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恐惧 

       一转眼，距离上次去先生家看望他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最近，通过从网上的卜告我得知他已经仙逝，享年103岁。没有能够去参加他的葬礼，于是决定写下一些有关他的小事，作个记念。

       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在我们研究所的老一辈的科学家，称他为中国分子遗传学的奠基人应该不算过分。我进入他的实验室学习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不再直接招收研究生，但仍然每天坚持去实验室工作半天。虽然先生不是我名义上的导师，我的导师是他手下的三位研究生导师之一，但根据实验室的传统，实验宝的任何一个研究生都需要向他汇报研究的进展。根据辈分，也许我应该尊称先生为师祖，由于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和年龄，我同大家一样也是以＂先生＂而不是以"老师＂称呼他，以“师母”称呼他夫人。

       正如先生在我毕业时所说＂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我很抱歉已经没有精力来指导你研究＂，仅从研究方面来说，我的确从他身上所学有限，我对中科院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也非常不认同，虽然这段时间的学习让我获得了来美国访学的机会。在三年半的博士学位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从他身上学到到了很多知识以外的东西，如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科学视野和对人格尊严的不屈坚持在我的内心产生了共鸣，因此我一直把先生当作我科学研究之路上的一位启蒙老师。

       我是九十年代末进入先生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的。在入读的第一年，我参加了一位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我们实验室当时有一个同英国帝国大学合作的项目，师兄是受实验室指派去英国工作，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论文实验部分的工作很漂亮，已经发表在该领域的顶级期刊里。大家本来都是以很轻松的心情去参加师兄的答辩会的。然而，先生在会上问的一个问题：你是否觉得你的论文里有剽窃的嫌疑？让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原来先生注意到师兄论文的致谢部分与已毕业一年的另一位师兄的致谢很相似。师兄后来如期毕业，但这件事的确给我这个新手敲了一个警钟，我因此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时，从写综述到致谢都力求做到用自己的语言。结果引来老先生对我致谢部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提到了感谢你母亲和妻子，没有提到你父亲？我的回答是：我在性格上可能更象父亲，但他在我开始读博士学位之前已经过世了，因此对我完成自己的论文没有什么帮助。站在现在的高度，论文的质量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但由于沈先生在师兄答辩会上给我们的震撼一课，让我对＂学术诚信＂有了一个非常感性的理解，尽管我在中科院的三年多博士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被要求上过关于＂学术诚信＂方面的课程。虽然看到有的同学用复印机把别人的综述复制到自己的论文上，但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用自己的语言写出了自己的论文。

       在我们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先生除了和我讨论实验结果和撰写论文外，他偶尔也会谈论中国科学界的现状。从先生的言谈、他当时正在编辑的传记、以及我对实验室的状况的观察，我能够感觉到曾经遭受过文革摧残的他对中国社会的恐惧，虽然他没有直接和我讨论它。

       抗战胜利后，先生于1947年受庚子赔款的资助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在生物学界可称得上是群星汇聚，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摩尔根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德尔布吕克的高峰期都在那儿工作。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先生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和发展的机会，于1950年博士一毕业就立即回国，期望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和激情去帮助自己积贫积弱的祖国。据他自述，同校的钱学森事件也坚定了他回国的决定。抱着对“新”中国的殷切期盼，在回国途经日本时，先生拒绝了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邀请和游说，毅然决定回到中国大陆。

       然而，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先生仅仅正常工作了十年，就开始了自己长达十年被整肃和批斗的生涯。先生在追求科学真理上以不近人情的苛刻而闻名，他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会经过反复的修改，因此一辈子只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而不象国内很多其他＂著名的科学家＂那样一年发表一两百篇研究论文。这些文章足以让他在那个＂革传统文化命＂的疯狂岁月里成为有名的＂白专＂，理所当然的众矢之的。每天的批斗使先生完全脱离科研第一线，也造就了先生的简历中非常强烈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美国顶尖大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国内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先生在1966～1976年的整整十年中没有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

       在整个文革中，先生从来没有、也拒绝揭发和批判其他的同事，让他背上＂死不改悔＂的罪名，处境更是雪上加霜，遭受了从不间断的肉体上的折磨和无穷无尽的精神上的打击。很有趣的是，先生介绍他在＂文革＂十年中最受到尊重的一段时间是在被下放到农村之后，与乡下的农民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也许是由于愚钝的农民还没来得及深入理解共产党政权给他们灌输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观点，只能用朴素的、中国传统的观念来对待一个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

       就在文革结束前夜，中科院派出了一个科学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先生作为名义上的代表团团长是唯一受过正规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但他的一言一行一直都是处在其他与科学毫无关系的官僚的监督之下。由于长期被迫脱离科研第一线，先生对欧洲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无所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分子生物学刚刚萌芽，而在分子生物学迅速发展时，他被完全剥夺了科学研究的权利），只好白天努力从欧洲科学家那里了解一些新的科学名词，晩上在法国大使馆努力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知识，然而他的努力却被同行的代表团员们批评为爱出风头。先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感到屈辱的时间，差点因此选择在欧洲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他在这里没有受到在国内时那样肉体上的折磨。幸运的是文革只坚持了十年。

      史无前例的＂革中国文化命＂的运动随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中国几千年一出的最伟大的伟人＂、中国人心中的＂红太阳＂和＂大救星＂的离世而终结后，先生又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然而，长期遭受非人折磨的先生心中的阴霾并没有随之消失。由于所里的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同事在文革时期直接参与了对先生的揭发和批斗，文革的结束显然没有能够完全抹去先生内心深处的那种恐惧阴影，这使他对同事总是敬而远之。用他自己的话：＂以前别人称我为上海的山东人，现在我是山东的上海人＂。

       在进入先生的实验室之后，我曾经对一个问题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实验室同本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同样的名字，都从事分子遗传学的研究，位于同一栋实验楼，却不属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来听说，在我进入本研究所之前，所里希望先生能领导筹建一个分子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但被他拒绝了。先生选择了单独管理自己的实验室，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领域——研究生物固氮过程中的分子调整机制。由于他从1976年后开始为实验室赢得的国际声誉，我在2000年博士毕业时很轻松地获得了到同一领域几个有影响的实验室（包括瑞士和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机会，虽然此时我们实验室已经开始日幕西山。

       ＂文革＂在先生内心造成的阴影也从另外一件小事上体现了出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由于中科院的一位副院长要来本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本所的领导在大门到研究楼之间道路边插满了红旗以示欢迎。前来上班的先生看到那飘飘的红旗后，说了一声＂做报告插什么红旗？我还以为文革又回来了！＂。可见这些染上了无数无辜百姓鲜血的红旗在先生的心中已经造成了多深的阴影。

       沈先生走了。所幸的是虽然活了103岁，他只经受过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中国文化命”的折磨。在新版＂文革＂高潮来临之前离去，他不用再恐惧这面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