的一条小路边上，遇到一个大白，他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去九院看病。他也没查看我的通行证，就让我走了。

医院大厅里人不多，相当于过去的五分之一，我在九院底楼挂号窗口看到一个挂号的老人让人同情。挂号时他的核酸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等到报告出来时，他预约的专家门诊号已经失效了。他向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苦苦争辩解释，但对方回答，这就是医院的规定，没有办法。

我真为这位老者担忧，一个月不能出来看病，估计也不是小病，好不容易申请到了通行证，到医院看病时却遭到拒绝，这是多大的打击？世上总有很多不幸的事，我们的制度规定是不是应该更人性化一些，来减轻普通人的困难与不幸呢。

这次疫情也显露出我们社会中一些消极的东西，例如，某些官员素质不高，凡事一刀切，层层加码，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上下反馈机制的不足，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匮乏，人道主义文化的缺失，体制与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短板也很多。

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希望疫情过后，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

二、与一位极端思维者对话

我把出小区治病的这段经历与途中拍的相片发到朋友圈里了，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里责问说，“你居然在空旷的大街上看出来别有趣味”！他极为愤慨，认为我是一个“麻木的人”，“对疫情中的苦难缺乏同情心”，并认为我不配是一个文人，他决定把我从自己微信中删掉。

我在朋友圈是这样回复他的：在你删除我以前，请容许我对你说一句。我特别欣赏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

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也无法理解真正人生。

格林是俄罗斯20世纪初期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格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他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与热爱，超越了种种人生苦难。他的中篇小说《红帆》被改编成电影，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放映过。当时我还是个少年人，我至今对电影中的浪漫诗意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

这位对我不满的先生很快又回复了，我以为他消除了误解，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料到的是，他说，“在垃圾堆上欣赏太阳，那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并写了一段带有侮辱人格的话，他说，“都如你这般，如蛆虫一样，在粪坑里看见一丝热的大便就欢心雀跃”。他把我的话等同于“粉饰太平”，还要求我不要对他回复。他写道，“你回复了，就是承认自己是蛆虫了。”另外还写了一些不宜引用的、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

他的回复让我出乎意外，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极端思维的网络人士。从人类的思想史上来看，无论是左的极端，还是右的极端，无论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充满着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见的，就是动机不良，就是不正义，就是邪恶，凡是邪恶，就必须予以清除、打倒乃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道德优越感”——“正邪”两值分类——“有你无我”的斗争哲学，就构成了此类人士判断事物的三步曲，就形成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解释框架。他们甚至对情绪不如他们那么激昂亢奋的人，也都判定为叛徒，投机分子与动机不良。理性与中道，同情地理解对方，在和而不同中，彼此交流互动，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令人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微信与网络世界里，国人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撕裂状态。各方都是恶语相向，把对方指责为动机卑劣的邪恶者。其实，他们虽然在几乎所有观点上势不两立，然而，在思维方式上，在判断与表达观点的“深层句法”上，却是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着文革激进文化的传承。（众所周知，无论是小偷还是警察，虽然角色不同，但讲话使用的句法是一样的。所谓的深层句法就来源于此。）

这让我又想起了文革时期在上海嘉定工厂参加一次反帝游行，当时有一部满载牛奶的奶罐车，一不留神开到我们厂的游行队伍中间来了，游行队伍中的一些人大为愤怒：这不是破坏革命大游行的罪恶吗！于是一伙人冲上去，以“正义者”的姿态把驾驶员毒打了一顿，据说把司机的门牙都打断了。（后来听厂里人说，那位可怜的被打者解释说，由于满车罐的新挤的牛奶必须立刻送去消毒，否则全废了。为了赶时间，才不小心驶进了队伍）。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思维的例子。

读到此人的回复，绝对不能说自己会心情舒畅，好在多年来，我经历了太多与极端思维人士的思想冲突与碰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我再次对他回复说：

——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更不等于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于衷，你把对苦难事物的态度，与苦难中的人生处世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

—— 你骂得再厉害，我也不回敬，我知道极端文化在社会上是何等根深叶茂，我知道你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文化的受害者。老弟，息怒，或许几年以后你会清醒一些，或者那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错了。

原以为我这封讲理的信，会让他理解，没有料到他更为恼怒，他在短信中表示，如果我再回复他，他就要开骂了。我已经领教了他发出的恶语的厉害，也不再与他联系了。

我们的网络与微信中充满着语言暴力，一方面，网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志愿军”去欧洲，帮俄国打仗，凡是反对这样做的人就是胆小鬼、汉奸、投降派，另一方面，我遇到的这位极端人士，仅因为我说“宁静的街道上别有一番趣味”，就把我视为“粉饰太平”的“蛆虫”来谩骂。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思想处于撕裂状态，日益对立。

与这位极端人士交流，让我感到一种担忧，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强烈，对不同意见的人如此势不两立，对激昂情绪者讲道理是多么苍白无力，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想用中道理性来说服左或右的极端派，是多么困难。

