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与周立波 当年《河殇》很红，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播放了3次，场场爆满，看完后没人鼓掌，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睡前的恳谈会也没人提起。《河殇》的立论太震撼了，说《河殇》是64的战前思想动员并不夸张。 其实《河殇》并没有触及意识形态，更没有骂共产党，倒是以中西文明的对比为切入点，探讨的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他大概说的是这么个意思：西方文明是重商主义的，侵略性的，面向海洋蓝色文明；而中国从来就是重农轻商的，是防御性的，是面向内陆的保守的黄土文明。西方人的行为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鸦片战争就是例子，为了赚钱，政府可以出面为商人打仗。而中国人却讲究重义轻利，连郑和下西洋也只是为了播撒皇帝的恩泽，不是为了征服或经商，和有相似的航海成就的哥伦布相比，一个赔钱挣吆喝，一个却发了大财，历史的影响力大不相同。最能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东西就是长城了，遇上麻烦就砌个高墙把自己家围起来，却不会想到打到外面去，到外面去看个究竟。扭转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就要开放国门，面向海洋，走向世界，“长城，我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这句，很有冲击力。 改革开放头十年，随着《大西洋得来的人》，《跟我学》，MJ， 霹雳舞进入中国，西方发达的物质生活也呈现在了人们面前，汽车洋房，冰箱彩电，开PARTY, 过圣诞节。官方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虽然物质发达，可人们唯利是图，精神空虚，而我们却精神饱满，追求进步，品德高尚……”虽然旨在歪曲西方， 但一切道德说教都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河殇》告诉了我们，如果能够像美国一样有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重商主义也没什么不好。 记得那时有一个美国电影《From the Terrace》，保罗纽曼演的，一个年轻的银行家，为了爱情，选择放弃即将到手的成功。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讲，这个议题太遥远，有一句台词，中文是这么讲的“作为一名有为的美国青年，最求财富就是最高的理想。” 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对大多数人来讲，民主和人权并不成为一种需求，甚至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而反官倒却可以获得广泛共鸣。只许官倒不许民倒，大家当然群情激昂。 邓小平的一句“发展是硬道理”无疑是对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的官方加持。就像MJ并不等于美国文化的全部一样，重商主义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早期的民运和共产党一起联手，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使整个民族不仅误读了西方，还误读了世界。前几天，上海新竣工的商品房倒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很难说刘晓波们对这一切就没有一点责任。 中国人对西方的崇拜主要还是物质上的，周立波说“美国赤佬”并不是说上海人就看低美国人了，而是体现一种人们感到和美国平起平坐以后的喜悦心情，原来只能“仰视”，现在也可以拍肩膀，喊绰号了。 周立波之所以会红，原因当然是他有生活积淀，在商业社会中闯荡十几年后搞的创作要优于在滑稽剧团闭门造车的成果，他的表演倒是反映了广大上海人的心声，同时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心态。 按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所谓信仰，所谓人权，不是愚蠢的就是虚伪的，要么就是遏制别人的说辞，对别人讲道德，自己却大摇大摆地发财。以周立波的理解，萨克奇的脑袋是“绝对被枪打过的”，周立波自称是个穿西服，喝咖啡的，“达赖能给你们法国什么？”除了双手合十，就没有“花头”了，“我们敬爱的温总理用儒家的方法来个环法游，100亿的订单就是不给你”“犼（又气又急的样子）死侬！” 法国人有没有被“犼死”不知道，中国人认为法国人会很“犼”是知道了。 瓦斯弹2009、07、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