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天生就具有侵略基因，侵略中國不是日本強大後走錯的糊塗路，而是日本在非常貧窮弱小時、非常年幼無知時的夢想，是2600年來念茲在茲的罪惡夢囈，是實踐“八紘一宇”的第一步，只是強大後才有機會實施而已。日本人的侵略，不是為解決自然環境惡劣尋找出路，而是一種宗教式的統治他人狂熱欲望的實施，是為了把世界變成類似台灣日本殖民黑暗時代的黑暗世界。如果是為解決自然環境惡劣尋找出路，與人為善的我們能理解，或者可以幫助，但是要統治我們、統治世界，我們萬萬不能答應。中國的抗日戰爭，不只是為民族求生存，還是保衛世界和平與未來，是正義之舉。

日本文化的九大特質之八、侵略性（上）——八紘一宇

現以日本文化第八特質——侵略性為例來說明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的九大特質之八、侵略性——八紘一宇、世界共榮圈、萬國之君皆為日皇奴僕。

一、八紘一宇的來由

“皇國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動員的精神主脈。日本的“皇國史觀”就是日本的“神國史觀”，也是日本神道教的核心，此一史觀認定：日本天皇制國體高踞萬國之上，“萬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國”日本，應當統領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其思想淵源則伏筆千載之古：早在公元8世紀，以漢字書寫的日本古典《古事記》、《日本書紀》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勢神道的五經典之一《倭姬命世紀》宣稱：“大日本神國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種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認定天皇統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傳至近代，形成以明治日皇《教育敕語》的“尊皇愛國”論為主旨的皇道主義，而對外侵略擴張則是皇道主義的要義。

日本皇帝自稱“天皇”，這一稱呼不要緊，要命的是，日本人真把他當成神了，把日皇當成治理人間的神。日本人造出一個“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後代”的傳說，從而臆想出“日本是神國”、“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日本國體與西方君主立憲截然不同”，日本國體是“萬邦無比”、“天壤無窮”、“萬世一系”，日本人意淫自己是天選之民，世界萬國皆為日本之僕從。他們要發揮“國體尊嚴”，要把全世界合併成一個大民族、合併成一個大國家，即世界一家，“合八紘為一宇”，由日皇一人統治，受日本一國奴役，萬國之君皆為日皇的奴僕。正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那樣：一等皇民是內地（日本）人，二等徨民是琉球人，台灣人是三等蝗民。二等徨民就是二等公民，三等蝗民就是三等公民，台灣人只是三等公民，連二等公民都不是。

這就是“八紘一宇”的具體內涵。（日本人不知道，中國人認為自己就是神的後代，卻沒有侵略他人、統治他人的念頭）。

日本的“神國”論直接推衍出海外擴張論，而其中的觀念聯結便是“八紘一宇”說。

日本人傳說2600年前（其實沒那麼早，日本人自己把時間往前推），日本神武皇帝發布過一道詔書：“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為宇”。即完成“征服世間的四面八方，置諸於一個屋頂之下”的使命，而這個“屋頂”，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這是“八紘一宇”的來由。從此，“八紘一宇”也就是將八方疆域收入治下——征服世界，成為2600年來日本人的痴心妄想。

《後漢書》就記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也就是直到三國歸晉了，日本還是由上百個村子大的國家割據著呢。而當時日本的民俗是「男子無大小，皆黯面文身」。據說神武天皇從神明那裡，得到了三件威力無窮的神器，就是一把劍、一面鏡子和一塊玉，而在一兩千年前，這三樣正是中國向日本乃至世界輸出最多的。史書記載，日本古代的很多酋長，都會把從中國進口的青銅劍和青銅鏡，作為自身合法性的來源。就是說，由於日本過於落後，人人都嚮往文明，狡猾的野心家就利用中國的物品恐嚇、籠絡、迷信他人，實現一統日本的目的。這種解釋，在邏輯上是合情合理的，絕大多數普通人都會這麼做。想想看，當所有人都在林子裡光着身子追逐野獸、茹毛飲血的時候，突然有人拿出一支青銅劍、一面青銅鏡子、一塊翡翠玉勾，說是從神（他們不知道有中國）那裡得到三樣寶貝的時候，所有人都信之為真，統一日本島就不費吹灰之力，所有人順便也就把這個人稱為天皇、頂禮膜拜。普羅米修斯給人弄來了火，都被當成神，何況比火先進無數倍的劍鏡玉？

二戰時，美軍登上了一些太平洋小島，戰後撤離。從此，島上的土人，用草木紮起飛機模型、用木頭刻槍學着美軍操練、跳着當地舞，這是一群信眾通過荒誕的祭壇儀式來向他們心目中的神靈乞求再度回來。這個將二戰美軍奉為神明的奇特宗教叫“約翰.費魯姆教”。白人長得不一樣、坐着飛機從天上來、不用耕種就有飯吃，他們就是土人心目中的神，如果有白人留下來當皇帝，更會稱他為天皇、代代崇拜。

（太平洋上的新宗教）

2600年前，日本島內數百個小國互相征伐不休，以致社會動盪，民生艱難。當時的第一代日皇嘴裡的“八紘”應該只是他眼裡所能看到和能力所及的日本島內而已（觸及不到的地方如何想到征服？總不能望着星空說我要征服天狼星），他只是想統一日本島而已，當時也算是雄心加好意。看看日本的歷史，就是打打打殺殺殺，直到1591年才基本統一。可見，日本最需要統一，日本皇帝思思念念的是統一日本，而不是統一天下。很不幸，人類的活動能力越來越大、活動範圍越來越大，“八紘”變成了全世界，日本人夢想就變成征服全世界。但是，“八紘”的觀念是無限的，會繼續擴大，到將來某個時候，日本人想征服的就是全宇宙。不知道這是笑話還是黑話。

也許是第一代日皇當時表達不準確，是用錯字了，不說“八紘”說“島內”，或者說“日本”、“倭國”才是準確的。第一代日皇這一錯就可怕了，從此所有的日本人都落枕——想歪了，這個笑話或者黑話成了日本民族2600年來夢寐以求的魔幻，他們幾乎都被“八紘一宇”洗腦成瘋子，拋頭顱灑熱血，在實現“八紘一宇”這個痴心妄想中末路狂奔、血洗世界，對中國對世界做出極其殘忍的事，造下巨大的罪惡。

日本政府推動“八紘一宇”，洗腦日本。明治政府頒發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解釋》在一開頭就明確表示：天皇是神的後代，是日本史書記載的不容更改。更有甚者，在小學課本的第一頁就寫著：神創造了日本國土，而神的子孫成了日本的王，所有日本人都要用生命來效忠。利用這樣的教育日本培養了一批絕對忠於天皇的軍國主義，和狂熱支持軍隊的國民。但實力仍然不足的日本，政府竭力隱藏著征服的野心。為了不影響他國同日本的關係，政府要求警察機關禁止一本叫做《日本之徵服世界》的書發行。

日本政府通過《憲法》利用古代的神話傳說和神道教，鼓吹日本民族是神造的民族，日本是天孫之國，日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是“天照大神”的後代，受命於天，是從天而降的“現人神”，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日本的國體無比優越，“承接天照大神御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然後對國民洗腦，要求國民忠於天皇，踐行“臣民之道”：“國恩宏大，在天孫開闢之國，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則沐浴天子之水，死則葬於天子之地，食之穀米、穿之衣物皆產於天子之土地”，甚至要求國民在吃飯、穿衣的時候都要想着天皇，時刻不忘為天皇盡忠。日本政府通過神話天皇，鼓吹日本國體優越，宣揚大和民族優秀，使皇國觀念成為日本占統治地位的畸形意識形態。這就是日本的神道教。日本的宣傳和對民眾的統治太過於的瘋狂，神道教由於與政權結合，極端可怕。

說白了，日本人的八紘一宇，就是要把中國甚至全世界都變成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日本占據台灣又是如何呢？請看《金劍：日治台七大罪》，世界最黑暗的制度是殖民制度，而全世界所有的殖民地加起來，都沒有日本人殖民台灣黑暗，日本人殖民下的台灣，就是台灣版的“大東亞共榮圈”——一個黑暗無比、罪惡滔天、天怒人怨的地方，也就是日本人一直給世人吹噓的“神聖帝國”。八紘一宇塔01.jpg （八紘一宇碑001）

七七事變後，日本修築了日本第一高塔——「八紘一宇塔」，共用了來自全世界的條石1789塊。相當於向全世界宣布，世界都終將歸於日本。戰後，這座塔曾被改名為“和平之塔”，但後來又被改回原名，到現在，塔基的石頭上，還刻著它們的來源地——中山陵，故宮，上海市政府，萬里長城……侵略戰爭中非法掠取的東西。

