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下）


西北假剿共之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

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节制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9月下旬，张学良自武昌移驻西安，在此之前，东北军已陆续进驻陕西、甘肃等省，移师西北的东北军约16万人，包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五十七军（军长原为何柱国，何柱国调任新组建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后，副军长董英斌升任军长，一说董为代军长）、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1935年8月底由六个东北军骑兵师和三个中央军骑兵旅合建）等。部分东北军部队未调往西北，如驻防河北保定一带的万福麟五十三军等等。

执掌西北“剿总”后，张学良立即故伎重施，1935年10月初及11月中下旬，张先后在劳山战役（1935年10月1日）、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21日~24日）中布局，将何立中110师、牛元峰109师两支东北军部队送上红军刀头，制造了两场他需要的惨败。这两场战役是东北军与红军仅有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激战（双方投入兵力都不少于一个师，同年10月25日的榆林桥战役东北军兵力为一个团+一个加强营），张学良以这两场惨败为借口不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与红军再未发生较大规模的真实激战。

张学良这种以故意制造惨败、故意葬送自己部队来达成潜在目的的行为在世界军事史上极其罕见，似乎过于匪夷所思，难以令人置信（这也是长期无人质疑的原因之一）；但是，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两场惨败确实是张学良蓄意为之，在展示相关证据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张学良以往打假仗的一些前科。

1927年5月下旬河南临颖战役，张学良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突然下令撤退，放生了即将无法坚持、濒临崩溃的北伐军张发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兼第四军军长，第四军即著名的“铁军”）部。1960年代中期，在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连荫女士口述历史时，古稀之年的张发奎说，临颖战役（而非汀泗桥战役）是他在内战中参与的最残忍战役，也是自北伐以来伤亡最大的战役。每次忆及临颖战役，张发奎总是自诩“我在最后五分钟的坚定不移，扭转了战局。。。如果张学良坚持到黄昏，我们就不得不撤退了”。1933年6月，张学良在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陪同下在伦敦郊区一所医院与张发奎会面，张学良对张发奎说：“如果我不决定撤退，你的部队将遭到致命打击”，张学良还表示对当时的撤退（决定）并不感到后悔，称他厌倦了国内战争：“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这打什么意思呢？”。（注：本段内容主要参考自冯杰《张发奎和“二次北伐”河南战场上的那些事》）

1929年5月至12月，为设法延续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张学良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戏。8月苏军入侵东北后，张学良对在西线满洲里、扎兰诺尔（今札赉诺尔）两地与苏联红军作战的梁忠甲第15混成旅、韩光第第17混成旅两支孤军三个月不援一卒、一枪、一弹，张学良派出的负责西线作战的防俄军第二军军长胡毓坤8月中下旬便率部抵达了札赉诺尔西侧的海拉尔（今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拉尔距满洲里162公里），但他的部队此后三个月未再西进一步。直接受沈阳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张学良时任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沈阳为其长官公署所在地）指挥的胡毓坤不仅在海拉尔按兵不动、不援枪弹，而且居然不可思议地一直不与归他指挥、需要援助的韩、梁两旅联络。在胡毓坤的冷酷坐视下，苦战至11月中下旬，两旅先后被苏联红军歼灭。第17混成旅的约7000官兵，包括旅长韩光第和两名团长（韩光第及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季英负伤后饮弹自戕）在内几乎全部战死（一说有千余人被俘）；第15混成旅的一万多官兵中，旅长梁忠甲以下八千余人弹尽被俘，副旅长魏长林等数千人战死（梁忠甲将军自苏联释放回国后于次年3月8日在海拉尔被谋杀，并被伪装成煤气中毒死亡）。这是张学良计划中的惨败，他需要以这样的惨败为借口向苏联求和。1929年12月22日，张学良越权私自与苏联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以协定形式延续了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使南京国民政府酝酿、讨论中的通过“改订新约运动”以谈判方式提前收回或赎回中东铁路的计划胎死腹中，化为泡影。按照东北易帜时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的约定，东四省高度自治，但外交事务由中央处理，张学良没有外交谈判、签约权。关于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的更多细节，请参阅：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1934年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后，张学良又在鄂豫皖上演了假剿共的好戏。张的机要秘书兼共产理论、马列著作老师潘文郁同时是中共北京特科秘密成员，潘向北京特科提供了大量鄂豫皖“剿总”军事情报、机密文件（包括抄录本和原件）。由于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每每能预知国军的部署、调动情况，因而，“剿总”所辖的十几万大军（仅调入鄂豫皖的东北军就有16个师另4个旅，八十多个团）面对鄂豫皖苏区仅三千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屡战屡败，难求一胜。潘文郁提供的情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多相关细节，请参阅：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下）

因为种种原因，在本文之前，从未有人深究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这两场重要战役的内在真相；现有的众多证据足以证明，这两场东北军的惨败都是张学良为达成其隐秘目的而人为设计、有意营造的结果，110师、109师都是被张学良故意牺牲、故意葬送掉的。

