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和逃亡

1943年8月，辻政信在陆军大学校教官任上被晋升为陆军大佐，这还是一次“定例晋升”，再不晋升就说不过去了。在日本陆军中大佐是一个挺高的军衔，“无天组”（没有陆军大学校学历）苦干一辈子几乎也弄不来这个军衔。但陆大毕业生中有一条“十年人事”的不成文规矩，就是说陆大毕业10年几乎肯定升大佐。什么时候升将军则要参照其他人事人缘关系了。

根据这一条规矩，辻政信的大佐晋升不算快，甚至很慢。你看和他同期的陆大毕业首席毕业生天野正一早在1940年8月1日就升了大佐。就连在武汉和辻政信一块“反腐败”的福山宽邦，不是军刀组也在1941年8月25日晋升了大佐。当时在打仗，军官的晋升应该比平时快，而辻政信因为“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罕事件”和瓜岛及新几内亚的失败，晋升起来特别慢。

8月14日，辻政信被调到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现在的总司令官是元帅畑俊六大将,总参谋长是松井太久郎中将。和以前的板垣征四郎不一样，畑俊六和辻政信可没有什么交情，既然大本营又把这位派来了，先找个活让他干起来再说，当然不能再让他干“纪委书记”，再逼死几个皇军军官可不是玩的，让他去干第三课课长去。

第三课是兵站和政要课，辻政信可是当过参谋本部作战班长的，现在让他去干兵站，确实是有点不拿村长当干部。要知道日军参谋分三等：第一等是作战参谋，下面是情报参谋，最次的是兵站参谋。因为皇军有抢劫的能耐，不需要兵站。更不需要什么有能耐的兵站参谋了。

于是辻政信就有点没事干，没事干他就要找事干。到南京的第四天晚上就去找汪精卫去了。辻政信一个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再有就是喜欢往攀高枝。什么枝他不管，只要看起来够高就行。谁都不拿汪精卫当根葱，但辻政信觉得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衔头很悦耳，就跟他走动上了。汪精卫那边见到有个日本大佐来跟他亲近，也是喜出望外，两人先是胡扯什么“东亚联盟”，“日中提携”什么的昏话，说着说着汪精卫就忘了形，给辻政信开出了这么一张名单：总司令板垣征四郎，参谋长石原莞尔，驻华大使矶谷廉介中将，军事顾问影佐祯昭中将，说是按他这样安排人事，肯定在大陆能赢。

汪精卫是糊涂油懵了心，忘记了自己的奴才身份；辻政信可还没有糊涂到这份上，还知道自己管不着陆军人事，就给汪精卫支了个招，说你去找东条首相好好说说，没准他能听得进去。这边汪精卫还真当了回事。后来被东条召见的时候，真和东条提了那个主张。也不知道辻政信是有意还是无心，就是没有给汪精卫交待一句东条英机听不得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这两个名字。果然汪精卫这句话一出口，东条英机的脸色就变了：“请不要妄谈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人事”。唉，做奴才怎能不看主子脸色呢？

想借汪精卫的口把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弄回中国来的主意泡了汤，辻政信又动起另一个脑筋来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也不知道他通过条什么路子认识了上海一个什么医院的院长，听说那院长在重庆方面很有头有脸，那边的人原来有个伤风感冒的全找他看，现在他人不在重庆，那边感冒了没人治了，托人传来口讯，让他去重庆。辻政信想和他一起去重庆，说想面见蒋介石。

辻政信也知道这事关系重大，先和畑俊六商量。参谋本部有禁止支那派遣军直接和重庆谈判的命令，畑俊六本来就对这条命令不满，正好想借辻政信和东条的关系把那倒霉的禁令撤了他，就让辻政信直接去东京找东条说去。碰上东条也是焦头烂额，在到处找救命稻草，一听徒弟能见到蒋介石，喜从天降，师徒俩就做起了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美梦。

别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麿声明那副牛皮烘烘的样子：“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实际上是恨蒋介石不肯谈判恨到了骨头里去。和重庆谈判这事归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后来的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管，那位就说了：“去重庆，就算见到了蒋介石，准备怎么说？”。

对啊，谈判的条件，目的什么没有，去干嘛？都不能说这光是日军参谋的问题了，这似乎是日本人的问题。有过和日本人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和日本人谈判经常是大家坐着互相相面，所以这事也就黄了。在别人看来只是个辻政信式的笑话而已，而辻政信和他的粉丝们看来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号称是日本错过了一次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机会。