三、与国人的恶根性告别

疫情总会过去，而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时代。

俄乌战争发生以后，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新的疫情还会时不时地挑战我们的神经，不断让我们付出更多艰辛努力。政府发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号召，表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势必面对以往四十年从来没有经历的严峻的经济局势。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社会上的种种内卷化让人们忧虑。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生需要就业，社会上的待业人群却在增加，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民间社会中左右撕裂的状态并没有改善，反而会在矛盾中进一步激化。此外，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们必须为未来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做好准备。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局势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原因，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困境来临时，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一旦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出现，各种“阴谋论”思维、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厉害国”观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都会被重新激活，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并且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

事实上，前些年来，这些恶根性的东西，它们曾经淡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时，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与精神状态，要比现在健康得多，温和得多，开明得多，中国人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健康的萌发着，茁壮地滋长着，在民间表现出饱满充实的生气，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要和美得多，官员也要体恤民意得多，民间的戾气比现在要少得多，那时社会上也远没有后来的“左右撕裂”与“厉害国”的狂热。

旧文化 ，旧思维，旧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曾经会有一个假死阶段，处于假死状态的旧文化，一旦有了适宜的条件，就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过来，一旦被重新激活，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影响我们，干扰我们走向新文明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严复，他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写过的一段含义深刻的话：

“华族终当强立，由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及种种不宜存之性习，故须经层层洗伐，而后能至。”

专制文明千百年来，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这种文化性习太深厚了，要克服它们，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困难。

至于中国人要受多少磨难，才能走上真正的强立这一坦途？严复说了一句深刻的富有历史感的话：“但问其恶根性及不宜存之性习之多寡矣足矣”。

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恶根性的东西，存留越多，我们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长。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如同防范新冠病毒一样，警惕它们对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染、干扰与支配。判识这种种恶根性，并与之斗争，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

四、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

有朋友问我，在上海疫情中，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回复说，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往往让我心焦，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

我说，我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疫情前，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区的墙头打壁球六百次，每天都是满头大汗，一年就可以积累到十八万次。现在封闭在家里，我的运动量几乎并没有减少，我每天在家深蹲运动四百次，一个月就积累了一万二千次。我比许多人更重视运动，坚持运动凡二十年，连脂肪肝都消失了，这是对我多年坚持“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的回报。

我绝不相信年岁上去了，就应该像乌龟一样不动。健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状态，我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灵敏的思维，来从事我的著述。可以说，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我力争做一个“乐天知命”的现代儒者。

什么是乐天知命？对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所谓乐天者，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则，理解了生命的含义，以及“善良终究战胜邪恶”的千百年人类文明的大趋势。这就是乐天。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因相信天道而乐观。

凡生活中的一切恶事与灾难，我的理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与付出的代价。虽然这种代价有时很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点，它让我可以避免悲观厌世、虚无主义。抑郁症是与我无缘的。

这种人生态度，得益于一位家乡老者的启示，那是1987年，我在长沙开会后，顺道回家乡衡阳探亲，见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难之交，他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县长，十年动荡时期的生活当然是颠沛流离。

我问他，在那么艰苦的生活中，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自杀？这个重头问题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他想了一会对我说，因为他一直研读历史，从历史中，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四人帮式的“法家”统治，从二千年历史看，总是短暂的，一时的，不会长久的，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终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终于他还是等到了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乐天，让一个人在困境中会有一种坚持力，一种韧性。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而自杀后的第二天，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由此可见，乐天人生态度是多么可贵。

所谓知命者，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由自己选择的，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与环境。既然命运让你出生于这个时代，生活于这块土地，就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的美好的一切，也同时必须承受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不完美。其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焦虑，也有慰惜，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生活于当下，这是我们的命。

乐天知命，心怀善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让自己在事业追求中，得到人生的充实。把我们从事的工作与事业，看作是人类文明洪流中的晶莹的小颗粒。

如同我在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的海鸥那样，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获得了精神升华，在他看来，世上没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飞越高。让自己成为文明进步大趋势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这就是我所秉持的乐天知命。

这几天得知了一个消息，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来短信告诉我，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册子《走出天下秩序——近代中国变革的思想视角》，上了“万圣书屋”四月份的销售排行榜。我的这本书并不通俗，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销售量，这个消息让我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

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中国近代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如何支配、影响了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的。我阅读了英法联军当事人的回忆录，让我搞清了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例如，咸丰皇帝因对西方文化的误解，而作出了一个突然的情绪化的决定，导致人质事件，从而改变了历史。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还有不少人在认真读书思考，真是“德不孤，必有邻”。这也是对著书人的鼓舞。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年龄，期待着还可以写作思考阅读二十年。既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能在93岁还再次当上总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我将在我的近万藏书中度过此生。我希望在离开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能看到的是一个更美丽的中国。

我的座右铭是：尊重经验常识，尊重社会多元，超越左右极端，务实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变化的时代，做一个有着内心的自由追求，又能乐天知命的知识分子。

我最喜欢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原文参考出处链接：https://ipkmedia.com/139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