第一组证据

劳山战役、直罗镇战役都与甘泉县城被围有关，何立中110师、牛元峰109师都是在前往甘泉解围途中被红军设伏歼灭的，这两场战役的进程都很异常。

9月底甘泉首次被围时，张学良心腹王以哲（67军军长，110师隶属67军）命驻甘泉以北肤施（延安时称肤施）的何立中110师南下解围。但从用兵的常理讲，本应从靠近本方基地、安全稳固的一侧—甘泉以南的洛川、榆林桥方向派兵北上，而不应从远离本方基地、危险脆弱的一侧—甘泉以北的肤施调兵南下。

甘泉南侧的洛川是67军军部所在地，附近驻有该军107、117两个师，周围还有不少其它东北军部队及西北军，是安全、稳固的“后方”基地；虽然洛川距甘泉比肤施距甘泉要远，但洛川~甘泉之间的行军路线肯定比肤施~甘泉之间的行军路线安全，从这一侧派兵北上，即使中途遭遇红军，也更容易得到策应和支援。

相比之下，肤施是东北军最靠北的驻扎据点，孤悬在外，兵力弱于洛川（只有何立中110师加129师两个团）；而且，肤施~甘泉之间的行军路线远离其它东北军部队和友军，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线，110师在南下甘泉途中很难得到侧翼保护、策应和支援，一旦遇伏，明显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将110师调出肤施南下解围，这是在为红军创造调虎离山，打伏击歼灭战的绝佳机会。

110师是10月1日拂晓离开肤施的，然而，红十五军团在甘泉以北劳山一带的伏击口袋，早在两天前就扎好了，相关部队在9月29日拂晓前就已在伏击阵地就位，从容静待110师入网（红十五军团规定每人携带3天干粮，进入伏击地域后尤其要注意隐蔽，严禁生火，不准暴露目标，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军团长徐海东每天白天观察敌情，晚上亲自察看部队，保证部队严格贯彻命令。）。这表明，红军早已知悉援军肯定将来自北方的肤施，而非南方的洛川一带，肤施东北军一定会在最近几天南下解围。红军是如何提前数天获得这一东北军确切调动情报的呢？

10月1日下午两点，110师在甘泉以北的劳山镇-小劳山-白土坡一带完全进入伏击圈（白土坡在甘泉北6 公里），红军遂从前后和公路两侧发起猛攻，110师被红军三个师（75师、78师、81师）分割、压缩、包围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激战5个多小时后，110师第628、629团及师直属队被全歼（中途留在三十里铺作为接应的630团得以幸免），师长何立中重伤逃入甘泉县城后身亡。

第一次甘泉被围时，解围部队出自南北线上的王以哲67军，11月甘泉第二次被围时，前往解围的换成了东西线上的董英斌57军。似乎是吸取了劳山战役的教训，这一次，57军四个师（106师、108师、109师、111师）自陕甘边界的太白镇（今甘肃庆阳市合水县太白镇）一带整体东进。然而，将被歼灭的牛元峰109师虽非孤军，但被安排在了最突前的位置。

10月初何立中部被歼时陕北红军只有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建），11月中下旬直罗镇战役发起前，红军陕甘支队（红一、三军团）已抵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象鼻子湾地区会合），并重建红一方面军，红军实力大增。

21日拂晓战役打响，109师在直罗镇遭红十五军团突袭时，同在陕甘公路东侧的57军另外三个师106、108、111师都与直罗镇被围攻的109师相距不远，其中111师、106师距直罗镇仅10公里左右。但战役期间，这两个师仅仅为应付蒋介石电令而作了一次象征性的东援（11月21日晚7时~9时间，蒋介石、张学良联名发出令董英斌率一一一师及一○六师星夜前进解救牛师之马戌电），其中111师与负责打援的红一军团甫一接触，就立刻向西退却至黑水寺地区，向居后的106师靠拢。此后，这三个师一直在附近隔岸观火，坐视109师苦战三天三夜，直至24日上午109师被全歼，同僚牛元峰自杀，他们始终未再东进一步。

第二组证据

直罗镇战役期间的11月24日（1935年），退守张家湾地区的东北军第106师董道源团在遭遇西进的红一军团时，一枪未放就投降了红军（参见维基百科“直罗镇战役”词条）。

另一种说法是，董道泉为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心腹将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一线总指挥）手下团长，1936年10月奉命秘密尾随护送红二方面军北上并佯作追击状，不料与红一方面军遭遇并被后者误攻，为避免双方伤亡，董迅速下令投降，红一方面军了解内情后将董道泉及全团人员带械释放。

这两种说法应该是同一个东北军团长董道泉或董道源被俘经过的不同展述。

董道泉被红军释放后，不知轻重，不知收敛，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谈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主张，并对外人声称“副司令的心思我都知道”，“张学良做的事比我做的还大呢！”。张学良得知其言行后命孙铭九将董道泉处决（据说董被枪决于西北“剿总“司令部前厅）。