簡單地說，所謂“八紘一宇”，就是“把皇帝妝扮成神，然後給百姓洗腦，把所有人都變成精神奴隸，成為實現皇帝統治天下夢想的血醒殺戮機器人。”

這就是日本文化的最主要內容，也是日本文化的侵略性與奴性來源。當日本學者提出：“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奴僕……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當日本皇帝也發出“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岳（指富士山）之安。”的時候；日本人就變成罪惡侵略戰車上的惡魔。

（印在日幣上的八紘一宇碑001）

按理說，日本戰敗後，戰犯們一條麻繩勒死的也都勒死了，該吃坐牢的也去巢鴨監獄啃窩頭去了，做著「八紘一宇」美夢的日本人也該醒來或者破碎了，但事實上並沒有，也許多數戰犯並沒有處罰，以致賊心不死。2015年3月，日本自民黨參議員三原順子表示，日本要按照「八紘一宇」的固有價值觀行事。

八紘一宇是罪惡滔天的罪惡之路，在日本人的心中根本就沒有滅絕過，只是二戰被打敗而稍為收斂了一些，隨着二戰的遠去和日本國力的增強，這種夢囈再度張狂。將來，如果日本人沒有覺醒，世界就在危險之中，不能拋棄他們的八紘一宇，世界就沒有未來，日本民族也沒有未來。

看了日本民族的表演，才覺得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是多麼的偉大，儒家的仁義思想是多麼偉大，還是我們的文化好。

對中國人的忠告：

當我們在面對日本人時，絕不能因為他的國土面積，以及他的人種身材而輕蔑地將其成為“小日本”。因為我們永遠都不知道在那個諂笑臉孔的背後、那個小小的身軀裡面究竟隱藏了什麼，也永遠不可能以傳統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理解他們行為舉動。

二、日本思想界的罪惡思維

日本的皇國觀念，也就是神國觀念，一直以來存在於日本的思想界，並對國民徹底洗腦。在日本，稍有名氣的思想家，幾乎都是“八紘一宇”的推動者。日本思想家幾乎全是教唆侵略的罪犯。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教唆犯的表演吧。

確定統治世界的“大日本說”

進入17世紀，在江戶幕府掌權時代，八紘一宇的思想得到進一步開拓，日本人冰河開民在《開江錄》中第一次提到“大日本”的概念，而且將他的擴張方向直指中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加擴大，可以變成大大的日本國。”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國柱會」成員田中智學把神武日皇「掩八紘而為宇」概括為「八紘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實則宣示日本為統一全世界的霸主，全世界的君王皆是日本皇帝的奴僕。“大日本說”就是皇國史觀，也是神國史觀，就是侵略史觀，是侵略戰爭的源頭教，奠定了日本侵略之路。其實不用“大日本說”，日本人也會在侵略道路上不回頭。

侵略中國的心靈準備——“華夷變態論”

江戶幕府初期，儒學家、兵學家山鹿素行創造了“華夷變態”論。他著漢文歷史書《中朝事實》，稱日本為“中華”“中朝”“中國”，稱日本朝廷為世界中心，認為日本才配得上稱為“中華文明之土”。山鹿追溯日本皇統起源，揚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經完美實現。山鹿素行謳歌“忠節”“尚武”的《武教小學》《山鹿語類》，推尊為“武士道的憲法”，被近代日本軍人奉為經典。山鹿思想對幕末明治間勤王武士影響很大，也為近代日本軍人所服膺。

從明清鼎革時，日本就瘋狂地宣傳山鹿素行的“華夷變態”論，說清朝入關，中國由夏變夷，中國文化實際流傳在日本，所以日本才是中華正統。日本人大力宣傳“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日本人自稱日本為神州、中國，把中國反稱支那。後來經德川光圀《大日本史》的操作，明確將中國列為“藩部”。到小川又次的時代，就明確了日本侵華是“征討”，日本是天下中心，清朝是日本的藩國，天皇管理中國天經地義。

其實，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與中華文化是完全對立的，卻以中國文化的繼承者自居，極為荒謬，為破除這個謬論，本人寫了《日本文化的九大毒素》，本篇只是論述第八毒而已。

日本人不知道的是，中華文化的最核心是“仁義”而不是“秩序”，日本文化的核心是“秩序”而缺乏“仁義”，缺乏“仁義”的日本，不可能成為中華文化的繼承者！中國人文化主要是“仁義禮智信”，日本人向中國學習，只學“禮”，“信”只要一點，其它不要，只取末流，最重要、最寶貴的“仁義”完全拋棄，最公平的取士制度——科舉也不學。日本人學會了一點中國文化，卻自認是中國文化的承傳者，非常荒謬。

日本人還非常勢利，一旦中國衰敗時，第一個上來撕咬的一定是日本人，一邊高喊“受人滴水恩，還當湧泉報”，一邊撕咬中國，哪怕是中國對它有大恩，對於日本自己人也是如此，落井下石是日本文化。這是中華文化最為不恥的，日本不可能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從眾心裡、仰慕敬畏強者、歧視霸凌弱者的這種勢利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常態，不是中國文化。

日本人幾乎沒有原生文明，日本文明幾乎全部從中國引進，日本人自古就對中國充滿了仰視與敬畏，把中國稱為“中華上國”、“天朝大國”。當大漢天子把日本賜國名為“倭奴國”時，整個日本全國歡騰。受大漢天子冊封本身就是極大的榮耀，中華人把北方稱為韃靼，西方稱為犬戎、戎狄，南方稱為南蠻，只有日本才帶有“人”旁的“倭”字，這是一種極大的榮耀。日本封為倭奴非常貼切，日本人在古代個子更加矮小，自稱“倭”，用倭字很正常，而日本人奴性非常重，倭與奴字在日本人那裡並非貶意。後來，唐太宗可能覺得倭奴兩字都不太好，就以“日出之國”之意封為“日本”，從此以後，日本用這個名字。

（漢光武帝敕賜倭奴國王的"漢倭奴國王"金印）

《後漢書》上說，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向中國“奉貢朝賀”（進獻貢品兼朝拜）。光武帝劉秀頒發給倭奴國國王“印綬”。日本出土的“漢委奴國王”金印就是《後漢書》記載的相應實證。劉秀頒給倭奴國王的金印的印文非常有意思。因為倭奴國的朝貢和臣屬態度,劉秀命人鑄制頒發的金印里第一個字是“漢”,意思是它是歸屬漢王朝的四夷王侯的印章，表明這是中國的附庸國。據說當展出時與另外一顆漢代金印相遇，產生了神秘的輝光，良久方息。

隨着日本步入現代化強國之列，大和民族優越論取代了開國之初的自卑感，日本不但要效仿西方列強對亞洲的做法，而且要獨霸世界。日本學者發揮日本自古以來的神國觀念，以貶低其他民族來抬高大和民族的地位，達到征服弱小國家的目的。既然日本是優秀民族，那麼誰又是劣等民族呢？近代列強征服其他國家和民族時，就以優秀民族自居，英國人認為亞洲和非洲的有色人種是劣等人種，這些國家和民族是劣等民族，而德國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斯拉夫民族同樣屬於劣等民族。日本則認為經濟落後於日本的亞洲其它國家就是劣等民族，是日本徵服的對象，優秀民族論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的重要基礎。日本要征服世界，首先要侵略中國，他們第一個要解決的是心靈上的障礙。

日本是一個非常講究“忠”、鄙視“忘恩負義”的民族，日本人自古就懷着對中國的極度敬畏，侵犯“中華上國”是最大的大逆不道、“不忠”和“忘恩負義”行為。日本民眾對待中國的這種心態，是侵略中國以致統治世界的最大障礙。日本學者為了實現八紘一宇，必須打破日本民眾對中國這種仰視與敬畏的心裡狀態，他們就捏造出“華夷變態論”，通過幾百年不停的灌輸，終於在甲午戰爭之後，控制住日本民族的思想，把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態從仰視與敬畏，變換成鄙視與霸凌，為日本侵略中國，做足了日本人的心靈準備。“華夷變態論”罪不可沒。1895年，日本國民為甲午戰爭勝利而盡情歡呼者不在少數，連日本的小學生都唱起了“支那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射進山野不敢出來”的輕侮中國人的歌謠。隨着日本的國力強大，戰爭中一個個勝利，日本人睥睨天下的心態越來越普遍和深入人心。

