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北京知青座谈会

 (2022-04-04 08:43:46)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北京座谈会

北京座谈会

    从北京地铁阜成门站出来后，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月坛宾馆这个地方，直到在万通大厦楼下，碰上一位看车的老大爷，才知道这是一家历史很老的宾馆，早已被湮没在附近鳞次栉比的楼群中。能有机会与众多的知青和赤脚医生一起座谈，是我这次来中国从没敢想象过的，如果不是北京知青网负责人姜成武老人的热心筹办，这对于我这个来自美国的香蕉人来说，几乎就是天方夜谭的事儿。老人不但古道热心肠，而且更具有老北京人的热情、好客、爽快……还有幽默：自幼生长在北京，地地道道老知青；东北插队七余载，石油工人八年行。历经磨练返京城，胸有成竹从头擎；落地生根务实事，纵横多业脚生风。一生淡泊名与利，唯求堂堂男人行；笑对风雨看落花，大江东去迎彩虹……

姜成武：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为从美国杜克大学来的安娜小姐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她研究的方向是知青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出现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那个时代国家贫穷，生病人也多，尤其是广大农村，医生奇缺，一时又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人才，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

而赤脚医生的出现，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也的确解决了当时农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燃眉之急的大问题。而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成为了农村亟需赤脚医生的重要人才来源。据不精确的统计，文化大革命前后，全国仅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达一千八百多万，如果再把回乡、返乡知识青年统计在内，那么可能高达数千万之多。这其中，当年下乡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仅以最低的1.5％概率来计算，就达一百多万。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说，凡是有知青下乡的地方，就都有赤脚医生的身影存在，而这些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由于他们认真好学，不怕吃苦，善于钻研，而且结合自己的知识敢于大胆创新，再加上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所以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为解决农村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在陕北延安地区下乡的北京知青孙立哲，就是当时最为突出的代表典范。

    当前，在知青文化研究领域，至今尚未有人来对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进行专题研究。应当说，安娜是我们接触过的第一个来做这个项目研究的第一人。为此，我代表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和北京知青网向安娜表示衷心的钦佩，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支持安娜的研究工作，希望大家也能够为安娜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

       安娜：我本人是个90后，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ABC，目前在美国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我在大量阅览世界有关医学类书籍刊物时，在一本世界卫生史中无意发现了有关对中国赤脚医生的介绍，同时，我也从中了解到中国的知青群体是赤脚医生的主力军。虽然我出生在美国，但是我的父母都是在八十年代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北京人，所以我对中国的知青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着阅读和了解的深入，我被知青们的自强不息与奉献牺牲精神所深深感动，尤其是中国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事迹，让我简直着了迷。在那样贫穷落后的农村，条件异常简陋的情况下，赤脚医生竟然给那么多的农民治病，并且不收分文报酬，因地制宜用许多土方法治好了众多的疑难病症，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在西方国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除具备大学学历之外，还起码再需要四年医学院学习和三到五年的住院医训练，才能成为医生。而中国在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情况下，又确确实实为中国农民做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所以，我这次看到你们很激动，就想听听你们的故事。

     嘉宾A：赤脚医生问题，它和毛泽东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想法有关系，包括他的教育革命的思想，教育改革，还有一个打破特权，这些思想都是毛泽东的。美国人怎么会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怪，知青这个问题现在不研究的话，将来没有人研究了，第一手的东西完全丧失了，因为我们年龄都已经是六七十岁了，都进入老年状态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回避不了，因为当时所谓的上山下乡，大家可能记得是一场运动，毛泽东发动这场文革后的一系列的运动，我认为真正触动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

中国农村那个时候还是非常落后的，我们到农村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么呢？农民用的犁，跟我们在历史博物馆看到的汉代的犁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几千年几乎未变。真正我们说中国农村，从最基本上发生一些变化，其实知青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不知道安娜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刚才也讲了，关于知青赤脚医生的硕博士论文只有6篇，太不合理了，因为我觉得知青赤脚医生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我首先肯定安娜这一点。你将来的成果是什么样的成果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我们知青这个圈子里面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你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学术界没有做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从知青赤脚医生的第一手材料里面反思我们的历史。我们当时也是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它不仅仅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毛泽东甚至把它作为教育革命或者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甚至还要解决民粹主义思想也好，或者反对这种城市的特权也好，他的这种思想，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观念来讲更准确。

    嘉宾B：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嘉宾C：也有改造思想的目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到了农村是很受触动的，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长大，没见过特贫困的。我到了陕西，看到有要饭的人我很吃惊，看到陕北农民要饭，我们怎么会有要饭的人呢？就是这样一个震惊。看到农村这样一个状况，当时这种情况对我们自己是一个很深的触动。至于知青政治目的等等我们都可以不谈了，这里面肯定有两种，我也说的很直率，理想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都有。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验证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两者都有，有理想主义，真的去献身，我就是主动到农村去，改造我自己，这些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讲了。这样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是没办法分开的，因为没有政治背景不可能有知青，也不可能有赤脚医生。其实赤脚医生在知青没有去之前已经有一些了，作为文革中又再一次壮大了这个群体，当时叫做新生事物，我们学英文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有这个名词了。   

