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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怎么看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光荣的荆棘路,中共建党94周年座
   

摘自:光荣的荆棘路——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年座谈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0722224959/http://www.globalview.cn/html/activites/info_4137.html


怎么看我们党九十多年的历史?

梁柱:


(著名党史专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感谢给我点时间能够和年轻的同志一起来庆祝我们党的94周年,明年就是95周年了。我们党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这里的确有一个怎么看我们党的历史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党这9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一方面是辉煌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程,这方面容易看懂。但是大家不理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艰难曲折、艰苦发展的历程。历史已经证明,幸好近百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这样一场运动,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就很难说是一种什么状况。

刚才拿到这本书,《党外人士看党的伟大》,还有一个副标题,“不忍心看到党的危险的降临”,我看这两个方面都非常好,既要看到党的伟大,又要看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本来,中国需要党的领导,这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而且也显示了未来光明的前景。但是,今天党的领导又的的确确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现在我们说党的领导是辉煌的,说党改变了中国面貌,有人却说党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是“左祸中国”;我们说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他们就说既然是选择,那么今天还可以重新选择。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说明我们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能够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说党是历史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样说好像还不能完全说服人。

我常常想,应该怎么看近代中国?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衰落到了极点,衰落到极点的集中表现是任何列强都可以侵略、蹂躏、掠夺我们的民族,这恐怕是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近代中国的封建性社会制度腐朽到了极点,这个“腐朽到了极点”的集中表现就是这个制度和它的思想已经失掉了维护我们民族独立的能力。第三个表现,我们社会萎靡到了极点,中国人已经被搞成了一盘散沙,被世界称为“东亚病夫”。这是不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画面呢?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找到一条道路,能够改变这个危局,能够把民族带到独立复兴的道路上去。所以说需要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里呢,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共产党领导的,谁告诉的?历史都是平等的。那也就是说,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找到这样一条新路,它就是领导,它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拥护,我们应该这样来提出问题。而且恰恰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唯一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的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因为西方世界比封建社会的确要进步。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开始就不要资产主义,资本主义一开始就不好,不是这样的。

我们年轻人都喜欢看一本小说——《红楼梦》,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5遍,才有发言权。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百读不厌的书,我到现在遇到思想苦闷的时候就翻翻《红楼梦》,和“林妹妹”说说话。《红楼梦》说什么问题呢?不管曹雪芹意识到没有,他写的“宝黛”爱情悲剧,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有东方文化的特点,始终不敢说“我爱你”,最多说我心掏出来给你看,而在西方早说“我爱你”了。那么这个“宝黛”爱情悲剧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曹雪芹反映了一个个性解放的主题。这是一个什么主题呢?大家想一想看,它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几乎是相同的。而文艺复兴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曹雪芹本人不一定或者不可能意识到他在写作的年代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

中国按照正常发展来说,是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但是中国失掉了这个历史机遇。不是我们不走,是不允许我们走。历史就是这样的。如果正常发展的话,中国也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不允许走的。为什么不允许走呢?列强入侵。这里就有一个历史的悖论。列强入侵是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来的,但是在中国呢,它却扶植最反动、最落后、最保守的封建势力,这是为什么?道理太简单了,就是要让中国保留一个落后的、分裂的状态,便于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在他们看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会成为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不允许,这个道理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为什么在美国会保留把中国分成几个国家的地图?为什么每年春天都要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等等来反华?就是怕中国强大。

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的情况下,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把民主革命改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民主革命,我们党领导的28年的民主革命从社会性质来说,和孙中山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孙中山那里不能实现,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有一个新的阶级领导,就是无产阶级。所以说唯一能够改变近代中国面貌的就是这条道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连接起来,就是这条道路能让中国独立富强。

中国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首先要讲清楚,中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改变国家的面貌、才能使民族复兴、才能使未来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既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要由共产党领导。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和民族复兴运动、人民解放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说党的领导并不是说天生如此,如果这么说那就没有道理,而是说这条道路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前途。所以在这里我们说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维护这样一条道路,只有这样一条道路,才是通天的坦途。

再说“不忍心看到危险的降临”,我觉得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的确确应该是“两个不允许”。

一个是不允许我们自己犯颠覆性的错误。犯错误是难免的,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哪有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在今天来说,最简单的话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期陈云能够提出,“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能够提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搞不好也会翻船”,这都是我们不能犯的颠覆性的错误。

二是,从人民的命运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允许别人进行摧毁性的进攻。不是只有一条。自己要先守住,既然要守住,就必然要防止、抵制、批判这种摧毁性的进攻

今天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从第二个方面来看,的的确确对我们党是一个摧毁性的进攻,不是一般的错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种进攻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今天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思潮,有一点像一百年前。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年,当时是各种思潮蜂拥而来,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说,是去寻找救国的道路,是不同的主张。但是不同的主张之间是互相争辩的,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探讨谁是真理。今天的这么多思潮却出现了一个现象,他们之间基本上不争辩,他们之间是一致对外的。各种主张显然是不同的,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一套,而我们今天的“儒化中国”所提出的主张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要改变我们国家的体制,甚至提出要成立“国体院”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由什么人组成呢?就由封建帝王和名人的后裔组成,封建糟粕到了这种程度,却是一个学者提出来的