董道泉可能和上司白凤翔一样，同是土匪出身。这位张学良重要心腹的部下因为过于孟浪、口不择言而道出了副司令的真实心思，张学良的肺腑之言。

第三组证据

坐视牛元峰师被全歼不予救援的57军军长董英斌战后被张学良以“指挥不力”之名免职，为直罗镇惨败承担了责任。但奇怪的是，张学良对葬送了一整师东北军子弟兵的董英斌仍然宠信、重用有加。1936年1月，董英斌被张学良任命为长安军官训练团（即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教育长（这一任命更可能发生在同年9月）；1936年10月22日，直罗镇战役11个月后，败军之将董英斌升任陆军中将（距董1935年4月获授陆军少将军衔仅相隔一年零六个月）；西安事变时，董英斌参与了张学良的核心密谋、策划，并被张任命为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成立了由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组成的“抗日军事委员会”，张、杨指定董英赋担任委员会的参谋长。

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惠德安后来著有《鄂陕随军杂录》一文，文中说，109师被围困战况紧急时，与张学良同在南京（开会）的“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把西安方面打来的火急电报中有关的重要语句，都用红色铅笔在译文中画道或圈点出来，送呈张阅，以引起张的注意，但张却很不经心地仅潦一过目就作罢（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董英斌就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后，邀惠德安兼任其教育副官，在一次谈话中，惠德安问董英斌：“张副司令是什么动机，请军长来主持军训团?”董答道：“说做官是没有我的份，但在贯彻张副司令的意图上，我自问是能达到他的要求的。”惠德安文中写道，‘他微笑着含蓄着一种深意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不甚理解董讲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莫非他把一○九师指挥垮了，还算有功而合乎张学良的意图吗?’

第四组证据

“牺牲”，是张学良频频使用的一个词汇，张学良曾在多个场合声称应为“大我”牺牲“小我”，张学良曾表示，为了“更高目标”，不惜牺牲东北军部队。

1、1936年8月21日、24日，张学良两次在西安秘密会见潘汉年，潘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谈到甘北让道一事时（红军准备西征，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张学良表示“（他不便安排东北军主动让道，但）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据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

2、1936年12月25日上午（当天下午送蒋返宁前），张学良与杨虎城及杨部高级将领见面，解释他主张放蒋的理由（释蒋其实是斯大林的强硬指示）时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据党史资料《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秦程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思想演变探析》等）

为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苏联-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等更高目标，“牺牲东北军这个团体也在所不惜”，牺牲部分东北军部队，对张学良来说，更不在话下。

张学良内心深处的国家、祖国，是中华儿女的祖国-中国，还是共产主义者的祖国-苏联呢？

3、1934年10月18日，在与蒋介石共同考察了西北五省地质地貌后，张学良在甘肃兰州中山堂作了一次题为“怎样来开发西北”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
“要拿出不惜牺牲自己的决心来开发西北。现在说到开发西北，更非彻底革除自私心不可，因为作任何事业，都是先有牺牲，后有成就，开发西北当然也要先有很大的牺牲，要耗费大量的资本人工，然后开发才有成绩。假如多数国人认为西北问题离本身还远，或者以为目前的牺牲太大，便不肯着手来作，便是狭义的自私，也是开发事业前途上最大的障碍。这就要我们切实明了小我与大我的区分，要能为大我的利益忍受小我方面的痛苦。若每个人都只为小我打算，根本忘却大我的存在，则民族绝难走向复兴之途。开发西北是复兴民族的大前提，然在开发过程中，大量人力物力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国人今日亟应知道西北是中国的西北，西北好了可以使中国好。中国好了，无论什么地方的中国人自然也就好了。而且目前蒙受相当的牺牲，将来的收获一定可以超过现在的牺牲几千万倍。明乎此，我们就都应抱定牺牲自己的决心来努力开发西北。”（据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

张学良内心深处值得牺牲小我，牺牲东北军将士的“大我的存在”，是不是“将来的收获一定可以超过现在的牺牲几千万倍”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呢？

张学良需要以崂山战役、直罗镇战役的惨败，作为自己拒绝剿共的借口，作为自己与红军结盟、合作的理由，并籍此劝蒋、逼蒋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张学良不是因为惨败而拒绝剿共，他是为了拒绝剿共而故意制造惨败。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帮助下获得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一职坐镇西北的目的，不是剿共，恰恰相反，他要救中共、红军于危亡，他要设法终结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苏联-共产国际的宏大远东战略。

经榆林桥战役（1935年10月25日）被俘的东北军团长（107师619团）高福源牵线搭桥，1936年1月20日晚，张学良自西安亲自驾机至洛川与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同时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助手）秘密会面，3月4日下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再度秘密会晤；4月9日夜，张学良与周恩来秘会于肤施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张学良、周恩来于肤施二度秘谈。

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后（1936年1月20日与李克农见面后），张学良的作为事迹已有众多文章披露、介绍，我就不赘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