日本是個島國，國土面積不大，1億多人口。在一個狹小、資源短缺的環境中成長，人也容易變得狹隘偏激。另外，日本長期處於中國天朝大國的陰影下，更易滋生陰暗心理，一朝通過明治維新超過中國，便變得自大猙獰。如同古時仗勢欺人的太監，在生理殘疾與心理殘疾的雙重作用下，一旦得勢，變本加厲的殘忍，同時精神異於常人。

去“唐心”“佛心”回歸殘暴心

江戶幕府中期，“國學三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國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揚國粹主義。尤其是“集國學之大成”的本居宣長，將日本古書《古事記》描述的“天照大神”視為實有的帝王，稱其“皇國之古道”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對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華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高倡“神國”日本統治世界。本居宣長的弟子平田篤胤反對儒學派崇拜中國，力倡“復古神道”（注161）。

“唐心”和“佛心”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善良的代表，去除掉，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暴力，日本原始文明本來就是很暴力的，如“武士道”“村八分”等，充滿了暴力、歧視、霸凌，沒有了“唐心”和“佛心”的引導，日本人只會更加暴力與殺戮，是侵略戰爭的助力者，日本文化是侵略戰爭的助力器。

許多年後，石原莞爾認為日本文化是亞洲文化的代表、日本人是“黃人代表”，這是完全錯的。“唐心”和“佛心”才是亞洲文化的代表，去除了“唐心”和“佛心”的日本，離亞洲更加遙遠。亞洲文化主要是儒家佛家道家，講的是真誠善良與自我約束；日本文化是狡詐的、殘暴的、與放縱的，魔性十足，它完全與亞洲文化相對立。印度是佛家的起源，中國是儒家與道家的起源，日本是武士道的起源，武士道非常殘忍與愚忠，與儒佛道完全對立，與世界通行的人道主義也完全對立。整個中國社會是自由平等的社會，而日本社會是不平等不自由的階級社會，日本文化是亞洲的對立文化。

暴露稱霸世界野心的《宇內混同秘策》

江戶後期日本著名專家學者佐藤信淵建議日本應在增強海防、抵禦西方列強的同時，擬定日本稱雄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他最早提出了系統而周密的入侵和占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設想。

佐藤在《海防策》（1808年）中論述道：「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萬一出現狡猾之國君，生兼併之志，其患莫大。」

同時，日本在這一時期還開始了從“神國中心論”到“神國所有論”的延伸，把世界萬國都當作是日本所有、都是日本的僕從國，日本人不僅僅是想統治中國，而是想以中國為跳板，進一步實現統治世界，他們要讓世界各國的首領都變成日本皇帝的奴僕。

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稱：“日本兼併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皇大御國（指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奴僕……安撫萬國之蒼生，自始便是皇國君主之要務。”“以此神州（指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今日萬國中地大物博、兵威強盛者當屬中國，皇國欲開拓他國，必先以吞併中國開始。”這便是日本人入侵中國、稱霸世界的宣言書與作戰計劃。

1832年，佐藤信淵就設計好了入侵中國的計劃：軍船由此入侵渤海邊，趁其混亂，大軍攻盛京……盛京危機，清皇帝必走陝西，或不走，我大軍集結山海關，不得守固。這之間，大泊省的日向、薩摩諸軍由琉球取台灣，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寧波諸州……先頭兵直衝江南，取南京應天府……

日本人自認日本歷史才2600年，竟稱日本為“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世界上五六千年歷史的國家多的是，身邊的中國韓國就比他們早得多，佐藤信淵水平這麼差也稱專家，可見，日本沒有人才，只有狡辯之人。

在台灣殺人賣鴉片的後藤新平在《日本膨脹論》一書中，甚至狂妄自大地認為：“日本是一個同化進取的國家，在世界上沒有任何民族可以與日本大和民族匹敵。”他卻沒有說他在台灣是靠鴉片與奴化取得的成就，不知道他看了《日本文化的九大毒素》後，如何能狂妄得起來？

佐藤提出日本應該分三步走：第一步要統治朝鮮、第二步征服中國、第三步要控制全世界。佐藤說：“皇國征伐支那，如節製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其計劃為：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支那全國之衰敗必當從此始」。如得滿洲，“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他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一支進占朝鮮、中國東北地區，由山海關攻入北京。另一支在東京、關西、中州、筑紫、陸奧等八地域實行“富國強兵”，得雄兵20萬，然後由天皇渡海親征，先鋒直撲江南，以南京為臨時皇宮之所在，錄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後，再圖東南亞、印度。佐藤信淵先侵略滿洲再征服全中國，進而侵占全亞洲的擴張路線，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思想，成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計劃之先導。

（佐藤信淵的侵略中國論）

日本是一個要征服世界的政教合一政權。所有政教合一的政權都是可疑的。在這些日本思想家看來，要讓日本統治全世界，步驟跟把大象裝冰箱一樣簡單（開冰箱、裝大象、關冰箱門）：第一步，攻下中國東北，第二步，征服中國，第三步，征服世界。將來還有第四步，征服宇宙。

侵略中國只是日本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下一步是“亞洲共榮圈”，再下一步是“世界共榮圈”，最後一步是“宇宙共榮圈”，比共產主義的胸懷還大。

日本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維都是這個套路，宣稱“兼併亞洲各鄰國、統治全世界是上天賦予日本的使命”，他們遠比德國納粹狂妄和胸懷遠大。希特勒如果知道日本人還有這麼個“愛好”，非得氣死不可。早把這篇文章給希特勒，二戰早就結束了，盟國沒人才啊，怪不得他人狠。

無恥且奴性十足的「海外補償論」

江戶幕府後期出現了「海外雄飛論」，主張日本想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向海外擴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等。這奠定了「大陸政策」的思想基礎。吉田松蔭承襲本居宣長、佐藤信淵等人的擴張主義，並有應對時勢的具體謀劃。

江戶幕府後期，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俄羅斯、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相繼東侵中國、日本、朝鮮。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之後，幕府被迫放棄鎖國政策，先後同美、俄、英、荷等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日本面臨西方列強欺凌，各類藩士競相提出挽救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島國局限，仿效西洋列強向外侵略。仿效西方，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對外關繫上，順從列強，榨取朝鮮、中國等鄰邦，躋身侵略弱國的列強行列。特別是長州藩士吉田松蔭提出“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海外補償論”。

對日本的國權和被侵略國的國權，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絕對的雙重標準，福澤諭吉如此，哲學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號召日本人為“保全自己所屬的國家的獨立的體面而竭盡全力”，另一方面認為朝鮮、中國應當拱手交出國權，因為這些國家失去了作為國家的實力與資格。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華有理”論。

吉田認為，日本沒有與西方列強對抗的實力，只能通過侵略鄰國補償被列強掠奪的損失，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於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吉田松蔭的外交謀略由兩方面組成：對西方列強為“厚信義”，順從俄、美、英；對衰弱的鄰邦中國和朝鮮則取侵略攻勢，進而“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為將來“併吞五大洲”作準備。此種戰略構想，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直接前導。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躋身歐美列強行列，爭取瓜分弱國的財富與領土。

對於強者的欺凌，吉田松陰提出了這一個讓整個國際社會均感到不齒的“補償論”。其“補償輪”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

通常來說，人們一旦遇到別人的劫掠，弱者往往選擇的是屈服，而強者則選擇的是奮起反抗。但日本人則是，不去強者那裡討回損失，也不會到處訴說自己的冤屈期望有人能站出來幫助他們伸張正義，而是效仿強者去掠奪那些比自己弱的人，在弱者那裡拿回自己之前的損失，包括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

把“海外補償論”應用於現實中就是，現在俄羅斯正在攻打烏克蘭，烏克蘭立即投降，並且馬上轉過身來侵略比它弱小的摩爾多瓦、斯洛伐克等小國，從那裡找回損失。

簡單地說，“補償輪”就是：車子被偷了，就偷鄰居的車子；在外面被人打了，回來就打比自己弱小的鄰居，甚至打自己的妻子與孩子，最無恥的是還要把“精神上的損失”找回來，甚至可能多要一些。

對於一個人來說，這可以說是一種人格扭曲的性格，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同樣是一個叫人難以理解的被扭曲的文化。這是一種奴性性格，既要當奴隸，還要欺負別人，日本的民族性就是奴性。

不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不乏會有這樣一類人，他們凡是極度狂妄和偏執者，大多都內心極度自卑；凡是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而自卑與兇狠之間的相互補償，正是日本人所持的“補償論”的真諦。按照“補償論”原理，日本首先鎖定的掠奪目標就是中國，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是最容易得手的。

此種主張頗類似19世紀興起於西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如同動物世界，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日本奉行叢林法則，既是固有文化傳統所使然，也是對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的直接仿效。這種社會學說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蔭，後有幕末明治間的福澤諭吉。