    嘉宾D：当时乡下也有合作医疗制度，但谁来弄呢？那时候基层不可能有专职人员，公社有卫生院，大队这一级只有不脱产的，叫卫生员也好，叫赤脚医生也好，这个人等于要把这些事情组织起来，都要做起来。不但管人的感冒发烧，兽医的事你也得做，像这些本来都是作为村一级的机构里面应该必备的专职人员，被赤脚医生给替代了。

    嘉宾E：合作医疗那点钱是不够的，一个队每个月下来只有几块钱，阿司匹林，四环素，土霉素，还有颠茄片，就是最简单的，最便宜的。

嘉宾D：对，是这样，没有资源，怎么发挥赤脚医生这个作用呢？只能依靠传统的东西，传统的就是针灸、中草药、按摩、拔罐。所以我们这些赤脚医生当时必须会针灸，还有按摩，还有号脉，望闻问切。中医那套传统，就是阴阳分支，你若是属于冷病、寒病，就针灸加艾灸，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来解决农村的问题，我们说的就是农村的医疗。

当时有一个口号我认为是对的，就是农村医疗工作以预防为主，谁来做这个预防工作？还是知青赤脚医生来做。我们那时候经常熬一大锅草药汤，让大家喝了，预防感冒，到夏天的时候弄点马齿苋什么的，防止拉肚子，就和现在喝的王老吉一样，清热败火，夏天就好过一些。这个工作的开展，赤脚医生也好，我认为即使不是赤脚医生，知青在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全力以赴的，包括采草药，不可能只是赤脚医生采，很多知青都参与这个活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认为所治疗的病主要是常见病，比如说胳膊腿疼，针灸还真管用，还有拉肚子，有些草药就很管用，感冒、头疼、脑热，这些东西都是起作用的。

但是我这里面要说的一个问题可能不一定和大家一致，你在农村里面要是给人开刀，这个东西太玄乎了。我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孙立哲这个故事就出来了，有些人很想跟他学。后来我就很反对，我说孙立哲这个东西不能学，你学了以后草菅人命。你没有消毒条件，也没有这个技术的情况之下，对病人是不负责任的。

孙立哲我的印象他第一次开刀是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有一个老乡肠梗阻，那怎么办，你让他梗阻就死了，你不让他梗阻的话，就割一刀给他顺过来就完了。这种情况之下，就等于是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之下，试一把。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成了一种典型之后，当时大家有点看法，当时也人说我们能不能也弄这个东西？形式主义就出来了。我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弄，为什么呢，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条件，你有可能才能弄。

现在咱们回顾这些全是故事了，就这个事情来讲，像孙立哲拿手术刀，完全用西医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这种情况恐怕属于特例，不多的。大部分赤脚医生我认为做的是一种什么工作呢？普及医疗知识，普及卫生知识，同时把一种文明，把城市的一些文明习惯，包括刷牙之类的，带给农民。我刚才还跟人说，我们那时候一刷牙，围十几个小孩在看，还有蹲在那儿看的，他觉得很新鲜，城里人还要刷牙呢，他们从不知道牙每天还要刷。

    嘉宾A：还有很多的卫生习惯，比如洗衣服用洗衣粉，包括被褥的整洁，等等，知识青年确实在这一点上把城市的文明带到农村去了。我们那里到现在很多农民回忆，是知青来了之后，把一些好的习惯，文明的东西带了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管它任何政治原因，在几千年中国社会里面，城市的文明能够波及到整个农村，尤其边远农村，这个文化的影响知青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能在世界的文明史上来讲都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展开来谈，当然细节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因为我本身是搞社会科学的，很多知青的问题，包括文革的问题，我一直认为知青问题要从大的环境来说，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都是分不开的。但是比较奇怪的一点是，我们一直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安娜你如果有兴趣，也许可以涉及一下。

    嘉宾F：我是在山西原平插队，是真正的农村里面，和兵团的不太一样。我们这个村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大村，我今天带来了一本村志，我首先给你介绍一下农村医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最后怎么叫赤脚医生。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说到什么时候建的合作医疗，什么时候又把我们给纳入进去，就是整个过程，当时医疗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我特想呼应嘉宾D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你们没学，怎么敢去做。当时的医疗条件农村非常落后，落后到什么情况呢，刚才有些人都说了，比如不刷牙，很多病都是由于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而引起的。

    刚才他们都提到了，赤脚医生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名词，但是这个合作医疗却是随着新中国建立之后，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兴起的，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合作医疗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告诉你一个数字，合作医疗在50年代属于初级阶段，60年代、70年代是属于鼎盛年代，1971年发展的赤脚医生一度达到150万。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赤脚医生被取消了，我们村志上说，1985年就解散了，真正的合作医疗没有了。村志上都有记载。

     195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是三千人的一个大村，卫生室解放前就有，那时候都是提药箱子的中医。1955年才从大队里拿了五百块钱，建立了合作医疗，卫生员人选的是那些医生世家的应届毕业生，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然后去培训。

我是1968年去的，因为这个大队领导层对知青还不很认可，我们当时是打着改天换地去的旗帜去的，他们不愿意的，他愿意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比如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些话，他听不明白，很多知青去了以后想改天换地，有所作为，结果他都给抵制了。我是怎么进去的？我在那儿种了六年地，到了1974年初，才有幸去了卫生所，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政策，卫生所里面如果有知青的话，可以给匹配一批医疗器械。我所谓做的贡献是，以我的名义给我们大队弄来了一批医疗器械。主要是计划生育的器械，

