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说生动地阐述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生活真谛。或许每一个人看完的感受都不一样，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追求变化。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就是一个变化史，那么为什么中共却惧怕改变自己呢。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表面上看是怕别人动了中共的奶酪（既得利益），深层次看是中共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从独裁到民主的历史规律。

今天看到了北京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让我想到很多。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 (记者 赖海隆)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北京警方在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奥林匹克中心区售票点，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维持现场购票秩序。

北京警方宣称，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王智强先生进入临时管制区域拍照，与执勤民警张玉柱先生发生争执，争执中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被王智强先生踢伤。

看到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我就立即想到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的事情来了。

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信息，是由警方宣布的。由于张先生属于警方人员，所以等同于张先生自己发布。

那么，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或是没有受伤，应该由谁来宣布呢？有苏州网友说杨佳的生殖器被警察打伤，于是警察立即逮捕了这个苏州网友，并宣称杨佳的生殖器没有被警察打伤。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杨佳先生本人的关于他的生殖器是否受伤的任何言论。

其实，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到底有没有受伤，只有男性生殖专科医生的医学检查和功能实验报告才能权威发布。

那么，为什么中国新闻只发布警察提供的消息，而不发布杨佳及其家人提供的向警方索赔的消息呢？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并没有新闻自由的问题了。

新闻自由，应该包括新闻记者采访的自由、新闻单位发布新闻的自由和公民接受采访的自由这三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看公民是否有接受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自己。一周前，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7月24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不料，我7月22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月23日又被告知“请不要接受采访”。7月24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应许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那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应许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记者是否有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的学生。2001年，我做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至今已有7个年头。从人民日报、CCTV到我们南京的南京日报，都有我的学生在做记者。他们几乎天天在对我抱怨，说他们采访的新闻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有的还被“改反”了。中宣部和各省市的各种新闻规定让他们每天不知道什么是可以采访的，什么是不可以采访的。有些甚至昨天还是有文件规定可以采访的，今天就又有新的文件规定不可以采访了。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单位是否有发布新闻的自由，我举两个例子：

7月24日 《新京报》报道了曾获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记者刘香成先生。

《新京报》用C12、C13和C15三个版面，报道了刘香成的“个人史”，其中还有对刘的专访，报道的总标题是“刘香成——走遍世界看中国”（“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这组报道是《新京报》“改革开放30年见证”专题报道的第16期。

《新京报》选了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四张照片作为配图，其中有一张照片的题目叫《伤者》。《伤者》就刊登在C15版的右下角，除了“伤者”这两个字，没有其他文字说明。照片《伤者》上方是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其他三张关于中国的照片。这是一张我熟悉的照片。照片中的两名伤者正是19年前那场血案的受害者。19年前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参见《民主先声》227）。

有情报显示，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这一事件界定为“严重政治事件”，理由是“北京《新京报》24日在刊登对前美联社驻京记者刘香成的专访中，登出了一张刘香成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拍摄的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眾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

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下令对此事进行追查，并在市面上全面收回《新京报》，该报电子版刊登出的有关版面和内容也被撤回。估计该报有多名高层、版面编辑及採访的记者会因此事受到牵连。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6月初，四川“养花人”陈云飞先生到《成都晚报》广告部付费要求在6月4日刊出一条“向坚强的六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小广告。当时的广告部小姐问，什么是六四，陈云飞先生说“一个矿难”。于是广告部小姐就收费了。报纸出来后，宣传部门大惊失色，《成都晚报》和陈云飞先生立即遭到调查。经调查，承接这则广告者是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女职员，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为何物。后该报常务副总编辑李少军先生与广告部其它二名编辑被开除。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综上，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我们怎么能知道到底是谁动了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呢？

最后，我想引用刘香成先生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他说：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所谓“自由”是指，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但是有所谓正统、主流的思想，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说到底，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你只是可以存在。

而在中国的问题是，只能有中共警察的睾丸，而不能有杨佳的生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