吉田松蔭在其創辦的松下村塾培養了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高杉於幕末亡故，後三人皆成為明治維新重臣。

（日本侵略中國的思想來源之一——吉田松陰）

與吉田松蔭類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數，如橋本左內力主依強凌弱，於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論”，向俄國“乞求和親”，集聚國力侵略朝鮮、中國。吉田、橋本等人的戰略設計，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鑑，木戶孝允的“征韓”論，山縣有朋的以中國、朝鮮為日本“利益線”論，伊藤博文逼迫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宣示的“侵華有理”論，皆師承吉田松蔭和橋本左內。向俄國“乞求和親”？如果俄國有意嫁一個2米高的大公主過來，不知小個子的日本人（二戰後期日軍平均身高不足1.5米）如何和諧？橋本左內真不會體貼皇上難處。

明治維新時期，深受吉田松陰影響的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臣。在明治維新初期，木戶孝允「海外雄飛論」具體化為「征韓論」,成為這一時期大陸政策的直接指導思想。他在1869年1月1日寫給軍務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的信中說:“以朝廷之兵力，開拓朝鮮之釜山浦港”，進而征服全朝鮮，“皇國之興起”，“東洋大放光輝，當以此為始”。他在這裡提出了首先用武力突破釜山的野心。

從佐藤信淵、吉田松蔭，到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橋本左內、大久保利通，無不都是“海外補償論”和“脫亞侵亞”的宣揚者及執行者，他們已為日本侵略亞洲的“大陸政策”作了思想鋪墊。

如果說，佐藤信淵和吉田松蔭的擴張謀劃，雖影響廣遠，但畢竟屬於學者的個人意見，為內憂外患所困的江戶幕府尚無力實行，而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論則直接成為明治政府及後繼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國家戰略。現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為學院哲學奠基人，廣受尊崇；更把福澤諭吉視作“近代文明導師”，很少對福澤、井上侵略中國、朝鮮的軍國主義思想作批判性反思，這正與日本右翼統治階層至今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互為因果。

顛倒是非的“共狩共食”論

福澤諭吉是闡發日本侵華戰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在佐藤信淵“補償論”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創造了一個“共狩共食”理論。在這個理論中，他把中國人稱為“野蠻人”，把日本人稱為“文明人”，他主張把中國人這樣的“野蠻人”當成獵物，而日本“文明人”則是獵人，作為獵人的日本“文明人”可以單獨地在這片土地上狩獵，也可以和別人合作，共同在這片土地上狩獵。可見，在這個時候，日本人已經赤裸裸地將中國人當成了他們侵略的對象。

福澤諭吉顛倒了文明與野蠻的內涵，其實，真正野蠻的是日本人，而中國人是真正的文明人。

人類的文明標誌，不是由ＧＤＰ多少來決定，自由、平等、民主才是人類的文明標誌。

當歐洲、日本、印度還在黑暗的封建社會裡滾爬的時候，秦始皇統一後的中國就已經是無階級、反封建的半中央集權半民主自治的自由平等社會，起碼有十四種特徵與封建社會完全相反，縣級以上是中央集權，縣級以下最貼近百姓生活的部分是民主自治。中國比歐洲、日本、印度早2000多年結束封建制度與階級制度。代表政治文明的是文官制度，中國的文官制度在商鞅變法時就建立了，而歐洲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文官制度還沒有建立（注156）；歐洲文藝復興後才從“神本位”進入“人本位”文化，中國從周朝起就是進入了“人本位”文化；中華文化在世界上很先進。中文比日文先進，中文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的表意文字，遠比所有的拼音文字高明得多。刀叉再漂亮也沒有筷子先進（愚蠢的英國商人想在中國推廣刀叉結果破產）。中國雖然沒有全民宗教，卻比某些全民宗教的民族更善良。

中國近代的失敗是科技落後造成的，是缺少了工程師與科學家，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中國將再度強大，而且對世界幫助良多。孔孟之道不妨礙製造工程師與科學家，更能讓他們發揮最高效且最良性的作用，澀澤榮一就是用儒家思想奠定了日本現代工業商業基礎，他的著作《儒家與算盤》影響世界。

中華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強，吸納他族好的文化很多，佛教很容易就在中國得到很好的傳播就是例子。中國的歧視文化很少，外國人容易溶入社會。如果儒家思想早在世界傳播，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必能打出起來。你說中華文化多先進吧！小小的台灣能有今日的輝煌，得益於中華文化與中國人的基因。

平等社會裡的中國人，無法理解歐洲日本印度韓國那種階級社會的黑暗。別人拼命追求的自由平等，我們二千多年前就已經獲得了。連狂熱鼓吹侵略中國的日本內閣參事官德富蘇峰，都說：“總而言之，在中國，人與人之間除了貧富差別之外，並沒有其它什麼差別。也就是說，中國是一個非常平等的大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注108：Ｐ432）。

日本是階級社會，中國是平等社會；日本是殘酷文化，中國是仁義文化；中國與日本是極端不同的民族，不少地方是完全對立的。

日本文化充滿了凶性（武士道）、黑性（村八分）、淫性（援交）、鬼性（拜狐拜妖拜怨靈）、奴性、階級性、亂佛門（何肉周妻）、侵略性（八紘一宇）、無是非心這九大毒素。本篇就是《日本文化的九大毒素》中的第八篇：“八毒、侵略性”。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多數是對立的。日本人才是野蠻人，世界上最野蠻的民族是大和民族，別看地上那麼乾淨、見面一臉笑。

我們的抗日戰爭保衛的不僅是我們自己民族的生命，還保衛着人類的公平與正義，保衛世間文明，衛護人間正道。

福澤諭吉顛倒是非，非常狡辯，他的道德有問題！

中國人的善良與堅韌感動天地。世界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許倬雲講述了抗戰時他在大陸的經歷：“因為日本人打，我們城市被占了，我們打八年是靠農村撐起來的，連前帶後，我們七百萬兵員陣亡。那個農村的力量是強大的。四川一個省提出兩百萬壯丁，基本上都沒回家，草鞋、步槍、斗笠，一批批出來。那時，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鋸戰的時候，前線撤到後邊農村，農村人一句閒話不說，接納難民。多少糧食拿出來一起吃，一群人一起餓。滿路的人奔走，往內陸走，沒有人欺負人，擠着上車，擠着上船，都是先讓老弱婦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後面。大路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動了，跟孩子說你們走、走……所以我知道，中國不會亡，中國不可能亡。”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中國人符合了善的標準，中國不會亡。

日本人在台灣官賣鴉片47年，世界上最大的毒販不是緬甸人，不是哥倫比亞人，不是阿富汗人，而是日本皇軍，一個永不吸毒的民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販，極其惡毒。

日本人還非常殘酷地統治台灣。台灣人如果偷東西被抓住，就剁手剁腳。賴岳謙教授說：我母親是本省人，從小她跟我談當初日本怎麼欺負台灣人的故事：台灣人種的好米被拿回日本，而台灣人只能吃泰國當時的劣質米，台灣好多人餓得不行了，不得已去拿了別人一點東西吃、一點地瓜吃的時候，就被日本人抓住用尿用屎，從鼻子從嘴巴灌下去，在街上遊行（注79）。

蔣百里說“日本人不懂中國孟子所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與‘君子遠庖廚’的意義。所以他們的殘忍性，還保有島人吃人肉的遺傳。”

看看日本人在困難時是如何相互迫害的？日軍在東南亞戰場時，沒糧食了，就吃戰友。緬甸日軍司令部曾經告示所有日軍，不准吃本國人。在比亞克島戰役中，臺灣人與日本人的關係，隨著戰爭對日軍不利，到達駭人聽聞的地步。盟軍幾乎每天都接到日軍吃人肉的情報，而臺灣人竟也是日軍的食用對象。數位臺籍戰俘堅稱，當地的日本部隊通常攜帶二至三個臺灣人同行，目的是食物短缺時，臺灣人就是日本軍的人肉來源。