大家也许不知道，1973年农村就开始计划生育了，而城市里面是1976年才开始的。我去了之后拿上这些器械，培训一个多星期，第一件事就是做人流，不想要了，我们就给他做，结扎，做上环。给我们的器械里只有刮宫器，负压那些东西没有，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们就用葡萄糖瓶子，拿兽医用的大针管，往外抽空气把它抽真空了，刮宫器上面有管子，就连上了，做人流时，呼噜一下就出来了。

咱们现在说的容易，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是农村当时落后的现象，只能用这种办法。而且他们还非常崇拜你，非常敬重你。因为他缺乏知识，农村特别闭塞。就象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一样，那根本就是不应该有的情况，可是当时培养不出来这么多人来，只能把知青赤脚医生赶鸭子上架。

    话说回来，人都是很聪明的，被逼急了，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所以我就非常钦佩孙立哲，他能想出这么多办法来给农民治病，而且具备动刀动手术的能力，这样的人在赤脚医生中也非常少。

    嘉宾G：我觉得知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地方不一样，地域不一样，风俗不一样，你听的故事也不一样。安娜，我等会想赠你一本关于知青生活的书，这个和赤脚医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让你了解一下知青的真实情况。

嘉宾H：我简单的说一下，我是在内蒙插队，1968年去的，1969年开始当赤脚医生，一直到1979年。我身旁这位老兄是从北京1967年走的，1968年干赤脚医生，干到1982年，时间更长，我们俩可以说是职业的赤脚医生了。我在内蒙待了22年，跟大伙刚才说的给病人针灸一下，给点草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刚才有老师从宏观上面分析过，赤脚医生的产生脱不开文革和插队这两件事。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央定调就是浩劫了，但是插队大伙有说好有说坏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干那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出身不好，我到那儿以后上大学也没份，工农兵大学生也没份，招工也不招我，家里面都轰到农村去了，穷的没有饭吃，我只能待在那里。

虽然牧区要比农区富裕一点，没有要饭的，也不至于饿肚子，但是贫穷、落后，尤其是医疗条件的落后，简直不可想象。文化大革命有点喇嘛医生，也都给打倒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医生。我们那时候，赤脚医生可以说是牧区唯一的医生，等于是赶鸭子上架，不上也不行。我1968年去，1969年当赤脚医生，只学了两个月，跟巡回医疗队学了两个月。两个月回去，第一个活就开始接生，我那时候是18周岁，记得很清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替人家接生。那时候真是不懂，当时巡回医疗队都是医学院的老师，教我们很认真，所以学得也认真，我第一次接生操作还挺好，回去老师还夸我。

随着后来兵团成立了，知青大多去了兵团，因为我出身不好一直留在大队，没去兵团。兵团后来也走了，兵团一走医疗更是一个空白，赤脚医生就成为当地唯一的医疗。尤其我们牧区一到冬天大雪封山，交通根本走不了，尤其是急症的急病人，我就成了职业的赤脚医生。那时候整天骑着马，一人好几匹马，牧民这边病了，那边病了，整天到处走，到处给人看病。我们那个赤脚医生基本脱离了扎针灸啊，草药啊，属于专业医生的活，你真正要给人家看病。象接生，针灸草药全没有用，完全是西医的这一套，怎么消毒，各种难产怎么处理，包括各种疾病传染病处理。那时候草原上传染病特别多，麻疹、百日咳，一两年一流行。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场灾难，大伙现在说该上学的时候你插队了，该上班的时候你下岗了，这是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当然我们在座的都算混得好的，专家、老板、医生、学者，但还有更多的混得不好的呢。

嘉宾I：我情况特殊一点，我是1966年届的高中毕业，1967年自愿报名去的内蒙，待了25年，15年在牧区，娶了一个牧民媳妇。我跟大家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虽然心气很高地去，当时喊出了20年改变内蒙的面貌，实际上到那儿以后什么也干不了。我们那儿是纯牧区，95%以上都是蒙古族，只说蒙语，很少有人会汉语。地广人稀，我们去的那儿是牧场，有七千平方公里土地，只有一千三百人口，相当于五平方公里左右才一个人，但是牲畜多，有八万多牲畜。我们好是好在不愁吃不愁穿，坏在哪儿呢，交通极端的闭塞。中国地图是一个大公鸡，就在鸡脖子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儿，中蒙边界线上。

那时候常有越境的，但在外蒙那儿转了三天，连个人影都碰不到，又回来了。所以我们那儿的特点，先得学蒙语，你不会蒙古话，人家理都不理你。他们骂人最厉害一句话，就是蒙古人不会说蒙古话。一开始简单，我们去头几个月，吃饭、喝水这些都会了。但是过了没两三个月，正好下来一个医疗队，说给你们培养点赤脚医生。我因为父母原来都是搞医的，走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药箱，怕那里缺医少药。结果大家知道了，说你去吧，你有药箱，你又懂行。于是我就去了，本来计划是培训半个月，结果到第三天，刚学了一个生理解剖，学了一个扎针灸，连打针都没学。人家医疗队有紧急任务回去了，实际上我们就学了三天，就赶鸭子上架，反正人家也知道你学了大夫了。

