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续二）

红军长征抵陕北后张学良的穿针引线，“抗日统一战线”从设想走近现实（中）

约在1935年12月下旬赴上海期间，张学良将长征到达陕北等尚不为外界所知或深知的红军确切近况告知了宋庆龄。为与陕北红军（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为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及中共中央）近况，36年1月，宋庆龄向陕北、莫斯科各派出了一路秘使。前往陕北的是董健吾，派往莫斯科的则是胡愈之。

胡愈之应负有以下使命：
1、向苏联-共产国际汇报红军近况，如长征到达陕北，当前部队构成、规模，占领区域、活动区域、处境，国民党的西北剿共部署，国共近期交战情况等；
2、汇报张学良的有关设想、计划如逼蒋抗日、与红军、西北军联合、协作等；
3、报告张学良要求派秘使（莫德惠）赴苏，请苏联方面做出相应安排；
4、汇报国共两党近期国内接触情况，如曾养甫、谌小岑与张子华等人的接触；
5、领取共产国际指示。

胡愈之的赴苏路线是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船至马赛，而后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巴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时报》报社所在地，《八一宣言》就是首先发表于《救国时报》的前身《救国报》）。胡离开上海（赴香港）的确切时间不详。1936年2月9日，王明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绝密信，请季氏通过联共（布）中央有关机构为将到达苏联的胡愈之提供来访许可，信中提到，胡愈之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的时间是1936年1月20日。由此推测，胡愈之最可能是1月中旬自上海启程的。

胡愈之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也未见明确记载。其后潘、胡曾于2月24日从列宁格勒乘希腊客轮前往希腊（打算经希腊回国，但两天后客轮因故折回），由这一情况，王明绝密信及其它相关情况判断，胡抵达莫斯科的时间应为36年2月中旬。在莫斯科火车站迎接胡愈之的是潘汉年。潘汉年参加了长征，长征前被博古（秦邦宪）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3月被中共中央派出，任务是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联系不上，则到莫斯科去，潘辗转贵阳、独山、柳州、梧州、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后取道海参崴于同年9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35年11月下旬，35年12月下旬~36年1月上中旬两赴上海期间，张学良极可能经杜重远介绍与胡愈之当面秘谈过。胡愈之与张学良的核心幕僚杜重远来往极为密切，与张学良的密友罗文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关系也非同一般。“文化出版界的巨人”、“爱国人士”胡愈之身份极其隐秘。按70年代末公开的说法，胡是1933年9月加入中共的；但胡很可能和陈翰笙、于毅夫等人一样，也是由国际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的，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期间，及1930年至1931年初在苏联逗留期间，胡愈之可能已经加入了法共或苏共（联共）。胡入党的时间还可能早于1928年，有文章称胡愈之1927年即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单线上级是宣侠父。不过这一说法有问题，宣侠父1934年夏才调入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胡愈之先后在直属莫斯科的宋庆龄、（王明、）潘汉年等人领导下工作，并长期以“党外爱国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是民盟的幕后实际掌舵人，胡的秘密党员身份直到1979年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公布。

注：1925年12月至1952年10月间，苏共的准确名称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18年3月至1925年12月间，其名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十九大将党名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1936年1月8日，榆林桥战役（1935年10月25日）被俘的东北军一0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自苏区返回洛川（时为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部驻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其让给红军）。张学良自上海（、南京）回到西安后（一说高福源回到洛川的第二天），立即接见了高福源，高将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经高往来中介，1月20日晚（胡愈之离开香港赴欧洲的同一天），张学良亲自驾机自西安飞洛川，与李克农秘密会面；3月4日下午，张学良、李克农在洛川第二次秘密会晤；4月9日夜，张学良、周恩来秘会于肤施（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张学良、周恩来肤施再度秘会。。。这样，张学良不仅帮助共产国际宋庆龄上海团队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即将促成莫斯科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自身也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最高层联系。

36年2月中旬胡愈之在莫斯科的汇报，以及35年12月~36年1月邓文仪（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在蒋介石指示下与王明、潘汉年在莫斯科的接触、谈判，使苏联、共产国际意识到，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宏大设想距离实现并不遥远，苏联、共产国际，包括王明开始在新形势下积极布局，并将王炳南、潘汉年、胡愈之等人先后派回中国。

