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叁一年年底，中共中央因白区环境日益险恶，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之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遭排挤，大权由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掌握。 当时毛泽东的所谓“富农路线”遭到清算和批判斗争。根据地的高级军事干部龚楚等人也遭到清算斗争，周恩来宣布开除龚楚党籍一年以观后效。 某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规模颇大的思想斗争会，被斗争的对象是龚楚和另一个叫孔荷宠的被撤职了的红军高级指挥员。龚楚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他在广西右江主持苏维埃运动时候没有大开杀戒屠杀土豪劣绅，因而被认为执行党的政策不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在会上说，“党为了要教育他们（龚楚，孔荷宠），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们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勐烈斗争火力之下。”龚楚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做出违心检讨（就如多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成所做的那样），之后继续接受同志们的“勐烈斗争火力”。此时，一个叫黄苏的年轻干部（时任叁十四师政委），起身发言揭发龚楚说，“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千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的这个揭发使得龚楚听了忍无可忍，极其愤怒，因为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龚楚的婚姻情况,同为党内高级干部的贺昌和邓小平了解，而且贺，邓二人还是协助促成龚楚婚姻的当事人。这个子虚乌有的揭发后来因为贺昌提出证明才不了了之没有变成莫须有的罪状，使得龚楚好歹渡过了一关。 
斗争会结束后，龚楚与黄苏在当时另一领导人项英家碰到，当时邓小平也在座，龚楚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黄苏讪讪地回答道，“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黄苏当时非常年轻，不过二十叁四岁，他后来没过几年就战死于战场，死时才27岁。 黄苏虽然死得很早，但他与龚楚的上述过节却发人深省，让人看到了早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生动景象。如黄苏事后自己辩解所说，他与龚楚是老同志，如果他不积极斗争龚楚，人们就会认为他“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换句话说，当老同志老战友遭受斗争清算时，只有落井下石积极参加“无情斗争”，才算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为了这个“无产阶级的意识”或立场，“无情斗争”时，新账老账一起算，哪辈子的陈康烂谷子都要兜底翻出来说事儿，可以既不顾及同志之间的友情和信任，也可以完全无视事实真相；可以把道听途说当做事实牵强附会，也可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假话连篇，随意捏造。通常，人之常情，当不小心误会冤枉错怪别人时候，人们本能地会觉得愧疚和抱歉，然而，“无产阶级意识”下的“无情斗争”却完全没有这层顾忌或包袱，无论“无情斗争”给当事者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或伤害，参与者丝毫不用背负道义上的愧疚。当龚楚质问黄苏何以无中生有时，他只轻描澹写地一句“反正事情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就“哈哈”过去了。 其实所谓“无产阶级的意识”，背后所强调的无非就是“党性”，“党性”要求党员忠诚于党，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龚楚被周恩来开除党籍，“无情斗争”“勐烈斗争”，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听党的话，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杀尽土豪劣绅的方针政策。至于“杀尽”政策是否正当合理，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环境的客观情况，既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也没有讨论余地（其情况与建国后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因上书毛泽东而遭罢免和清算斗争情况相似）。当“党”（实际是“党”的当权者）为惩罚那些不听党的话，犯了所谓“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而对他们开展“无情斗争”时，是否与党（党的当权者）保持一致，就是是否忠诚于党，是否具备“党性”，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的试金石。在“无情斗争”，“勐烈斗争”中，越是能够泯灭人之常情，不问青红皂白，不讲情面，六亲不认，落井下石，甚至大义灭亲的，越是能够证明自己“党性”坚强，证明自己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至于“无情斗争”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是光明磊落还是肮脏下流是可以忽略不予计较的。 中共从早年的肃反斗争，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到建国后的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无情斗争”，“勐烈斗争”贯穿整个“党史”，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许多今日斗争别人的斗争者，明日又成了被别人斗争的被斗争者。那个黄苏当年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经深谙党内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无情斗争”的“辩证关系”。而周恩来虽然向被人称道儒雅正派，翩翩君子，其实，在党内斗争中，“无情斗争”，“勐烈斗争”也是不遑相让与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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