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動態清零”為核心的思想指導下，在把執行“防疫抗疫”指示作為檢驗地方官員忠誠度以及考核依據的氛圍下，中國各級地方官擬定出各種封堵措施，力保自己的烏紗帽。對民眾日常生活的滋擾，由此產生的各種次生災害，他們一概置之不顧。這種毫無理性的封控所造成的惡果之一就是經濟下滑，國民生產總值持續走低。在同一時期，為了彰顯“崛起的大國”形象，在外交上頻頻發放戰狼言論，營造與“西方資本主義集團”抗衡的首領形象。這種策略有效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也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警醒，對中國進行封鎖與孤立，嚴重影響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進出口貿易和交流。以上種種不利因素把“改革開放”四十年所取得的驕人成果消耗了七七八八，也把先前建立起與國際間的廣泛聯繫逐步收縮，於是有了“內循環”的說法。

“內循環”的理論依據是中國體量夠大，內部自生能力強勁，對於美國及西方經濟體的封鎖和孤立能夠應付裕如。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因素是，“內循環”的能量足夠嗎？

前不久，“網易”上有一篇文章報道，多地公務員迎來“降薪潮”，這篇文章如今已經被 404 了。不過“雅虎”上與那篇文章內容相近的文字還找得到，內容是：

中國多個重要城市對公務員進行減薪安排，部份減幅或達四成。同時，微博亦流傳江蘇、浙江和上海等地已經成立“公務員降薪辦公室”。

除了主要行政地區以外，廣東、珠海、深圳和福建等地亦有減薪安排。此外，多個地區亦傳已停止向公務員派發年終獎金、業績獎金及補貼等。

有消息指出，上海“處級”公務員年薪由 35 萬減至 20 萬（人民幣，下同），“科級”公務員年薪由 24 萬減至 15 萬，減幅達四成以上。廣東部份地區公務員亦開始緩發補貼浙江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收入下降約 25%，杭州更是達到 40%。北京和天津的公務員系統也已經完成減薪和明確了減薪計劃。

至於浙江、江蘇及福建等地區部參公務員，據報已收到減薪通知，下調 15% 至 20%；另珠海地區公務員減薪 6 至 8 萬、深圳地區減薪 5 到 10 萬。雖然有些通知表明減薪部份於未來會補發，但具體甚麽時候補發及補發多少則是未知數。

“降薪”傳聞並不是這段時間才有，去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傳播。“公務員降薪辦公室”至今未有確鑿證據。根據網上搜素得來的資料顯示，多地公務員降薪或暫停發放年終獎的事情是有的。據說有些地方的官方機構也做出了解釋，說是“由於這些個別地區體制內的津貼非常混亂，有着一些不規範的津貼和補貼。現在全國都在整治這種不良現象，所以有個別公務員會受到降薪的影響。

“財新網”記者李瑤琦（實習），黃蕙昭的相關報道：

2021 年下半年以來，多地規範清理和規範機關事業單位津貼補貼，此前“高薪引才”的承諾卻難兌現。深圳教師降薪風波後，山東煙臺經濟開發區教師降薪事件再引關注。被“20 萬保底年薪”吸引而來的教師，突遇降津補、退獎金、收入縮水。

今年年初以來，煙臺經濟開發區教師宋曉（化名）不斷聽到教師清退津補貼的傳聞。年中，“降薪”信號更明確：5 月起，陸續有多名教師在社交平台反映，學校開會通知退還 2021 年 1 月起發放的部分獎金、津貼、補貼，退還金額可能達 5萬—10 萬元。

何時降，降多少？儘管就職學校還未發布通知，宋曉同事已開始不安議論。到 6 月上旬，政府網站“膠東之聲”上一則開發區教育局的留言，坐實了降薪傳聞。教育局稱，按照上級統一部署，自 2021 年起，開發區非改革部門機關事業身份人員實行市直規範後同職務職級標準的工資津貼補貼。“目前我局正在進行數據測算，近日將開會部署。”

除了公務員和教師，各行業都發生了各種各樣的“花式降薪”。下面是幾個例子：

在北京，有人居家辦公的第四天，就接到降薪 40% 的通知；同樣在北京，一名設計員五一假期後，開始在家工作，看到工作群里的通知：居家辦公期間，薪資將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發放。“2320 元，扣除五險一金後，也就 1000 多元。”

上海的一名客服員，平時雖然在公司辦公，但工作內容是在線上處理工單，不需要線下接觸。她的工資大概由基本工資、提成和績效構成，每月固定到手的薪資大概約 4000元，三個月發放一次績效工資。最近，和同事們私下聊天時，她才得知，自己的提成和績效工資或許要沒了，拿到手的只剩下基礎工資。

她說：“我們的日常工作都是正常的，降薪也沒提前通知，向上級確認了才知道。”還未收到本月的工資，但降薪已是定數。她算了算，如果按照上海市最低標準發放工資，這個月的工資僅有 2000 元。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得出來，降薪對於民眾的衝擊不可謂不小。俗語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難歸難，畢竟咬咬牙也能過，問題是有些“剛性消費”如房貸、孩子的教育經費等等，就不僅僅是勒勒褲頭就能解決。

以上說的是工薪階級，多多少少還有一些收入。至於那些中小微企業從業者，由於疫情封控無法營業，毫無收入，有些老闆還要支付房租、水電、五險一金等費用，而企業的員工則是收入下降甚至毫無收入，維持日常用度都步步維艱。

“動態清零”的封控措施窒礙了經濟復甦所必需的流動性，政府對於中小微企業放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使得他們的生存環境極度惡劣。就算是近期大肆鼓吹的基建項目，受“清零”政策的影響，各地自設“封控”準則的現狀，想要正常開展也不容易。復工復產難關重重，民眾的收入拾級而下，漸漸地可能“地主家也沒有餘糧”。

廣州有這樣一句俗語“家有三千，日用三錢，若無活水，用得幾年？”

面對如此境況，以民為本，施政為民的政府理應注重民生，着力經濟建設，使得民眾能吃上一口安樂茶飯，最起碼是不虞匱乏。最近（ 21 日）新華社的《半月談》一篇文章《穩經濟的根基還不牢固，一攬子政策要一竿子插到底》，正是一種務實的態度。然而該文不到兩天就被全網下架，海內外論者把這種現象歸結為“兩個司令部的鬥爭”，這種說法不無道理。根據手頭所得資料，該文隻字不提“清零”，直指“中國經濟正處在非常關鍵的時刻”，又說穩經濟“是一項比疫情防控更為艱鉅的任務”。在最高當局看來，明擺着是在挑戰“堅持清零不動搖”政策，於是即便是黨的喉舌發的文，也難逃被封的命運。該文被屏蔽有兩方面的重要宣示。首先讓民眾知道，誰才是老大。其次則由“核心”向國民宣示“只能要動態清零的草，不能有經濟建設的苗”這樣的唯一選項。

不管是“內循環”還是“外循環”，首先是要有足夠的能量。如果未來有太多不確定性，人們自然要量入為出，只能是把自己的錢包捂得緊緊的。如此一來，恐怕沒有足夠的能量來進行所謂的“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