都1943年底了，还想和蒋介石谈判也就太低估蒋介石的智商了。或者应该说，这些做梦的人的智商也太低了。

辻政信永远找得到活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做法事玩。11月24日，他以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母的仪式，并且为闻讯前来吊唁的国府要人提供一切方便。一个月以后重庆方面的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

所有人都认为，战后蒋介石收留了辻政信是因为这件事。

战局失利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1944年6月，美军开始进攻马里亚纳群岛，6月15日在塞班岛登陆，仅仅经过20天的战斗，人数为一个师团的陆海军守备队就全部“玉碎”。接着关岛，特尼安岛也以和塞班岛同样的模式落入美军手中。塞班失守使东京门户洞开，从塞班岛起飞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开始对东京及日本各大中城市进行战略轰炸，现在到了曾经屠杀别人的人知道什么是被屠杀的滋味的时候了。

为此，东条英机内阁被迫总辞职，成立了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和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的联合内阁。

东条下台了，东条在台上时活跃着的那一拨一个一个都要被清算了。服部卓四郎被赶到长沙当了第65联队的联队长，还在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辻政信也又被人想了起来了。这家伙也不能让他在后方闲着，上前线去吧。这就在1944年7月又给弄到驻缅甸的第33军来了。

前面说过辻政信的晋升是属于慢的，但就这样好不容易晋升的大佐，还有人不把那当回事。现在大模大样坐在站的笔笔直直的辻政信对面的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才中将就在说：“不好意思，知道你是大佐，但我这里没有大佐的活给你干，你在我这里就只能干中佐的活，先在白崎大佐手下干吧。”

所谓“白崎大佐”，是指和辻政信陆大同期的白崎嘉明大佐，现在是第33军高级参谋。本多司令官的这番话够羞辱人的了，但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辻政信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大声回答：“哈依”。

这么着来到了缅甸的第33军。本来就是被参谋本部楞塞进来的，中村司令官见了辻政信没好脸色也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辻政信什么时候注意过人家脸色？

当时盟军的作战目的是打通从印度到云南的公路，而日军的目的是切断这条公路，所以日军把这次作战行动叫做“断作战”。在什么地方断，缅甸境内的密支那还是云南境内的拉孟腾越方向是33军头疼的问题。辻政信一来就简单了，辻政信自作主张以军参谋长泽本理吉郎的名义把原来准备在莫冈，加迈方向作战的计划改到了拉孟，腾越方向。

但是这次两支中国远征军和日军的兵力是相差太大了，卫立煌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十六个师总共20万兵力，郑洞国将军指挥的新军8万人，日军第33军只有第18和第56两个早就已经大量减员的的师团，合起来只有一万八千人，不到正常的一个师团的兵力。双方兵力的相比是十五比一。

应该说日军下级士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从1944年9月9日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文告中就看得出来。在那个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的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的“松山守备队”日本人叫做“拉孟守备队”，这是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再看密支那的例子就知道辻政信是怎样指挥战斗的了。一开始密支那守备队是在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指挥下的大约一千八百人的部队，18师团的。人实在太少，辻政信又派了56师团的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去增援。

增援兵力是多少？步兵一个小队（排），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连），加上一些医务兵不到三百人！

7月10日，辻政信签发的电报是“命令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

这个命令很不寻常，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只有这么一封。他命令的不是“水上部队”，而是“水上少将”。辻政信是这样解释这么做的理由的：“诺门罕战役有过指挥官未经许可擅自后撤的事情，所以这次要明确指挥官的责任”。

7月19日从军司令部发来出来给水上少将的电报是：“今后称贵官为军神”。

水上少将看到这封电报苦笑着说：“一直是这样，人还没死，悼词先到”。最后在丸山大佐提出退过伊洛瓦底江，在东岸重新组织防御的时候只好默默同意丸山的建议，在部队渡江之后，自己在西岸自杀。因为水上知道他没有退路，如果撤过了江，肯定会受到那封电报的追查。

其实那封胡扯的电报连发电人都没有，事后查明乱封军神，置人于死地的不是别人，还是那位第33军的高级参谋（这时白崎大佐调去18师团当参谋长了，辻政信接任了高级参谋）辻政信。

日军的三个据点密支那在8月初就丢了，9月10日拉孟守备队“玉碎”，12日腾越守备队“玉碎”，就只救出了一个平嘎守备队。11月19日中国远征军向第33军司令部所在的芒市发动总攻，迫使第33军从芒市撤退。