结果没几天就有人找我，一个老太太，估计现在看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就跟我说头晕，当时我也不懂，头晕是什么意思，她给我比划了一下我明白了，脑袋转圈，就是晕，我给她几片氨茶碱，吃了以后老太太好受多了，说你这个大夫真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把病看了。

那儿跟内地看病不一样，一个是语言关，再一个必须骑马。我第一次出诊就转向了，那个地方非常容易转向，因为内蒙草原到处都是很平缓的山坡，缺少特征。碰见一个看来就是感冒，发高烧，结果我旁边有几个知青瞎说，说是不是伤寒，打寒战，出大汗。我也不懂啊，你想三天半毕业的，根本不懂这个。我说我去给你请大夫吧，牧场卫生所离那个地方大概有50里路，我骑着马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草原上天黑特别快，刚才看着还有太阳，太阳一落山，马上就黑了，黑了以后，天上到处星星眨着眼。

忽然看见前面有灯亮，就骑着马往那儿跑吧，可是我怎么也到不了，怎么也找不着道儿，这就象你在平原上看一座山很近，但你怎么也走不到一样。结果我转了一夜也没找到一个地儿，后来我也急了，估计一两点钟了，不找了，把马一卸，往地上一躺，睡觉。结果睡到大概五六点左右，一看天亮了，我离牧场卫生所蒙古包不到一里地。

这么艰难地把大夫请到队里，让人家一看，都是小事，给几片VC，给包四环素结束了。但是我就接受了两个教训，一个草原上看病头一条要会人语言，第二条要认道，不能再转向，剩下看病技术是慢慢来的事。所以后来我蒙语读写的还可以，最起码什么病我都能说上来，因为它都是比较特殊的名词，你问老乡也不知道，就抓住机会问蒙古族的大夫。再后来自己感觉医术不行，怎么办呢？跑回北京来学习，先在在唐山学了八个月，又跑到北京第四医院学了五个月，后来自己又上延庆县医院待了一阵儿，学的比较全面了，内科、外科，连麻醉我都学了。1980年去学的，1981年底回到牧区，1982年我一人干了56台手术。因为那地方人很少，56台手术就超水平了，历史没有过。

为什么娶了当地的媳妇？也是个运气。我媳妇的叔叔当年36岁，蒙古人有的喝酒以后特别的凶，喝酒以前都是好人，喝完酒又喊又叫，又吵又闹。他当时和朋友喝酒，最后不知两人为啥生气了，互相骂，骂完以后喝凉水，一下心梗了。来报信的人跟我说他肚子疼，满身的大汗，我一听就不是急腹症，就是心梗，因为我曾经在学习的时候见过一个35岁的心梗，考虑他很有可能就是。我初步查一下，估计是这个，幸亏我手里还有点药，打吗啡，吐，用阿托品，然后再给他输点液，当时没别的东西，就输氨茶碱，也管事，反正它有扩张平滑肌作用。结果打完针，疼止住了，输点液，好受了。这时候才去找救护车，因为很远，正规医院离我们180里地。他们派了一个大夫来，一听肚子疼，摸了摸，肚子也硬，说不像心梗，说你是不是闹错了。我也不敢多说，我说你们大夫看着办吧，这个病人肯定重，你们拉走吧。走了一夜才到他们医院，一做心电图，後壁梗塞，这帮人都吃惊了，说你一个赤脚医生懂这个？

牧区那个地方也有好处，牧民他一旦相信你以后，他就说你治吧，治好了算你功劳，治不好我该走就走了，不会怨你。因为把我媳妇的叔叔救活了，没死，活了以后他老想报答我，就问我，你有媳妇吗？我说没有媳妇，我们知青到这儿来上哪儿找媳妇去。他说那我给你找一个，蒙古人还真讲义气，说找就找了，就把自己的侄女找来，那时候她比我强，人家在我们上级医院，在师部医院，她在那个医院里面当内科护士长。愣把他的侄女说给我，咱当时就是个一个赤脚医生，下嫁我了。

我们俩还不错，38年了，一直挺好。在知青里面找了当地牧民的子女，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也不弃不离的，还确实不多。我就想这个，人家年轻轻的，比我小8岁，人家跟了我，从来没说过跟我吹灯，我就得对人家好。她也是那样，她说你救了我叔叔，救了我们家人，我当然要对你好。

    不过我也有遗憾，一直也没上大学，，为什么呢？就是老想着毛主席说上山下乡是大方向，是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说咱们就听毛主席的话，不走了。当然也有客观原因，我们那个地方偏僻到什么程度，来一份报纸至少等半个月，信也是，电报也是。唐山地震的时候我媳妇在天津，一个报平安的电报隔了半个月以后我才接到。那会儿哪有啊书？什么书都没有，就靠回北京找本书，找点医疗方面的书。

    安娜：当时药品怎么弄的？

    嘉宾I： 这一点牧区还相对好一点，比较富足，不缺钱，药品都可以买，看病基本是免费。但就是条件特别差，交通极端不方便。那个地方落后到什么地方，生一个孩子扔一条裤子，孩子不许人家看，就掉到裤兜子里面。而且妇女生孩子不许在屋里待着，蒙古包都不许待，到外面牛舍里面去，他们认为是很脏的事情，很埋汰，蒙话的脏和汉话差不多，都叫埋汰。