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一致对外。这个就说明以学术的名义表现为政治现象,这不是学术现象了,这是一种政治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从根本原因上看,一个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和估计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低潮是一个空前的低潮,一片社会主义国家倒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了,东弱西强的态势会延续下来,尽管出现了“马克思热”的波浪式发展,但是我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低潮是不可怕的,我们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要非常彻底的消灭私有制的,曲折、低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低潮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队伍内部会有一些人出现因为低潮而悲观失望、惊慌失措、另找出路。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今天这些错误思潮的一些举旗人,为什么很多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记得香港转过我一篇文章,把我的标题改成了“梁柱教授说,骂共产党的主要是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个改得不错。这就是低潮现象。同志们,不要以为和平时期没有叛徒。

建国初期“三反运动”时,毛泽东就明确说了,大贪污犯不是人民的朋友,是人们的敌人。他在修改一篇社论的时候,这篇社论说要把一些大贪污犯的变质分子清理出来,毛泽东就把这个“变质分子”改成了“叛徒与毒虫”。

所以说,这种低潮现象在我们近二十多年来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断要输入西方的一些东西,一切都是西方好,所谓的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他们要改变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我在北大当副校长的时候,南方一个大学的副校长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非常赞同李慎之的主张。李慎之就跟他说,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是什么?最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化”。这是所谓的老共产党员说的,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就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方向完全丧失了信心,要另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美国化”。所以我们对低潮要清晰的认识到。

同时,改革开放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是要改的。既然要改,就有一个怎么改、往哪里改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说他们那个改革是资本主义的改革。毕竟我们又要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又要进行一个历史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会给一些反共的势力提供一个他们看来的机会和平台,他们就是要扭转我们改革的方向,误导我们改革的方向。再加上多年来我们应对无力,不敢旗帜鲜明。

前一段一位同志发表了一个看法,说十八大以前我们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这是有道理的。这些年像潮水一般的首先是攻向我们党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是近代出现的,是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同时出现的。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大发扬,历史虚无主义一度被抑制下去了,而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泛起了。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他们是全面的否定我们近代以来特别是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评价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我很赞成一位教授说的,它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并不是一切都虚无,它虚无的是近代以来一切进步革命的运动,特别是共产党的运动,不虚无的是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的人物和事件。他们不但不虚无,而且还提倡。他们的目的是非常鲜明的,就是针对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这个,他们把与近代历史相关的一切都要颠倒。

这个就太多了,比如说,中国革命的一个前提是认定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些历史学家就否定,说这是“左”的,不赞成,说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是反对要搞革命的。他说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来吃掉封建主义,你搞社会主义革命就错了。

再比如,提出近代中国唯一的主题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当然是一个主题,但不是唯一的。现代化之前,不推翻旧的政治制度,你的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而他把现代化作为所谓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说中国主题主要是现代化,你搞了革命就是激进的,说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文化史观才是对的,你搞了革命史观就是错误的,就是用救亡压倒了启蒙。说中国一切祸害就是搞了救亡、搞了激进、搞了革命。这个思潮集中起来就是告别革命,说革命错了。这是大学者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这本书里提出来的。我觉得“告别革命”是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集中表现,又是它毫不隐讳的目的。

所有的历史虚无主义最聚焦的就是搞“非毛化”。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奋斗中,锻炼出了一个很好的党、一支非常好的队伍,锻炼了群众,也锻炼出一个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领袖。这个领袖,可以说是少有的,能够集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于一身,并且富有远见、对人民无限忠诚、彻底奋斗的这样一个领袖。为什么他们要集中来攻击这样一个人?就是因为毛泽东的存在,尽管他人已经逝了,但是他的业绩、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人格魅力是他们要扭转中国历史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们需要极力来铲除,不铲除掉“毛泽东”,要实现他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们要敢于维护真理、敢于维护我们的事业、敢于维护我们的原则。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话,要能够回答问题。

我常常想起我们中国革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仅仅28年的民主革命,根据民政部2009年的公布,牺牲在敌人战场上和刑场上的烈士有两千万,还没有说建国后的。而在这两千万里面,在民政部系统里留下姓名的有多少人呢?有人说二百多万,有人说是三百多万。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材料显示,是176万,不到1/10留下名字。我们这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今天!我们想一想,毛泽东建国那天,本来他应该非常高兴,但是他的儿子却看到他在流眼泪,建国的那一天他就担心怎么能使我们的政权不改变、怎么能使我们烈士们的血不白流。

那么血不白流、保卫党的领导、保卫这条道路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现在把西方的那条道路说得天花乱坠。我前两天跟人说,我说如果我们今天的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我觉得首先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垮了,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够发展,那也没什么。我想,如果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首先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分裂。今天是外有强敌,内有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美国是保留着把中国分成七大块、八大块的地图的。这个时候,我想今天中国第五纵队已经具备了。

我常常想,近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误国的是西太后,但是我们也要说,西太后卖掉的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区,本部还是保留下来了。如果今天发生这种大的动乱,恐怕就是本部的分裂,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所以说我们讲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保卫党的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事业,是和我们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的联合一起的。

我总觉得,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才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只有我们党的主张才有可能实现爱国主义的理想。我们都在理论社科战线上,我非常希望我们有一批一批的年轻同志们理解我们的历史、理解中国的选择、理解人民的愿望。我总觉得,在我们中国是可以这样说的,一个年轻人心里如果想着大多数人的前途、命运和利益,有这样的情怀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人民解放的科学。如果心里只想着个人、只想着少数人,和马克思主义一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敢于为真理奋斗,而坚持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我们没有理亏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党的生日,我们更多的是想到人民的未来、人民的命运、人民的前途,保证我们党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敢于抵制这种摧毁性的进攻,使得我们的事业能够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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