慌乱撤退以前，辻政信没有忘记找来一直被他收藏起来了的国军俘虏，卫立煌的直属谍报组长恩义章中尉，让他给卫立煌将军捎去一封信件，里面是八张当年在溪口祭奠蒋母时的照片，请卫立煌转交委员长。

辻政信知道，这场由他们挑起的战争已经失败了。

但辻政信似乎并不关心是不是已经失败，他更加关心的是有没有仗打。这时候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就是那位后来扔下部下自己从仰光逃跑，最后在东京被绞掉了的甲级战犯木村兵太郎中将，有趣的是这位中将居然在逃出仰光的飞机上接到自己被晋升为大将的通知。这种只有在幻想小说中才有的荒诞情节，充分说明了这支已经到了癌症末期的军队的本质。

这位木村司令官在1945年2月6日发出了也是日本陆军历史上没见过的“对个人感状”，相当于中国军队的表彰嘉奖令。表彰的对象是第15军高级参谋辻政信，理由是“奇策纵横，积极果敢”。

大凡失败中的军队嘉奖令最多，但就是在那嘉奖令满天飞的日本陆军，表彰一个参谋还是没见过的。

木村司令官准备在伊洛瓦底江使用第15军和英军决战。辻政信知道了这个消息，和他的司令官本多商量，说要到第15军去凑热闹。本多没好脸色给他：“你拿了个人感状，全军上下都在议论纷纷。现在又自作主张要去第15军，作战成功了，是你的功劳；作战失败了，与你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第15军的，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作为第33军司令官，我不同意”。

哼哼，你不同意算个鸟。不就是一张个人感状吗？辻政信当着司令官的面给撕了个粉碎，点上火烧了。把高级参谋的图章和印泥放在桌上，附上一张纸条：“要用印章者自己随便敲”——辻参谋罢工了。

他哪来那么大的胆？答案很简单：缅甸方面军的参谋长是田中新一中将，当年辻政信任参本作战班长的时候，田中是作战部长。其实这个战役的策划就是辻政信。所以才有2月8日，田中新一先向第15军参谋长吉田权八少将发了辻政信的配属命令以后，第二天木村兵太郎再向本多司令官发辻政信的调出命令这样颠倒的事情。

原缅甸方面军参谋金富与志二少佐在西贡接受美军审讯时被反复问到辻政信的战争犯罪。检察官拍着桌子对金富少佐说：“不要试图包庇你的同僚。告诉你，对于战争犯罪者的搜查可能什么时候会中止，但是对于人道的犯罪将永远没有时效。”

这个“对于人道的犯罪”是什么意思？

缅甸方面军第33军参谋长片仓衷少将在1966年2月回忆说：

“辻在终战前夕的缅甸战场为了‘鼓励凌驾于敌人的勇气’，居然强迫士兵吃英军的生肉，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决不能容许这种行为”

片仓衷提出了具体证据：“第33军我的副官关本少尉，战后在印度支那的兵站医院自杀，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害怕辻政信导演的生食人肉事件被追究的原因。司令部还有一名少佐战后也向我证明了此事。”

日本作家生出寿愤怒地指出：“什么八紘一宇，什么皇道乐土，做出这种事情的日本陆军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其实原来在中国东北时就一直有辻政信吃所谓“匪贼”也就是抗日分子的人肝的传言，但没有如此具体的人证，只能当作传言。从片仓衷少将的证词来看，那些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1945年6月，辻政信被任命为驻泰国曼谷的第39军作战主任参谋。

任命前辻政信刚刚中了一次游击队的埋伏，右臂骨折，右大腿贯通，左臂右足和脸上多处负伤，全身算下来三十多处，还好命保住了。就这样吊着胳膊，拄着拐杖，辻政信去曼谷上任了。辻政信参加过七次大战役，上海，诺门罕，马来，菲律宾，新几内亚，瓜岛和缅甸，每次都受伤，这是第七次。作为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的专职参谋，没有人有过这么多的战伤，这也是辻政信能够压人一头的地方——什么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

7月15日，辻政信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18方面军高级参谋。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将，参谋长不是别人，就是他在关东军的上司花谷正中将。

和到任何别的地方就任一样，辻政信到了曼谷首先是关闭慰安所，禁止军官坐小轿车。然后是命令大家修工事，因为辻政信怕十五万泰国军队随时可能倒戈过去打直到现在还是盟友的日本人。