    安娜：冬天也在外面生？

嘉宾I：冬天也一样，最多生个火，在牛圈的地下铺个破毡子，孩子掉裤子里，然后再拿出来擦，裤子就扔了。我碰见一个孕妇，生了第五胎还是第六胎，宫缩乏力，生不下来，两天了，肚子疼。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也不懂，确实没学过，我第一次看人接生我哆嗦了一天，哪见过这个啊，男孩子，那时候没结婚。结果她生不下来我也没办法，我说往上级医院送吧，180里路，拦个汽车就走。走着走着她喊起来，说赶快停车，我一看坏了，要生了，这个我懂。我说快停车，正好汽车开到羊圈门口，她就往羊圈里面跑，司机吓的也跑了，司机哪见过这种事情。我没办法，我再挠头也得跟着进去，就在羊圈里面帮她生的。生完孩子，她说没事了，回家去，车掉头就回去了。

我们邻居一个女孩子18岁，刚结婚，一年生一个，后来不到一年，11个月生一个，到生完第五个，心脏病，心衰，24岁，死了。所以后来你说我不干行吗，最后在内蒙古后十年看的最多的就是妇产科，我就觉得妇女太可怜了，一定得做好这个，男的在内蒙干妇产科的很少。

    我定下目标一定干，言必行行必果，再一个我信奉干自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吧，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那个东西。我孩子们都害羞，说爸你怎么干妇产科，我都没办法跟同学说。我说没法说你就甭说。在草原为什么我比较专注妇产科，因为确实觉得她们太可怜了。有一个牧民，生完孩子，是多胎，胎盘滞留一天一夜，下不来，我一看怎么办啊，当时我还没学过妇产科，我只懂外科。就赶紧拿出赤脚医生手册，上面有妇产科胎盘滞留怎么办，手怎么进去，纺锤状进去，慢慢抠，我就那么干的，给抠出来了。抠出来以后，简单清了清子宫。没输液瓶，就拿100毫升注射器推，推了500毫升，累的我手都快抽筋了，救好了。

刚才有的人说针灸有用，也有人说没有用，但说起扎针灸来，我还有一个故事。那天我跑了120里路去看一个病人，现在看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病人。这个人怎么回事呢？特别小心眼，有点事就闹唧唧，总觉得自己不行了。大年初二，他们家人找我说这个人不行了，四五天不吃饭，手脚冰凉，躺在那儿，说要死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那就去看看吧，骑120里来回。见到我后，他说大夫我冷啊，浑身的血都不流通了，血不走了，我要死了。我大概看了看，又摸了摸，没啥器质性问题，我想得了，按神经官能症处理吧。我说你不要怕，我有法子，我给你一个热的药，保证这个药输进去以后你浑身血管都扩张开来，保证你浑身发热。他说有那么神吗，我说有。

实际我带了一支葡萄糖酸钙，葡萄糖酸钙放在葡萄糖里面，输进去，马上发热，很简单的一个事。我就给他输，输进去以后，我说胳膊热了吗，他说热了，我说胸脯热了吗，他说热了，最后到脚丫子热了。紧接着我说别着急，这回你血管扩张开了，我再给你长长精神，就给他扎了针灸，扎什么合谷，强壮穴。艾灸卷也没有，他们家有烟卷，拿烟卷烤。我说这回怎么样，他说浑身舒服了，我说起来吃饭，马上起来吃饭。这针灸对精神病人真管事，半心理半治疗的功能，病人当时就吃了饭。完事后已经是大年初三了，120里路来回，我也付出代价了，回来我就拉血了，肛裂，颠裂的。

所以我后来跟牧民们处的关系特别好，比较有感情。为什么我能待25年，跟感情确实有关系。其实我都不想回来，但1992年底还是回北京了，因为我是两个姑娘，在内蒙地区重男轻女，如果你上不了好大学，基本上就没有工作。所以为了姑娘才决定回来，人生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安娜：不错，真的不错，您的事迹很感人。

    嘉宾I：我都是做的小事。

    嘉宾B：你今天来值了，材料多丰富啊。

    安娜：是啊。

嘉宾J：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到延安插队的，我们小队一共去了11个学生，有8个女生，3个男生，我们8个女生住在一个大窑洞里面，站在门口看不到里面，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大地方病，我们县是重病区，一个是克山病，一个是柳拐病，就是大骨节，人都不高，都这么高，他的骨头都变形了，走道两边晃，走不动，一开始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还以为是妖怪，都害怕，第三个是甲状腺，大脖子，三种病，很严重。

当时说要多少年消除这些病，后来我们走了以后也没消除。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县流动人口特别大，都不用计划生育，每年的人口急剧下降。我们到了之后我们都成了当地人了，因为我们住的时间比他们都长。各方面就比较落后，我们是点煤油灯，没电，根本没有交通，全凭走路，药就更不用提了，更落后了。因为当时没地方看病，问老乡，老乡说没有看病的，县医院离我们那里是十几里的山路，要走半天。