福澤諭吉講日本人很文明的50多年之後，日本人還在人吃人。真正野蠻、落後、殘暴的，毫無疑問是日本人，真正應該被占領的是日本國。

網友obama_99評論說：

“看看日本的歷史就知道，這是一個自成型起，就極度富於侵略性、危險性的野蠻嗜血到骨子裏的民族。這是完全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作此結論的，而不帶一丁點情緒。唐代之前的日本就不老實，極度自大和澎脹，侵略朝鮮，掠奪和殺戮長達幾個世紀，只是力有不逮，不能得逞罷了。唐朝在日本史書中，被置於《諸蕃夷》的列傳中。一個渤海國，不過與日本和平往來的密切了點，日本就逼迫它向自己稱臣，形成朝貢國關系。一個琉球國，被日本殘暴的占領和蹂躪，至今不能解放。日本的戰爭文化，是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最為野蠻、血腥、變態、扭曲、骯臟到極致的。蒙古人、滿清人與日本人在戰爭中暴行相比，根本不夠班。一切反動軍隊與日本軍隊相比，簡直是文明之師。這個國家的性格，就是狹隘的、扭曲的、自大的、只要有一丁點可能就要淩架於鄰居之上的。它們的對外態度，沒有與人為善，更不要說仁、和、禮、義。不是激進反華，對歷史持頑固態度的政客，就不會受日本國民支持，就不會上臺當首相。如果說日本都不是人類國家中最有軍國主義土壤的，那人類所有國家都是和平天使了。”

評論得真對，真像康熙的評價。

無法實現的【脫亞入歐】與罪惡的脫亞侵亞論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思想家，作為啟蒙學者，他力倡“文明開化”，引進西方技術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歐美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亦為題中之義。他力主學習歐美，與其“共進退”，同時把中國、朝鮮等亞洲鄰邦視作“野蠻未開”的“惡友”，予以拋棄乃至侵凌，這便是福澤的“脫亞入歐論”。1885年福澤著文曰：“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受此觀點影響，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脫亞入歐」的對外政策。

日本人不但要脫亞，還要侵亞。既然要脫亞，還要回過頭來侵亞，可惡之極。

日本【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他對中國特別是儒家的負面評價，徹底否定“仁義禮智信”，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日本皇軍在台灣、在中國處處推廣鴉片，甚至在東北、在蕪湖、在雲南騰衝直接迫使當地農民種植鴉片，正是福澤諭吉滅絕中國人主張的具體實施！日本政府在台灣賣鴉片就是一種留島不留人的策略。

（福澤諭吉在日幣上的頭像，日本就崇拜這種人）

福澤諭吉「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希望日本人按照諭吉的主張實施，別只過嘴癮。日本人首先應該摒棄漢字，不能下圍棋、不能吃大米、不能寫字（紙和毛筆也是中國人發明的）、不要練空手道（永春拳是空手道的鼻祖）……賊有賊道，賤有賤種，那麼恨中國、中國人及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東西「都應該摒棄」了嘛。日語發音那麼簡單（日語單音節讀音不足200種，普通話的單音節讀音接近3000種），沒有漢字，日本人交流都很困難；沒有中國的各項技術，日本人還在刀耕火種、茹毛飲血。中華文明使日本走出蠻荒，走進文明，甚至走入現代、建立起現代工業商業，居功至偉。日本人真能忘恩負義、恩將仇報。韓國朝鮮廢棄漢字，是文化自殺，日本人也要來文化自殺嗎？不收韓國人日本人的漢字使用費已經是對他們的恩賜了。中國近代正是吸收他人的文化少了，才導致受辱挨打，日本人連中國的文化都要「摒棄」，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現在，極端鄙視儒家的福澤諭吉在日幣上的頭像被極端崇拜儒家、奠定日本現代工業商業基礎的澀澤榮一所取代，可見，沒有儒家，就沒有日本的近代文明，福澤諭吉真是太愚蠢了。澀澤榮一雖然取代福澤諭吉，並不代表日本多數人已經心向儒家了，日本只是少數智者心向儒家。儒家是“八紘一宇”與納粹主義的敵人，“八紘一宇”不消滅，日本人不可能真正心向儒家。

福澤諭吉鼓吹脫亞入歐，脫得了嗎？入得了嗎？日本生在亞洲，搬不到歐洲，既脫不了亞洲，更入不了歐洲。世界上是有人種區別的，你生了一付黃種人的臉孔，天生就與白人是“異類”，個子又比白人矮那麼多，白人與你呆在一起就是不舒服，你與白人呆在一起也不舒服。血濃於水是永恆的真理，前幾年敘利亞打仗，大批亞洲人難民想進入歐洲，極其困難；今年俄烏戰爭暴發，大批白人難民進入歐洲，歐洲人無間接納。日本人當難民逃往歐洲看看，看是否會像接納烏克蘭難民那樣接納，根本不可能，歐洲人接納黑人的意願可能都比接納日本人高。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不是很無聊嗎？脫也脫不了！入也入不了！又在高喊，在糊弄人嘛，很無聊！福澤諭吉智力有問題！

福澤諭吉這種智力水平、這種道德水平，竟然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可見日本的智力與道德值得懷疑。他教給日本人的是什麼？完全是強盜邏輯，灌給日本人的是黑乎乎的東西。他最起少有四大罪：顛倒是非的“共狩共食”論、罪惡的【脫亞入歐】論、和約不如炮彈威力論、台灣無人島論。

和約不如大炮論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侵華主張和實施方略就被他明目張膽的放在了教學之上，在20多年的時間裡，他鼓吹的侵華文章就多達40多篇。為着“脫亞”、“侵亞”，福澤諭吉力倡窮兵黷武，洋溢着武力崇拜。他的《通俗國權論》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他還一反“兵者凶事”之說，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福澤1887年撰《和外國的戰爭未必是凶事危事》，稱“兵為凶事，戰為不祥，古今皆以為如此。沒有人不希望國家無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可以說，福澤此議是為7年後挑起的甲午戰爭預為倡言，甲午戰爭強迫中國賠款與割讓領土，發侵略財，又給福澤佐證，並引發日本侵略病瘋狂發作。

甲午戰爭暴發後，福澤諭吉又大肆叫好，到處大放厥詞，編造什麼文明徵服論為日本侵略、日軍屠殺歌功頌德。其實，世界上最野蠻、最不文明的是日本民族，日本民族最應該得到征服，才能蛻化掉他們文化中的毒素，用儒家思想才能清洗掉日本文化毒素。

台灣「無人島」論

日本占領台灣後受到極大的抵抗。福澤諭吉在1896年8月8日，便赤裸裸地宣稱，將台灣當作「無人島」，他說：我敢保證，實際上的處置，沒有他們想像那麽麻煩。本來該島民企圖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當車。台灣人雖愚，應該自能量力察覺利害，惟因他們不詳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謂初生犢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將實力顯示其眼前，儘管他們無知，當能悟之不可爭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為例，據悉去年以來，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而騷動的發生，限於我軍通過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為不知日本軍的力量。他們纔會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以殲滅醜類。三百萬島民當然不可能盡為不軌之徒，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這是殺一儆百的辦法，土匪之類即使盡殺，為數並不多，而促使全島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卻很大。所以，我主張應該給予嚴重的處分。

福澤諭吉非常惡毒，高喊：“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

福澤諭吉極端鼓吹暴力，他的道德有問題！

真的是台灣人不知道日本人的利害才敢反抗嗎？不，是出於不畏強權、反抗殘暴的正義之心！

1896年元旦，胡阿錦等十幾路義軍進攻台北，簡大獅隊伍是主力。簡大獅隊伍一度發展到5000人，後來再度進攻台北城，與日軍周旋作戰五年之久。1900年簡大獅被捕，受盡日軍折磨後處死。簡大獅被捕後說出了他的抗日動機：“日人無理，屢次去我家尋釁，且被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母與嫂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侄子數人，又被殺死。”簡大獅因此發誓：“與日本人不共戴天”。這只是他個人的經歷，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跟隨他？不少人也有同樣的經歷或出於義憤，我們是個充滿正義感的民族。如果是日本民族，就不會有那麼多人選擇反抗，他們很勢利，奴性也重。福澤諭吉鼓吹暴力、殺戮統治台灣，他不知道的是，暴力只有在缺乏正義的民族之中大行其道，如日本。

日本人為了便於統治台灣，採用了福澤諭吉的辦法：安排原住民頭領到日本參觀，參觀殺人學校（軍校），參觀生活方式、參觀設施、參觀軍隊、參觀軍工廠，總之，讓你看到日本實力的強大，以致不敢反抗從而屈服日本人，安心地當奴隸。

原住民賽德克族被日本人立為模範部落，該社95％的原住民能以簡單的日語溝通，同期平地漢人的日語普及率僅達25％。1930年10月27日，這模範的6個部落終因無法忍受日本長期來的殺戮、奴役、姦淫與欺凌，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在日本人統治台灣35年之後、這群幾乎全是日據時期出生或者成長的模範部落的人，在參觀並了解了日本強大的頭人莫那.魯道的率領下，於族群的中心地霧社舉起刀殺向日本人，當場砍死了霧社裡所能找到的134個日本人，包括婦女兒童，報了一些部落當年全村被日本人屠殺的仇。當時霧社還有幾百名漢人，當天被護送下山。