8月12日，同盟社向南方总军透露了日本政府已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日本帝国失败了。其实辻政信早就预料到了这种失败，表面上看起来辻政信莽莽撞撞，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实际上可以说他非常细心。如果说公祭蒋母还只是沽名钓誉式的辻政信一贯所为，那么上次在缅甸芒市撤退时托恩铭章中尉带给卫立煌的那封信就是已经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了。当天辻政信就擅自飞往西贡，和他的老朋友林秀澄大佐商谈。

辻政信向林秀澄提了一个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经有了成熟的答案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谁将是东亚的盟主？”

林秀澄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蒋介石”。

辻政信喃喃念叨着：“蒋介石，是蒋介石。胜利以后蒋介石一定要消灭毛泽东的共产党，他一定会要我们的”。林秀澄开了个玩笑：“那你去重庆找蒋介石？”，谁知辻政信很认真地回答：“我决定了去重庆”。

第二天一早就飞回了曼谷。

辻政信回曼谷以后立即找了参谋长花谷正中将，提出一个地下潜伏的方案。花谷正和辻政信都是关东军出来的，对辻政信可谓知根知底，知道英国人来了肯定不会放过辻政信，也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花谷正和司令官中村明人中将商量了这件事，中村有点不放心：“这个人怎么处理？”

花谷正说得非常干脆：“上报军部，按阵亡处理了算了。”

8月16日，日本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天，辻政信留下了一个写着“故陆军大佐辻政信遗物”的木箱，带着7个当兵前当过和尚的少尉和见习士官化名“青木宪信”，以和尚的身份进入了日本人纳骨堂。挑选“青木”作为姓的原因是辻政信的老婆娘家姓青木。

英军于9月15日进驻曼谷。司令官蒙巴顿勋爵到了曼谷日军司令部受降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交出辻政信来”。

英军的搜查越来越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辻政信已经阵亡的说法。确实，自从辻政信到泰国以后就没有过大规模战斗，这么个历经死生地狱的人怎么可能在泰国阵亡呢？但是如果还活着，又在哪里呢？

英军把目光转向了在泰国的日侨，包括和尚。开始怀疑在曼谷的日本纳骨堂了。一天脇坂一雄少佐参谋到纳骨堂来通知英国人要求将所有纳骨堂保存的日本军人骨骸交英军检验，临走时还特地对辻政信说：“英军当局怀疑辻参谋没有死，在寻找他的下落，你们如果知道的话，赶快报告英军”。

辻政信知道如果再不赶快行动，被英军找到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怎么办？他不懂泰语，无法伪装成泰国人，在纳骨堂里也无法和少校取得联系，万般无奈，只好再赌一把。辻政信决定去找曼谷的军统机关，看看军统局会不会收留自己。

辻政信知道这一把赌的是自己的性命，可是辻政信现在再也没有赌本了。但是辻政信判断军统宁愿自己动手杀掉辻政信，也不会把他交给英国佬，因为当时在泰国中英关系相当紧张。日本投降后，在曼谷的华人纷纷挂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以示庆祝，但遭到了泰国当局的反对。泰国当局禁止泰国华人悬挂中国国旗，只容许悬挂泰国国旗。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说这种要求无理，旅泰华人当然有尊重所在国国旗的义务。但是当时不一样，泰国作为二战中除日本之外唯一的战败国，那面国旗在华人看来等同于太阳旗，加上当时的泰国政权只是看守政权，这个原来是日本傀儡的政权对于曼谷的战胜国民华人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于是没有人理睬不准悬挂中国国旗的规定，街上仍然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泰国当局见禁令无效，就出动了军警取缔。华人挺身反抗这种无理命令，于是开始了武装抗争。领导华人反抗的就是当地的军统组织，而进驻泰国负责泰国日军受降的英军居然置身事外，“保持中立”，听任有强大武力的泰国军警屠杀我华人。1945年9月28日，冲突达到了最高峰，双方都动用了机枪，流血冲突持续了三天三夜，是为“9.28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辻政信想如果他以“9.28事件”的背景情报作交换的话，和军统局做成交易是很可能的。

10月23日清晨，辻政信走出了纳骨堂，直朝军统局驻泰国机关“中华民国国民党海外驻暹办事处”而去。

敲开了军统局的门以后，辻政信开口就是：“你们是蓝衣社吧，成先生在不在？”成先生是指成烟景，真名陈英瑾，驻暹办事处的主任秘书，上校军衔。面对着军统特务惊愕的眼光，辻政信交给了他们一张用半通不通的中文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我是日军参谋辻政信，现躲藏在英军司令部旁边的日本人纳骨堂里，如果你们想知道9.28事件的内幕的话，请成先生26日到纳骨堂找我”，说完扬长而去。