当时我就有一个念头，我能不能往这方面看看，能不能学习，能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也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痛苦。队长对我们知青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找我谈话，他说你有知识，能不能把赤脚医生干上？我说行，这样就干上赤脚医生了。到生产队不到一个月，就干赤脚医生了，那会也是劳动干赤脚医生，下地背着药箱。后来正好有解放军医疗队，支援老区建设，我们是老区，就给我们培训，手把手的教我们扎针，打针，首先要学静脉注射。那时候输液都不是挂吊瓶，都是拿手推。然后打针，扎针灸，就是学最简单的，初步的，还有就是接生。上午学习，下午就到医院实践，他们在那儿待了二个月，一些常识知识掌握一点了。我记得第一次给人家接生，接完生以后我三天没吃饭，你想那时候刚十八九岁。

    我们大队有三个小队，小队和小队之间都相隔十里八里的，自然村特别多，有的一户一个自然村，一个自然村和一个自然村之间得有十里地，全是羊肠小道，他们有了病你就得去看。那时候人家来信儿了，说有病了，气管炎，喘不上气来，我就得赶紧过去。自然村有十里地，走在路上就碰见狼了，一条羊肠小道，狼在那头，我在这头，我走它走，我停它停，把我吓得呀，那次真把我吓坏了。后来他们老乡说，你出去的时候拿根棍子或者什么的，一个是拨草，防止蛇的，再一个就是吓唬狼的，再有你就喊，就使劲叫唤。

    嘉宾I：喊就对了，我就遇见过，狼就就是这样，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这时候你一定要鼓足劲，冲着它冲过去，我就这样。有一次夏天我碰到的，冲着它冲过去，我正好拿着马鞭子，挥着马鞭子一喊，跑了，它翻过山就没事了。你就别让它老看着你，狼这个东西特别狡猾，它看着你，它就琢磨你，它看不见你了，它就不琢磨你了。

    嘉宾K：您是一个男同志，毕竟胆大点，我们晚上去给病人看病都得穿树林子，在东北，一个人，我才16，走到空旷地方，就听到狼叫，吓的我不敢动了，还特黑。我想找个棍，还找不到棍，真是吓的我啊，到底怎么办啊，走不走？

    嘉宾I：其实它叫，你跟它一起叫。

    嘉宾K：哪敢啊，那会吓的啊，找棍都找不到。，东北的狼都是在大晚上出来，还看不见，光听见它叫唤。

    嘉宾I：有一次我下半夜看羊，我刚进屋喝口水，忽然我的羊就炸窝了，我有五节的大手电，赶紧冲过去，啪，一照，正好照到它。那个狼正好叼着羊的脖子，它的尾巴翘着羊的尾巴，我就大吼一声，手电照到它了，狼把羊放开了。我过去那个羊已经吓晕了，磴磴磴，原地乱转，乱跳。

嘉宾J：去了以后跟那个老乡说碰到狼了，老乡特别受感动，赶紧安慰我。我们那时赤脚医生主要是扎针灸和做按摩，这样老百姓可以不花钱，我们都是义务的看病，不管是什么时候去，只要让去。后来我们慢慢的对生产队，所有我们的管辖地区摸了底，都有哪些病，心里有数以后，定期的去看看。我们队柳拐病特别厉害，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走路都很困难，别说干活了。经常给他们扎针灸或者做按摩为主，这样他们可以缓解疼痛，因为骨头都已经变形了，大骨节都这么大，腿也是，都是这样，个子都这么高，他长不高。

老乡生活特别苦，这是真实的，全家人就一条被子，一件好衣服谁出门谁穿。我去了以后，常常把我多余的衣服给他们，他们不管是心境好坏，都特别高兴，拿我当亲人似的。生活是挺苦的，连菜都算粮食，粮食特别紧张，要吃纯粮，没有。所以我去给病人看病，他家里的人拿纯粮招待你吃，纯棒子面蒸窝头吃，这是最好的饭，拿这个招待我，对我特别好。对这点我特别受感动，要不说知青这一代不怕吃苦，白天、黑天，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不舒服了，就去。而且闲的时候，各种针灸书，内科、外科我全都学，其实我也有很好的机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错过了。

    安娜：错过了挺遗憾的。

    嘉宾J：那时候关键没想过离开，岁数小，不懂。

嘉宾L：我简单说一下吧，刚才听大家说的都挺受感动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听毛主席的话长大的，打小就是这样，所以毛主席让我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我们就得去，都有那种抱负。我们集体户其中有6个人在北京参加过赤脚医生的培训班，参加完培训班以后，我们准备好了下乡要用的听诊器、注射器，我们到那儿真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真有这种想法。可是到那儿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村不但没有卫生室，连基本用药也没有。我们天天要下地去干活，跟着社员一起，每天早晨日头没出就得去干活，干完活，晚上日头落了，收工之后才能给病人看病。

我们到那儿去以后，当地社员都信我们，所以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包了，大病小病的。因为我们户里面不是一个人干，注射器、针管消毒啊，都是集体户自己在家里弄，做饭的同时帮助消毒好，大家轮着该谁看病谁就去，有时候去是两个人或者集体一块去，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大家都比较团结。

因为我是户长，抽调任务下来以后，大家都谦让，有去上学的，有去工厂的，有去油田的，我肯定得让他们先去。另外那时候还宣传扎根农村干革命，领导说让我做这个典型。我这边用大喇叭广播喊扎根农村，那边又被家里逼着去参加工农兵大学生考试，心里特矛盾。最后还是上了吉林医科大学。