這件事證明，福澤諭吉喊的“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是極端錯誤的，賽德克族人的起義，主要是為了報當年日本人屠殺親人的仇。

賽德克族人在了解日本的實力和殘酷之後，明知日本人會報復導致滅族，還是義無反顧地武裝起義，一群男人和一群女人一起求死（很多女人與老弱者上吊而死），他們寧作死鬼不作奴隸，這是何等的偉大，這是一種自殺式的反抗，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和對未來的極度失望，連婦女兒童都砍殺卻不殺漢人，這是對日本人極度怨恨。

日本是非常殘暴的民族，在世界交往頻繁和相對文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日軍到哪裡尚且把殺戮、姦淫與鴉片帶到哪裡，在二戰前幾十年的台灣，更是毫無顧忌這樣做。居住於台灣中央山脈之中、外人少至、消息閉塞、文化落後的弱勢群體——原住民，更是墊板上的魚肉，日本人隨意宰割，“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是原住民的永嘆調。為什麼六個模範部落齊刷刷地赴死、只殺日人不殺漢人？他們是在用生命吶喊：“寧做台灣鬼，不當日本人！”

起義暴發後，日本人派了2500多人正規軍和警察開進霧社，裝備精良的日軍還動用了飛機、山炮和當時國際公約所嚴禁使用的糜爛性毒氣彈，日寇多次進攻還是不能得手，於是日本人用分化的手法，挑撥脅迫利誘其他族群組成“味方蕃”襲擊隊對起義軍進行圍剿，並毀壞起義部落所有的房屋與農作物，起義軍在密林間與日本人血戰了一個多月，在日軍多種手段的鎮壓下毫無懸念地失敗了，老人婦女大部上吊。日本人殘酷報復，參與起義的各部落幾遭滅族，日軍採取對未參戰平民與起義族人之間無差別的屠殺，數百位族人在寧死不屈下集體自縊，賽德克族勇士用整個部落的生命演繹了人類歷史上最悲壯、最英勇的一頁。

起義者最後彈盡糧絕，少部分人聽從勸降放下武器被俘，被集中在“保護蕃收容所”（集中營）里看管。

由於道澤群在日本警察的威嚇利誘之下，參與了日軍組織圍剿起義者的襲擊隊，總頭目鐵木瓦力斯戰死，原住民內部產生了仇恨。道澤群在日警默許下，於第二年4月25日清晨，攻擊“保護蕃收容所”里的起義遺孤，被殺死及自殺者共216人，被割下部分首級提回道澤駐在所向日警繳功領賞及合照，此“保護蕃收容所襲擊事件”被稱為“第二次霧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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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威逼利誘原住民殺戮原住民的第二次霧社事件——101顆人頭）

為什麼後來漢人沒有大面積地像莫那.魯道他們那樣自殺式反抗？因為漢人知道，身邊還有一個大而未強的祖國，中日必有一戰，中國贏了，他們就得到解救；漢人們悄悄地流傳着：“欲救台灣，先救祖國”。台灣原住民由於是8000多年前從大陸搬去的，時間太久，對大陸印象全無；在日本人邪惡的統治下，他們看不到未來的任何希望，他們絕望了，於是，以自殺式反抗，用民族的生命演繹民族偉大的靈魂，綻放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輝煌的一頁。

日本人甚至是學者福澤諭吉，無法理解中華的仁義文化，一味地鼓吹暴力、濫用暴力，何其惡毒？最應該學習儒家的是日本人甚至是福澤諭吉一類的學者，學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學會這個世界就平安得多。

福澤諭吉鼓吹將台灣變成「無人島」，史明一類的台灣媚日恨中分子竟然崇拜他與他的脫亞入歐論，並且創編出脫華入日論，真是可悲可憐！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教給日本人的是什麼？完全是強盜邏輯，完全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恃強凌弱的日本霸凌文化，體現了日本文化的多數內涵，他講的東西非常低劣，連他的片言隻語中都充滿了邪惡，只能把人變成奸險惡毒與暴力，他的理論是禍亂世界的毒藥，應該徹底摒棄。如此惡毒的理論，稍為有良知的人都接收不了，我真不明白，日本人如何能接受得了？如何當成教育之父？也許是物以類聚吧？

《東史郎日記》作者日軍東史郎記錄的侵華日軍的燒殺淫掠，他記錄了日本人的思維就如福澤諭吉那樣。東史郎寫道：“春天！它就是大東亞共榮圈！它就是吹動春風的人！它必然是作為盟主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必須建立在破壞後的廢墟之上。它嚴正地堅決地需要破壞。”因此，“罪惡、殘忍、悲慘、暴虐、破壞，所有這些惡行居然都以正義的名義而肆意橫行。”“現實中的正義是力量。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強食，此外什麼也不是。有力量者就是正義者。在這個力量即是正義面前，所有的善將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為何物，惡道也可成為正義……何必怕後世之人稱之為非正義呢？”“霸者的正義——高壓的正義……嘿，我們日本人！……只要與日本違抗，就必須讓他流血……武力上的勝利，不久就會化為外交上的勝利。而且，那裡又將是明天的輝煌的出發點。”

《日記》引用中良哲次氏的《戰爭與知性》：“為了不單單保存自己，還要發展自己，這一切都必須戰鬥。如果不酷愛戰鬥，莫如自己退卻。”《日記》寫道：“人類發動戰爭就是為了爭奪土地。”“人類最後會不會展開鬥爭，對月球的土地進行分配？”因此，“戰爭就是無限制地行使暴力。”“這場不宣而戰的戰爭”，“我們的任務不是去撫摸支那人的頭，我們的手應該狠狠地敲打他們的腦袋，粉碎他們的骨頭，毫不留情地……”（注9）。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他完全把日本人教導成魔鬼，或者說是日本民族需要福澤諭吉這類學者指引在成魔之路上蛻變成魔鬼民族。人類的正常思維無法理解這些魔鬼。

侵略的“捍衛利益線”論與兇殘的“立國威”論

山縣有朋則集「海外雄飛論」和「征韓論」之大成,他於1880年出任參謀本部部長,大肆叫囂侵略中國和朝鮮為當務之急。山縣有朋整理成《鄰邦兵備略上表》上奏日皇,該奏章將中國確定為主攻方向。此時,日本大陸政策初步形成。在19世紀90年代,山縣有朋已升任內閣首相,他炮製的《軍事意見書》和《外交政略論》將軍事侵略與政治外交混合在一起,提出了所謂的「捍衛主權線、防衛利益線」的侵略理論,明確地把侵略矛頭指向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至此,日本的大陸政策正式確立並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大步驟:第一步吞併朝鮮、琉球和台灣;第二步以朝鮮為跳板侵占中國東北進而占領全中國;第三步則以中國為基地,北進西伯利亞,南進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群島。可以說這是日本對外擴張一個總的藍圖。

日本人有一個無恥的理論——捍衛利益線。日本人把他人的地盤當成自己的利益線，要占下來並且還要捍衛它，這是流氓理論。我看中哪塊地盤，我就宣稱是我的利益線，把它占下來，世界就沒完沒了地混戰下去。中國領土的四周都是中國的利益線，我們也派兵占下來，行不行？不行！既然那塊地盤對你有用，你交給別人合理的過路費就行了，別人還能不讓你過？巴基斯坦與緬甸對中國很重要，中國與緬甸搞好關係，許多貨物從那裡過，雙方都有好處，雙贏。現在巴基斯坦與中國關係很好，是鐵哥們。日本人，學一學吧，別一天到晚總是想着搶，世界那麼大，搶得完嗎？

為什麼把這個“捍衛利益線”拿出來再講，因為這是日本人侵略的口號，而且現在又在日本重新出現了。

從日本對外侵略中，處處看到一個詞——“立國威”，這是個非常兇狠的詞。如日本皇帝發出“欲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岳”；宣傳豐臣秀吉也是宣傳他在朝鮮殺人立威、宣揚了日本國威；1887年，日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小川認為：“為維護日本獨立，伸張日本國威，不可不分割清國，使之成為數個小邦國”；二戰時，日本侵略東南亞也是宣揚了國威等等；對於台灣人的反抗，福澤諭吉也是認為日軍立威不夠，他非常惡毒的高喊：“經我軍掃蕩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穩”“凡是有反抗形跡的人，應該盡予誅殺，使其一人無存……即使有異志之輩，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實，也會改心變成順民”。

中國人對外傳播的是仁義；日本人對外傳播的是國威、用的是侵略，在許多日本人的表述中，處處可見的“國威”二字，充滿了兇殘性。

一個心裡非常懦弱的國家，才會處處想到“立國威”。如何“立國威”？那就是殺戮、兇殘地殺戮。日本，一個兇殘的民族。

北一輝鼓吹侵略中國有理論

北一輝是日本思想家、社會活動家、政治哲學家、國家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創立者。早年參加中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後在上海炮製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設想，得到大批青年軍官的信奉。1919與大川周明成立法西斯團體猶存社。