王炳南的使命是统战杨虎城，促成、巩固西北军与红军的合作、结盟。1936年2月，身在柏林，与杨虎城渊源深厚的王炳南被召至莫斯科，3月，王炳南携同德国妻子王安娜（安娜·利泽）经西伯利亚抵达西安，再次来到杨虎城军中。

同一时期（36年2月），中共党员谢华（谢兹山）也从上海来到杨虎城军中，任职于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谢秘密组织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可能是宋庆龄派出的，或是宋庆龄通过徐强（留守上海的中共特科负责人）派出的。

1936年3月，张学良的高级参议赵毅前往上海，3月20日，赵毅将化名刘鼎的阚思俊接至西安。与赵毅、刘鼎同行乘火车抵达西安的，还有红色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红色医生马海德。刘鼎将成为张学良与宋庆龄、张学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双重联络员。

注：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此次止步西安；同年夏他们再至西安（斯诺自北平、马海德自上海），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也专程从上海赶至西安牵线搭桥，斯、马二人持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经刘鼎护送（至肤施）、中共代表邓发陪同，于7月10日抵达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今志丹县）。

和董健吾、胡愈之一样，刘鼎也是宋庆龄派出的。关于张学良委托宋庆龄等人物色中共党员来其身边工作的过程有多种说法，流行说法之一是，张在董健吾一赴西安、陕北期间（详情见上篇文章）向董提出了这一要求，董返上海告知宋庆龄，宋推荐了当时躲藏在路易·艾黎家中的前中共特科成员刘鼎（还有通过李杜辗转委托之说）。董健吾是36年3月中旬返抵上海的，而赵毅3月20日便将刘鼎接到了西安。如果刘鼎是董返沪后才确定的，赵毅是人选确定后才赴沪接人的，那么，这中间的时间间隔（不足十天）对于完成确定人选、通知人选、赴沪接人、把人接至西安这整个链条来说，实在太短促、太捉襟见肘了，当时乘陇海路火车从上海到西安单程时间超过三天（一个月后冯雪峰、董健吾自西安乘火车到上海花了约五天时间）。赵毅很可能在董健吾抵达上海前便已从西安出发，进而可推断，刘鼎来西安一事很可能在张学良两赴上海期间（35年11月下旬，及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间）便已敲定（张、刘可能已在上海秘密见过面），张学良与董健吾在西安（进一步）约定的，不是物色某中共党员来陕，而是派人赴沪接刘鼎来陕的时间。如此，赵毅便可提前出发，于3月中旬和董健吾前后脚抵达上海（赵毅有可能是与董健吾一同返沪的），从从容容地于3月20日把刘鼎、斯诺、马海德三个人接到西安。

介绍一下刘鼎。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曾用名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四川南溪人，军工与机械工业专家，中共建政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

1923年，刘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1926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勤工俭学，1925年8月前由同在德国的朱德、孙炳文（孙维世生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兼任教官、东大总支部委员。

1929年，刘鼎与夫人吴先清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苏联保育院，奉命秘密回国。回国途中，又奉命参加了刘伯承、叶剑英、黄平等人领导的远东工人游击队（红河赤卫队），担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及全队的武器教官。远东工人游击队是“中东路事件”期间响应“武装保卫苏联”号召的产物，由共产国际东方部在距伯力18里的红河组建，成员为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共产党员，职责是执行特殊任务，协助苏联红军与东北军作战。该部队隶属加伦将军（即苏联远东军魂布柳赫尔，时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共产国际远东军事负责人，加伦是其担任北伐军军事总顾问时的化名）指挥。

1930年春，刘鼎经大连、天津到达上海，进入中共特科第二科任副科长（第二科即情报科，科长初为陈赓，后为潘汉年）。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与同志接头时被捕，经夫人吴先清多方奔走，及任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同乡疏通，次年9月，刘鼎由康泽（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时任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少将总队长）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

1933年春，刘鼎化名戴良自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中被方志敏挽留，任闽浙赣苏区组织部部长、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委、洋源兵工厂政委。