表面坦然的辻政信其实心里十分不安，他在纳骨堂等到27日还没有人来。二十八日晚上只好再一次去了军统机关。

这次成先生在家，他从里屋出来对辻政信说：“来了就是客，有什么话请进来说”。

辻政信跟着这位成烟景上校坐定以后，辻政信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加上比划和写汉字，向成上校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成上校对于辻政信那些东亚联盟，中日提携的废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有接任何话茬。但当听到辻政信说到在溪口做法事公祭蒋母的时候，举起了手打断了辻政信：“辻先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要报告上峰。在接到上峰指示之前，我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辻政信不失时机，以退为进，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你也可以把我交给英军。”成上校进了里屋。三十分钟以后，成上校再次出来对忐忑不安的辻政信说：“可以，戴笠先生请你去重庆面谈”。

其实军统局中将特派员邢森洲就坐在里屋，还有一位叫黄绿峰的少将特派员。为什么一直没有给辻政信回音只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关系重大，他们不敢做主，一定要得到戴笠的亲自指示。现在戴笠的指示来了，辻政信也来了。

10月28日，“日僧青木宪信”留下了一封遗书后“投井自杀”。11月1日早晨辻政信在四名军统局中校特派员的护送下乘车前往曼谷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泰越边境的KORAT,渡过湄公河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将辻政信交给军统越南站。邢中将和另一位姓王的少将在越南境内等候辻政信，军统越南站为了安全，特地弄了条寮国（老挝）国王的船顺湄公河而下，再换乘汽车一直送到河内。

辻政信在1945年11月离开了泰国到了河内，这是辻政信自己的说法。国民党没有公布过有关资料，所以无法验证辻政信离开泰国的准确日期。

辻政信离开曼谷的日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一位加拿大人威廉·斯蒂文森曾经公开指控辻政信暗杀了泰国国王拉玛八世。1946年6月9日拉玛八世在王宫自己的寝室里中弹身亡，死因不明。在泰国是不准讨论这件事的，但一直有谣言说是辻政信干的。2001年斯蒂文森在《革命的国王》这本书里详细分析了整个事件，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以后指出凶手就是辻政信。

指控辻政信的唯一弱点就是按照辻政信自己所说他在1945年11月已经离开了泰国，所以到底辻政信何时离开的泰国一直是一个疑问。

有趣的是对辻政信是不是谋杀了拉玛八世这件事，了解辻政信的日本人比别人更加趋于相信。因为这符合他的疯狂性格。

河内对军统局来说是安全地带，因为法属印度支那的北纬17度线以北的日军是由中华民国受降，进驻河内的是国军。所以辻政信就在河内呆了下来以等候戴笠的进一步指示。辻政信到河内是11月29日，离开是1946年的3月9日，在河内呆了整整三个多月。这三个月里面没人来管辻政信，辻政信干脆就住到第38军去，帮着出主意应付国军查战犯。

所谓应付查战犯，并不是隐瞒罪证的问题。国军不太管日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这么说吧，国军要是真能查战犯，估计三年后就不至于搬家去那个小岛了。国军的所谓“查战犯”，“查汉奸”，全是“查腰包”的另外一种说法。掏出钱来，就什么事没有了，要是没有钱呢？把你撕拉撕拉地干活，你到底有没有钱？当时38军的高级参谋岩国泰彦大佐和辻政信商量，当时38军军部还有23根金条，照这么着肯定要落到哪个国军将军的腰包里去，不如先埋起来，以后找机会再挖出来。于是两人就在法国总督府里找了个地方埋起来了。战后辻政信老在想办法把那批金条弄出来。

3月8日和第38军的参谋们一起喝过离别酒以后，辻政信坐上邢中将搬家用的大型运输机从河内到了昆明，19日再从昆明起飞去了重庆。

辻政信刚到重庆安顿下来，3月24日传来一个让辻政信傻了的消息：戴笠因坠机而死，这一下辻政信成了没人要的包袱了。军统局的郑介民和毛人凤成天忙着争权夺利，谁也顾不上这个原来找来准备用来打共产党的辻政信。辻政信成天就和一批小特务瞎混，或是看报纸，伤心一下过去的诸如周佛海之类的朋友们，闲下来写一封封的报告请人面呈蒋介石，但好像所有的报告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正当辻政信莫名其妙的时候，6月30日突然来了一纸命令，让辻政信去南京。7月1日辻政信在南京机场降落后来迎接的军统人员向他出示了这么一份命令：“史政信即日起于国防部第二厅办公。部长，白崇禧”，下面盖着国防部和白崇禧的大印。