北一輝崇尚暴力，鼓吹戰爭萬能，創立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並且別有用心地大肆污衊中國，宣揚國土狹小的國家對外擴張是合理的，極力為日本的侵略政策製造理論根據。北一輝認為：日本國土狹小，資源有限，只能走對外擴張的道路（也就是殖民侵略），而中國就是日本振興的“天然基地”。他還宣稱，日本應當打敗英美俄中等國，締建一個龐大的世界帝國。北一輝的法西斯思想理論是日本對外擴張，特別是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的直接理論依據。

北一輝的這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在日本學生和青年軍官中影響頗深，他們開展的很多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北一輝的影響。民間的法西斯運動和青年軍官，就被這樣巧妙地聯繫在了一起。而信奉北一輝學說的青年軍官，也開始逐漸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右翼法西斯團體變得越來越活躍，從1927年到1937年十年間，僅是東京一地，就有超過170個新的法西斯團體出現，其成員高達3萬餘人。此外，一些青年軍官們也開始在軍隊中秘密結社，一些激進分子，甚至已經將矛頭指向財閥和內閣大臣，對其展開暗殺活動。

北一輝的言辭思想之所以能煽動人心，並非是其本身具有多麼地高明，而是和日本人的民族性與生活境況相吻合了。

1936年，北一輝與西田稅策劃法西斯青年軍官發動二二六暴亂，失敗後在1937年被日本政府處決。北一輝雖被槍斃，但他的思想卻流布於世，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源流。時至今日，許多日本的作家，如三島由紀夫、導演，如吉田喜重都對北一輝的思想仍然懷念。

石原莞爾的原子彈統一世界法

二戰之前，日本又出了一個最強理論家石原莞爾。“東亞聯盟”論的始作俑者石原莞爾認為，日本要控制中國，不能單純地進行軍事冒險，還要動員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綜合力量，實行總力戰。必須重視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以“東亞聯盟”來改變中國的抗日政策。石原莞爾先後撰寫了闡述“東亞聯盟”理論的《東亞聯盟建設綱領》《昭和維新論》等著作，系統闡述了“東亞聯盟”的目的、基本條件、地域範圍等，要按照“國防共同、經濟一體化、政治獨立、文化溝通”結成中、日、“滿”三“國”為核心的“東亞聯盟”，並隨着時間的推移擴大聯盟的範圍，最終由日本天皇來統治世界。

1928年石原莞爾任關東軍參謀。在此前後，他通過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關侵略中國東北的理論和主張，形成所謂“石原構想”，其要點是：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各自發展，兩個文明現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對峙的局面。對峙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一戰”只是歐洲諸民族的決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戰才是人類最後的決戰，它將以日美為中心進行。如果準備對美國作戰，就要立刻對中國作戰。如果要對中國作戰，首先必須占領滿蒙，這樣才能使“日本的繁榮自然得以恢復，失業的有識之士亦可得救”。

石原莞爾認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轉到美國，美國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東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黃人代表”。石原聲稱，日本和美國將分別代表東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動員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決戰。他要求東方各國要體會日本作為黃人代表而準備大決戰的苦心，即為“日本國體的大精神終將貫徹於世界全人類，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和平時代必將到來”而作戰。他強調其結果將決定“天皇作為世界的天皇呢，還是美國的大總統來統治世界”，所以必須動員全部人力物力打這場戰爭，“縱有全世界的壓逼也不需要害怕”。

石原不知道的是，日本文化不能代表亞洲文化，它是亞洲的對立文化。亞洲文化主要是儒家佛家道家，講的是真誠善良與自我約束；上面已經講過，日本曾經去“唐心”和“佛心”，日本文化是狡詐的、殘暴的、與放縱的，魔性十足，它完全與亞洲文化相對立。中日戰爭中日本戰敗，主要是文化戰敗。文化決戰不用通過戰爭的方式進行，和平方式才能決出文化的優秀者。

1929年7月，石原莞爾中佐對着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

石原莞爾深入研究了當年佐藤信淵提出的計劃，1931年9月18日，石原參與發動戰爭占領了中國東北，實現了「八紘一宇」的第一步。接着，石原莞爾又把「八紘一宇」夢想進一步細化：十多年後（1931年說的）將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屆時世界各國將互相兼併，日本也將走出「八紘一宇」的第二步——征服中國；（不久）世界上將只剩下四個國家，也就是統一美洲的美國、統一歐洲的德國、統一東亞的日本，再加上個蘇聯，然後歐洲衰落、蘇聯解體。三十年後，美日爭霸，那時，日本將製造出一種巨大的破壞力武器，能讓紐約瞬間徹底消失。日本將利用這種武器統一世界，從此人類大同，再無戰爭，天皇成為人類共同的大家長。

石原莞爾的「八紘一宇」夢想，還真得到了大多數日本人的認同，於是他們拼命擴軍備戰。只是易於燥動的日本人無法嚴格按照石原莞爾的計劃實施，狂妄地把征服中國的步伐提前到1937年，石原莞爾拼命想撲滅七七事件燃起來的戰火而不得；接着狂妄的小個子倭寇把美日爭霸的時間再度提前20年，真的去挑戰大個子美國，結果被中國人民與美國大兵聯手打趴下，還挨了兩顆原子彈（石原莞爾計劃中巨大破壞力的武器）。石原莞爾眼睜睜看着早產的「八紘一宇」嬰兒夭折，內心之痛有誰知？在他的眼裡，日本的失敗只是時間安排不對而已。

石原莞爾真牛，第二次世界大戰連時間都預言很準，原子彈也預言到了，甚至連歐洲衰落、蘇聯解體也預言到。估計他是第一個、也是最準確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可以與印度男孩一比。

石原莞爾這個意淫真是夠宏偉而醜惡，他這夢做得還真有些事變成了現實，那破壞力巨大的武器還真製造出來了，不過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國人製造出來的，也不是三十年後只是十幾年後，紐約沒有瞬間消失，倒是日本廣島長崎差點被炸飛。也許是日本人過於相信石原莞爾，等待着三十年後再製造這種武器，被愛因斯坦與美國人發現了他的理論，從而捷足先登，快幾步造出這種武器。石原莞爾不向美國索取專利使用費，真的可惜了，石原莞爾甚至是可以向愛因斯坦要求分享諾貝爾獎金的。美國人竟然沒有把石原莞爾判作戰犯，也許是出於報恩，因為使用了他的理論從而寬恕他吧？

“在鄉軍人會”及全民侵略戰爭

經過日本思想家幾百年上千年的不斷灌輸，日本全體國民終於上了侵略戰爭這架罪惡戰車，為八紘一宇血洗世界拋頭顱灑熱血奮勇前進。

甲午戰爭的勝利，也使皇國觀念進一步浸透到全體日本國民的思想之中。日本傳媒宣揚“我們取得了這樣巨大的勝利，揚我國威，靠的是誰的力量？靠的是賜我與睿聖、文武、至仁至愛的天皇陛下的光輝，以及他的忠實勇武的海陸軍人的力量”。甲午戰爭後，日皇的權威迅速提高，日皇作為大元帥，到廣島設立大本營，採用“御親征”的形式，又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這種權力。日本政府通過向國民灌輸皇國觀念，使軍國主義和“忠君”思想充斥於社會之中，為發動新的侵略戰爭製造思想理論理論依據。

1910年日本還成立了一個退伍軍人組織的“在鄉軍人會”，這個組織在對向國民宣揚“八紘一宇”的皇國觀念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九.一八事變”前後，“在鄉軍人會”組織了各種講演會、報告會，進行宣傳和鼓動，動員國民支持戰爭。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變時，不僅向一般國民宣傳軍國主義思想，還強迫中小學生寫慰問信、送慰問袋。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輿論界就宣傳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是以“l0萬生命、20億國幣”取得的“合法”權益，而這些“合法”權益受到中國“排日”運動的威脅，呼籲日本國民支持軍隊保衛“正當”利益的行動。