1935年1月，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红十军团（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而成）兵败怀玉山，6月，刘鼎在浙江省弋阳县仙霞岭率一小队民兵偷越封锁线时被俘，同年秋，刘从九江俘虏营逃脱，来到上海，化名周教授（周先生）潜藏在宋庆龄团队成员路易·艾黎家中（一二·九运动期间还在宋庆龄法租界住所躲藏过数日）。

刘鼎的夫人吴先清（吴仙青）有“远东第一女谍”之称，从中共特科调入佐尔格团队（有时被称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后任谍报组长，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建立了华东和华南20多个情报点，遍及国民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城镇乡村。1937年（一说1938年），吴先清在苏联肃反中被当作“日本间谍”秘密处决。张学良、张学铭的重要幕僚于毅夫在1933年春至1935年夏间也曾秘密为佐尔格团队工作。

刘鼎陪同张学良参加了4月9日夜的张、周肤施密会，会后随周恩来至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汇报工作。在周恩来提议下（这应该也是张学良的要求），刘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一说为联络员）。刘鼎是宋庆龄而非中共中央派出的。刘来自上海，而非陕北，刘鼎自上海前往西安，是宋庆龄安排的，是张学良与宋庆龄商议的结果，中共中央对此事先并不知情，也无法事先知情，当时陕北中共中央与上海的电讯联络仍然中断。

有文章推测，1935年冬（11月下旬）陕北与上海宋庆龄的电台已经接通。这一判断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间，陕北中共中央与宋庆龄之间没有任何电报记录。
2、1936年5月28日，从陕北派至上海的冯雪峰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如果中共中央与宋庆龄已可互发电报，那么，何须冯雪峰写信告知“此地（上海）可设法打通国际”？冯雪峰的信表明，直到1936年5月下旬，陕北中共中央仍不能与宋庆龄电报联络。
3、如果35年11月下旬双方已可电报联络，那么宋庆龄有何必要于36年1月派出董健吾，千里迢迢赶赴陕北，历时两个月才到达瓦窑堡呢？事实上，宋庆龄团队与陕北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正是董健吾抵达瓦窑堡后才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双方根本不可能电报联络。
4、如果双方35年11月下旬已可电报联络，那么，宋庆龄不会迟至1936年1月，才派胡愈之赴莫斯科汇报红军近况。
5、苏联-共产国际不会在35年11月下旬至36年2月间毫无动作，不会迟至1936年2月才先后派王炳南、潘汉年回国开展统战、谈判工作并传达指示。

最早向宋庆龄通报红军到达陕北等红军权威近况的，是张学良而非中共中央自己或其所属的中共党员；张学良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初间向宋庆龄提供相关情报时，陕北中共中央没有向外通报、汇报自身情况的渠道；第一个在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到达陕北等情况的，是张、宋秘密联络后宋庆龄从上海派出的胡愈之。

刘鼎在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一个月前和董健吾同抵陕北的张子华应该已汇报过相关情况。当时上海的中共党组织已形同瘫痪，徐强等残存留守人员基本上处于静默式的潜伏状态。由冯雪峰赴上海后迅速与徐强联系上推断，徐强与宋庆龄、董健吾或刘鼎之一应该有直接联络），中共中央立即派冯雪峰率部分干部自陕北赴上海恢复当地党组织，并领导其工作。

按照冯雪峰本人回忆，冯4月15日左右从瓦窑堡出发，20日左右到达西安，按照中央提供的联络方法，他找到了“禁烟委员”（禁烟督办）钟可托，见到了钟可托的同学董健吾。冯雪峰、董健吾4月20日左右从西安坐火车前往上海，4月25日到达上海，冯很快（可能当天）就和徐强取得了联系，26日，冯住到鲁迅家中，4月底5月初，冯雪峰先后见到了茅盾、史沫特莱（当时任宋庆龄英文秘书）、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经宋庆龄要求，徐强夫人李云被冯雪峰指派为宋庆龄与新的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公开身份是宋的秘书。

据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就这样，陕北中共中共非常顺利地与留守上海的仅存的几位中共（特科）地下人员恢复了联系，并与宋庆龄团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配得上中共感谢的不只是宋庆龄，没有张学良上海之行的穿针引线和随后的诸多协助，上述成果是难以取得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