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苏共在中国一手建立的，支持和指挥控制下发展壮大的。但是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以来的领导人中，有许多都在以各种方式不服从，不执行，甚至消极对待和明目张胆的反对反抗苏共。

毛泽东尽一生之力，反抗苏共和苏共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一直到他去世前才积极地建立了跟美国关系正常化方向，由邓小平最终完成了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篇文章是为陈独秀对抗斯大林的平反：

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 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大案。

　　可是，200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3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有五十余位名人之后》，新闻列举的名单第一部分是“已故中共领导人之后”，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之女邓楠等人，也有陈独秀之孙女陈红。陈独秀终于堂堂正正又归入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

　　陈独秀之冤

　　新华社是党中央的喉舌，作出这样的报道，当然是有根据的。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猖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下级执行者严格区分开来，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应是错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有人为陈独秀鸣不平，因为他这个总书记是被共产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大大地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这就是前几年大家从电视里看到的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直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电视里只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科斯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我手里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工作。仍当军委书记(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大场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的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

　　事实是最有力量的

　　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康生还造了一个谣，说陈独秀是日本特务，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此事连国民党也不信)。

　　时间对斯大林是不利的，对陈独秀是有利的，到一定时候，人民是会拿事实来说话的。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他有信心，历史会给他公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陈独秀问题禁区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结出了今日之果。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邪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 (摘自《炎黄春秋》，冯东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