那时候都是开门办学，上长白山去采药，还到辉南县医院去实习，又到海隆县去当赤脚医生。当地人特别纯朴，你跟人家在一起，等于你跟人家融在一起了，你不可能不全心全意地给人家看病。扎针灸都是先从自己身上开始练的，我们都是互相练，然后才给病人扎，你说我得吃药，那时没有药，就得针灸治疗。

有一个小男孩给我印象特别深，19岁。他是骨髓灰质炎，他进行性的呼吸麻痹，急需送到长春。从他家到长春得要四个小时的火车，当时没想过后怕，就想着赶紧送。真是害怕半道他窒息，有痰，一路上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实在不行就口对口的吸。会不会传染什么病什么的，想都没想这些事，救病人最重要。后来我就想为什么当时什么都没想，还真是有这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情感在里面，所以才促使你做了这些。当过赤脚医生的，都特别有这种情感。

    姜成武：谈的都很好。今天咱们北京知青网的版主也来了一些，安娜做的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你们有什么看法？以及听完刚才当过赤脚医生的这些人的发言，自己还有什么感触，感想？都简单说两句。

嘉宾M：我简单说两句吧，我今天来，原以为安娜是当年当过知青的呢，没想到是一个咱们所说的香蕉人，她属于香蕉人，西方的白芯，外观是中国的，东方的黄黄皮，咱们叫香蕉人。作为这样一个香蕉人，能够想到研究我们这一代的事情，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

因为在中国大陆受各种限制，研究知青的问题不容易，要不是习主席主持中央现在放松一点，那两年连知青两个字都不许提，最早出的知青的书后来再版都不行了。所以现在海外有人，特别是他们年轻这一代人能研究知青，甭管是研究知青当年插队也罢，知青赤脚医生也罢，这确实很让我意外，也很让我很感动。

作为赤脚医生，从春苗那儿开始正式说，实际上赤脚医生在那时候的农村、边疆，救死扶伤，任劳任怨，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老百姓生命的最后一道篱笆，这道篱笆虽然不能保证他们全都活下来，但是多多少少起到了保护老百姓生命的作用。我插队的时候，第三年得了腹伤寒，发高烧，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我们插队的地方在深山沟里，有人生病了送医院，老百姓没有这个概念。最后就是我们村的知青赤脚医生把我救了，我记得很清楚，陕北烧炕的灶，后面是大锅，前面是小锅，前锅熬米汤，后锅蒸窝头，蒸窝头的锅水里面煮着给我打针的针头和针管，窝头熟了，把针管捞出来，吹吹，给我打的金霉素，把我救活了，到现在还没死，我很感谢赤脚医生。

    嘉宾C：那时候炎症相对也好治，一针抗生素下去就有效果。

    嘉宾M：那时候人都没有抗药性，特别是农村，祖祖辈辈没吃过西药，你给个阿司匹林，给个四环素，立刻顶大用，不像现在。所以我说一下，我很惊讶，也很感动，能够有安娜这样的香蕉人还能想到我们当年的那一切，谢谢你。

    嘉宾N：我说几句，确实安娜能做这个研究课题，不容易，但通过你这个课题，你不仅可以结识这么多的知青朋友，而且你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的闪光点。真的，十七八岁，在那个年代，人完全是靠精神世界支撑的，才会无私地为大家奉献，这种道德，这种人性，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是很少了。你如果能在你的研究中，能把我们这些人的精神展现出来，我觉得你就是为口述历史做贡献了。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很好，我希望你能够做好，而且今后能看到这个结果。谢谢你。

嘉宾O：我说两句，我不是赤脚医生，但是我是一个知青。关于当年农村缺医少药，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大家都说了，我不想多说了。安娜能够从美国那么老远来这儿，与我们座谈，我们觉得是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

我在农村插过队，当地的人，如果你要能去他们家，你能跟他说说话，你能给他看病，就是看得起他，所以他们会用满腔的热情来招待你。今天我给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都是当过知青的，我们把当年那些纯朴的民风也学会了，安娜你能这么地关心我们，写我们的东西，我们绝对热情的接待你，祝你把事业办成。

第二点要说知青文化，和知青赤脚医生研究一样，它都是一个文化研究。谁走在前面？老江走了前面，北京知青文化研究会走在了前面。你这个赤脚医生研究只是研究会应该研究的的一部分，你是刚开始做，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在此我向老江、向安娜表示衷心地感，谢谢大家。

嘉宾P：我也是个知青，陕北知青，农村缺医少药，后来从知青当中选出来这些赤脚医生，这几位曾经当过赤脚医生，生动的介绍令人佩服、感慨。另外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安娜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就为研究我们知青，研究知青赤脚医生，这是非常感动人的。

从我自己本身说，下乡以后农村没有医生，缺医少药，我自己都很有体会。到农村以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到那以后，突然得了非常非常重的感冒，感冒时间很长，一个多月根本都没好，没有医生可以看，也没有药可以吃，硬扛，最后落下一个很难治的病根：慢性咽炎。一直到现在，造成我高血压、糖尿病，都是那时候这个病根遗留下来，造成现在这样。

后来我进入北京知青网以后，寻求了一种户外健身训练，扇子队。我有这种想法，大家晚年要常聚聚，通过聊天，心理健康，，通过户外活动，增强自己的体质。

我们这个群体里，涌现出咱们这些非常非常优秀的赤脚医生，今天又听到这么多很生动的故事，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谢谢。