在日本政府的煽動下，“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曾出現過“侵華排外狂潮”、不明真相的國民支持政府對中國東北侵略，據1931年9月26日《東京日日》新聞所道，“滿洲事變突發後，南陸相、金谷參謀長的房間自不待言，連報社的桌上也堆滿了從全國送了的血書、慰問袋。截至25日共收到慰問信2萬餘封，現金2午余元”。一些深受軍國主義毒害的青年，甚至為參加侵略戰爭走上極端道路。“九一八”事變時，“兩名第8師團的士兵因未能選派到滿洲而自殺。大阪一名24歲青年因未被選派出征滿洲，從新世界通天閣上跳下自殺”，有的女青年要求去戰地服務，兩名汽車售票員在給軍隊的信中寫道：“一定要讓我們去作戰地護士”。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中，有3名日本士兵手執擲彈筒沖向中國陣地，成為“人體炸彈”，這件事情被報界大加稱頌，日本作曲家甚至將他們的“事跡”譜成歌曲。而文學家大野葦平的小說《小麥與士兵》，以徐州會戰為背景，歌頌“武士道”精神，獲得了日本文學界很有影響的芥川獎，這部作品被日本吹捧為世界最高的戰爭文學。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相繼出現了產業報國會、農業報國會等官辦團體，這些組織聲稱：“要赤誠報國，努力保證後方國民安定，軍需品的供給，克服困難，為國運興旺作貢獻。

1937年l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的消息傳到日本，帶來了股價暴漲，出現了不少“南京成金”(即攻占南京後的暴發戶)。14日，日本東京40萬人上街，舉行慶祝攻占南京的提燈遊行活動（注36）。

在一片戰爭叫囂中，連自古以來在家“相夫教子”的日本婦女，也參與各

種活動。1941年8月，“大日本婦人會”成立，他們將日本國內20歲的女子全部組織起來，並在朝鮮、台灣、樺太、南洋群島等地建立相應的組織。日本人在日本本土成立的“慰安婦”組織與“大日本婦人會”有密切關聯性。

罪惡的“同文同種”騙局

日本人為了降低中國人對侵略的反抗，就製造了一個同文同種的騙局。作為日本政治家拿來掩蓋侵略野心、要挾西方列強、謀取在華利益的藉口。

所謂的同文同種，不過是日本為了掩蓋自己侵略事實、謀取利益的藉口罷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廣泛宣傳中日同文同種。從清末到民國初建，再到日本侵華戰爭，始終不曾放棄這一口號。

日本通過中日同文同種的說法，在清末未展現狼子野心的時候能夠取得宣傳上的優勢，一方面可以迷惑中國，讓廣大國人認為日本可以依靠，中日的戰爭與衝突不過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受到客觀條件和列強逼迫的，不是出自日本的自願。這樣一來被日本侵占的占領區的抵抗會被削弱。而大範圍地區的民眾對於日本貨物、日本商人、日本工廠等涉及到日本的東西排斥會下降，方便了日本在中國招募工人、建立工廠、掠奪資源、商品售賣，進而獲得經濟利益。另一方面，通過宣傳中日同文同種能夠把矛頭指向西方，轉移注意力。這一舉措使得中國民眾對西方列強產生排斥，反而視日本為同盟，方便了日本在和列強的分贓中爭取更多利益。

日本可以以幫助中國人代管、為中國人爭取利益的幌子要挾西方列強，為自身牟取更多的利益。在侵華戰爭之後日本還是試着欺騙中國民眾。還是例如在偽滿洲國時期，日本在東北推廣日文學習，逼迫人們放棄傳統的中國習俗時，用的宣傳就是亞洲一體，中日友好的口號。在抗日戰爭的大片淪陷區日本也是宣傳大東亞共榮，欺騙民眾日本是為了給中國開化，幫助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建設一個美好的亞洲。這些虛假宣傳無不是中日同文同種的改良版本，用以哄騙百姓方便統治。

日本在中國還培植了代理人和親日派，通過給他們洗腦中日同文同種使得他們相信日本，願意幫助日本統治中國的民眾。有了代理人的站台，日本成功退居幕後，既不會背負罵名，又能收取實在的真金白銀的好處。在中國建立宣傳機構也方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通過宣傳機構日本可以顛倒是非，在反日情緒高漲時污衊抗日誌士，將自己的侵略行動美化為同文同種。同時宣傳中日同文同種也能方便地分化中國不同團體、取得部分團體對自己的支持。

但是，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燒殺搶掠的行徑早就暴露了自身侵略的巨大陰謀，只靠同文同種的口頭宣傳是欺騙不了民眾的。其實，很早之前國人就有覺醒者反對相信日本同文同種互幫互助的虛假許諾。在甲午戰爭之後就有人指出哪有唇齒相依的時候侵占對方領土的盟友？而日本作為侵略者，也不是始終戴着同文同種的面具進行自己的惡劣行徑的。在西方針對黃種人發難之時，日本會立刻撇清和亞洲的關係，提出自己學習西方，早已脫亞入歐，不應該被西方歧視歸入低劣的黃種人之中。

小結

日本近代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以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為號召實現的，而是以封建的“尊王攘夷”口號實現的。可以說，日本是個披着資本主義外衣、封建主義里子的社會，是個現代化的封建社會，無論從思想、習俗等等方面來看，日本依然是個最殘暴的現代化封建社會，並非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資本主義。而這一切都是在日本思想家們的諄諄教導下得以實現的。

日本的思想家，能數得上來的幾乎全是罪犯。我們就來數一數本文提過的這些教唆犯：冰河開民、田中智學、山鹿素行、德川光圀、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福澤諭吉、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橋本左內、德富蘇峰、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井上哲次郎、內村鑒三、竹越與三郎、陸奧宗光、大隈重信、井上馨、田中義一、北一輝、石原莞爾……

在日本思想家們幾百年上千年的不懈努力下，全體日本人終於上了侵略戰爭的罪惡戰車。

其中最大最壞作惡最多的教唆犯，就是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頭像印在萬元日幣上的福澤諭吉，他最起碼有四大罪：顛倒是非的“共狩共食”論、罪惡的【脫亞入歐】與“脫亞侵亞”論、和約不如大炮論、台灣無人島論，“海外補償輪”也有他的份。福澤諭吉這個教育之父他教給日本人的是什麼？完全是強盜邏輯，灌給日本人的是黑乎乎的東西。

最兇狠的思想家加最神準的預言家是石原莞爾，他的二戰與原子彈的預言，非常神准，連歐洲衰敗也預言到，他提前60年預言蘇聯解體。

日本人的侵略思想由來已久根深蒂固，侵略擴張一直以來就是日本的主要文化。所以，如果企圖用中國人的禮儀道德去化解日本人的強盜文化，那簡直就是痴心妄想。對一個強盜去講什麼禮義廉恥豈不是笑話？

中國人由於受儒家仁義思想的教育，無法想象日本人的黑心腸，也無法看清楚日本人陰謀手法，在不知不覺中差點亡國。

看看日本思想家們的所作所為，不得不驚嘆他們的盡心盡力、不得不驚嘆他們的面面俱到、不得不驚嘆於他們的心思慎密，不得不驚嘆於他們的持之以恆，但是，他們蠅營狗苟，卻不知道天道如何，只落下“天不與命，枉作小人”的下場。金劍無妨向日本人泄露天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作惡想得到福報，此仍緣木求魚、服毒求壽。

看了這些日本學者、思想家的言行，真的又可笑，又可氣，又笑不得，又氣不得，首先覺得他們智力有問題，其次覺得他們的道德有問題，太蠢了，太壞了。地球上怎麼會有這種又蠢又壞的東西？！覺得他們不像是地球人，沒有正常地球人的心，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物種，或者用倭人倭心來聊以解釋吧，徒有人形，真是太可憐了，要整他們都下不了手。只要他們不再害我們，以前的仇與債可以再商量。只有不再發動八紘一宇，只有不再在博物館裡顛倒是非，我們才放心，日本人能做到了嗎？日本人想這樣做嗎？

現在，中國的一些城市搞起文化都市——文化長廊，把孔子孟子及其他先賢的語錄噴在公眾地方，人們經過時先賢的語錄映入眼帘，注入心間，潛移默化，教人向善。日本人何不也搞文化長廊？把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福澤諭吉等人的罪惡言論噴在上面，讓世人看清這些所謂日本思想家的真面目，看清什麼是八紘一宇。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

注9：《東史郎日記》記錄的侵華日軍的燒殺淫掠

http://cul.qq.com/a/20160225/009539.htm?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注36：《簡析日本近代的皇國觀念》——史桂芳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1ac2992c2edbc0acaba5ee087e5e0ac1318947a18e7f9386.html

學者解析：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特質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721/294225.shtml

注39：安德魯·羅伯茨：《毫無悔意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

https://cul.qq.com/a/20161116/030330.htm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roberts20161116.html

日媒歪曲二戰歷史 俄外交部：日本有些人仍活在假想中

https://mil.ifeng.com/c/7yvWGXDKDWu

注49：同性戀曾是日本寺院的千年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