“史政信”是辻政信的中文名字，日本的战犯在国府国防部既要部门工作，辻政信是第一人。

第二天辻政信和其他军官到蒋介石官邸去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辻政信注意到了两点：首先，除辻政信外无一人步行，全都坐着美国吉普；第二，那天下着小雨，大部分军官打着雨伞。在辻政信看来，这支军队和共产党作战，大概悬。

7月底，又来了一位日本人，第13军参谋长土居明夫中将。再往后就越来越多了，光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提到的就有将官两人，佐官四五人。

这些人都放在“第三研究室”里，说来有趣，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蒋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土居明夫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帮忙整理从东北搬回来的关东军作战日志。

两年下来，辻政信对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治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对国防部次长，一级上将黄杰提出的建议是，“放弃东北，将主力撤进关内，确保长江以南，准备在华北打持久战。”

几乎同时，在北平的冈村宁次大将也向蒋介石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因为十五年的战争，从瓜岛开始的失败，教会了这些已经输光了赌本的败军之将如何解读战争的趋向。

黄杰对辻政信的建议深以为然，但对于自认为抓得一手好牌的蒋介石来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听得进去是在也像冈村宁次一样输光了以后。

既然无人理睬，辻政信向国防部长白崇禧提出了辞呈，准备回日本。

接到辻政信的辞呈，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向辻政信指出了他是五大国通缉的战争罪犯，特别是英国人还在固执地追寻他，扬言“就是翻遍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的事实。但辻政信回答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日本”。看起来似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但其实不是这样，辻政信是胸有成竹，他已经和老搭档服部卓四郎大佐联系上了。战败时驻长沙的步兵第65联队长，原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现在是“复员省战史编撰室”的负责人。

“复员省战史编撰室”实际上并不是原来叫“陆军部”，“海军省”的“复员省”所属机关，而是从G2，占领军参谋二部领取经费的一个机关，又称“服部机关”。表面上是因为军部的文件全部被烧毁了，因此G2的维罗比少将找来军部的有关人员凭记忆编写战史。确实他们也是在写战史，以后以服部卓四郎一人的名义出版，书名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那本书就是他们写的。

但是维罗比少将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此。维罗比少将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他收罗这批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重新武装日本，为反苏战争作准备。这个服部机关很大。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大佐，杉田一次大佐（参谋本部美国课课长），原四郎中佐；海军有中村胜平少将（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大前敏一大佐，大井笃元大佐。顾问是有末精三中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全部都有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驻防，作战经验。

服部在得知辻政信下落以后，通过吉田茂的军事顾问辰已荣一中将向维洛比少将询问前陆军中将土居明夫和大佐辻政信回日本的要求。

维洛比的回答是：“知道了”。

有了这种默契，辻政信才敢回国。

1948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对28名甲级战犯的判决。在被判决死刑的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这七人中，除了文官的广田弘毅前首相和其实是乙级战犯的松井石根以外，其余五人全部和他有过交往，而且是很亲密的交往。

1948年5月26日清晨，辻政信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登陆以后，被等候在码头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期生们接走，后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由这些同期生们掩护着，最后躲藏在东京杉并区的宝昌寺。1950年1月1日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1月5日辻政信就和妻儿一起公开露面了。

这匹豺狼，从石川县的山中走来，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给豺狼装上了獠牙。这匹豺狼走过了东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足迹浸透了鲜血，他带来了上千万人的死亡，这里面也有二百几十万他的同类。

没受到任何惩罚的辻政信就这样走完了他的前半生。

参考资料：

辻政信 《潜行三千里》毎日新聞社 1950年6月25日

辻政信 《ガタルカナル》养德社 1950年9月1日

辻政信 《SINGAPORE——運命の轉機》 东西南北社 1952年2月11日

辻政信 《十五对一（ビルマの死闘）》酣灯社 1950年4月29日

辻政信 《ノモンハン》原书房 1957年12月20日

辻政信 《中立の条件》锦正社 1961年2月23日

辻政信 《この日本を》协同出版株式会社 1953年2月20日

高山信武《辻政信と服部卓四郎》芙蓉书房 1985年2月5日

长冈弥一郎《军人辻政信》不二印刷株式会社 1976年5月15日

田田宫英太郎《参谋辻政信·传奇》 芙蓉书房 1986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