嘉宾R：我刚听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以为安娜是一个美国人，洋人。你看安娜这两个字，很容易让人这么想。来了以后，怎么还来了一个小姑娘？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我当年在安塞插队，张思德烧炭的地方，很贫穷落后。那时候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是当地人，他原来是公安局的警察，那时候收缴赌局，他把赌具麻将偷偷拿过去给他爸拿回去玩，事漏了，把他开除了。回农村以后怎么办，他又干不了活，警察嘛，有一点文化，后来就当赤脚医生了。那时候我们大队五个小队，方圆十里地，他一个人背着药箱每天转，队里给计工分。我下乡之后也带了不少药去，你给老乡，老乡很高兴，拿着钱要给我，我说我不要钱。缺医少药，没办法。我们刚到那儿水土不服，那几个同学都病了，有一个都快死了，最后是北京医疗队的大夫给治的。就像刚才这位老兄说的，关于知青赤脚医生的研究没有几篇文章，这在头两年还是个禁区，是不能涉及的禁区。大学老师都知道，知青课题这是一个禁区，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是，没有人系统的做这些，因为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安娜你现在能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气，做这个研究，是一个好事。

当然做这个的时候，希望不要带有色眼镜去做，不要凭着主观愿望，要根据客观事实，有什么是什么，这么做拿出的东西比较令人信服，希望你成功。

    嘉宾S：我简单说说吧，首先感谢安娜做研究我们知青赤脚医生这一课题，再一个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配合你。另外我讲两个小故事，特别特别短的：一个是我们村里生产队队长的妹妹，她病了，得了结核以后，请的跳大神的，把人搁在热水锅上面蒸，人都不能动了，最后才到医院去做手术，才好的。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农村很愚昧，真是缺医少药。第二个小故事是，我们同学是赤脚医生，他第一次给当地一个孩子打针，因为刚学，没有经验，他还真把人打坏了，后来小孩就成瘸子了，跟小儿麻痹似的，他打到神经上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老乡家里后来还是拿他当亲人，并不是说出了事故，我怎么恨你，不是的，他们关系处的特别融洽，特别好。当地老乡特别信任我们知青赤脚医生，知青和老乡的关系真是处的特别好。我就简单说这么两句。

姜成武：最后我说说，今天的座谈会开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虽然时间很短，大家仍能够畅所欲言，能够说出心里的话，能够把过去当年当赤脚医生的经历讲出来。而且这些知青赤脚医生经历说出来之后，我想咱们没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包括我在内，有些事情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事例是非常真实的，不但非常真实，而且非常感人，这是不为人所知的真实的历史的一段，感人的事情。所以挖掘这个，安娜你做对了，这个事情太对了。

今天大家谈的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座谈会，下一步安娜还要访谈一些人，咱们再分别把每个人的经历详细的谈一谈。这里面我想讲的是，第一咱们当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回去以后尽可能的从回忆当中，挖掘出来更多的更详细的一些当年的实例，最好整理出来电子文稿，另外再找一找当年的知青赤脚医生，有没有当年的照片，或者是实物，有的话最好，然后拍成照片，给我们北京知青网发过来。以今天为起点，正式的启动安娜这个知青赤脚医生研究的起点，因为全国仅仅城镇知青将近一千八百万，按1%赤脚医生的比例算，有多少？这是个很庞大很庞大的队伍。咱们北京知青是将近九十万，你想1%的赤脚医生是多少，全国各地也是这样。

这个研究太有价值了，安娜你是做这个史料研究的第一人，你要把这个课题做大，做深，做全面，做深入，延展开。不仅仅是当过赤脚医生的这一个经历，不仅仅是回顾，把他们翔实的经历讲述出来，整理出来，特别是那些当年的赤脚医生，后来又做了专职医生，象陈文玉，冷明，张革等等这些人，他们这种对医疗事业的奉献，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好好的挖掘出来。

当年的知青赤脚医生，现在很多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工作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据我所知他们在医学界获得研究优秀成果的，取得突出成绩的，不在少数。所以咱们要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成绩讲出来。因为现在，不但西方人不了解，就是作为当代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知青，不了解赤脚医生的历史，所以安娜这个研究意义很大。

资料整理出来以后，我们要在北京知青网上做成系列文章，每个人的资料都整理出来，有照片的配上照片，咱们要宣传出来。我刚才说了，安娜这次来也启发了我，这次专项研究就是要专项做下去，好好的真正下决心，把知青当赤脚医生这块不为人所知的真实历史，我们给它整理出来，在北京知青网上发表，然后在知青杂志上发表，之后再汇集成书，系统的来介绍知青赤脚医生。

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当年习近平同志在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当知青的时候，也做过赤脚医生，习近平同志在他自己的那篇《我是黄土地的儿子》文章里面，特意提到过。这是很重要的，这说明赤脚医生的经历，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下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研究方向意义非常大，非常深远，这个课题研究大有可为，所以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希望你把它做好。

安娜：非常感谢！

    （结束）

    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到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其中许多都做过赤脚医生，他们是：姜成武、宋寄春、陈文玉、秦征、张琴基、张丽华、冷明、张革、刘德顺、林威、靳振孟、刘淑兰、吕天俐、光前、善嫣、梁劲泰、蜜蜂、张静洁、孟昭林等二十余人。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二楼会议室

 安娜现在已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