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刚刚席卷全球的2020年5月，我写了一篇博客，当时预测 “墙国作为第一个应对疫情的国家，照道理来说应该会是第一批走出疫情的国家，但是我预测墙国会是最后一批，甚至最后一个走出疫情的国家。”  (原博客地址如下：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zc0MTU1)

现在看来，不幸言中。这个“抗毒防疫第一锅” 在全世界都已经学会和新冠病毒共生共存，和平相处的时候，在国内继续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清零运动。这种看似滑稽荒唐的画面，其实背后有其必然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里，越来越多的国家政策是依靠科学家来决定。比如说英国，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否，何时开放，何时执行免疫措施，都是根据科学家根据采集的数据分析，提出建议，然后实施。这些建议在当时看上去貌似很危险，比如说今年三月中英国全盘放弃口罩令和社交距离令，也不再强迫群众打疫苗。但在实施一个月后，事实数据证明了当时科学家提出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在撤销各种防疫措施之后，新冠死亡率人数并没有显著地上升。美国各个州的政策受政治势力影响而有所差别，但总体来说还是跟着CDC的指引走。而CDC的政策出台则主要还是依靠科学家的研究和建议。和英国比起来，美国的防疫政策更新得相对缓慢，但总体还是依靠科学决策。而兲朝则完全相反，科学家的建议不仅得不到任何重视，反而还要曲意奉承领导的意见。这就造成了政策和现实完全脱节。在新冠病毒发生初期，兲朝采取不封锁疫区，但却封锁疫情消息的做法；在武汉封城之后又不控制去往国外的游客，让病毒扩散到全球。在如今的新冠病毒末期，在病毒已经流感化的今天，则反而采取高压姿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魔都2500万人封闭起来。可以说兲朝的各种防疫措施在90%的时间里是和科学家的建议背道而驰。

兲朝无法做现代科学化的决策，并不仅仅是领导的问题，也在于数据的缺失。现代科学家的决策，背后是几十年科学化数据的采集，这些数据采集让科学家能够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有一个很直观的了解。比方说，这次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统计。欧美国家的统计方法是，如果一个人被传染上了新冠，这个人同时又有基础病，最后这个人死亡了，那么这个死亡案例就会被算入新冠死亡人数。究竟这个人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于基础病，这其实是个半杯水是半满还是半空的问题。之所以要把各种哪怕不一定死于新冠的人，也统计进入新冠死亡人数，是因为从决策面来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最高的那个死亡率，这样我们才不会低估这种病毒的危害。而如何判断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是比普通流感要强很多倍还是要比普通流感弱呢，这时欧美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录每一个死于流感的人数，就发挥出了作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欧美国家记录流感死亡人数的方式和记录新冠死亡人数的方式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死亡时既得了流感，也有基础病，这个死亡病例仍然会被算入流感死亡人数。这样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得出一个流感致死率的上限值。而兲朝在这方面就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兲朝得癌症比例最多的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骤眼一看仿佛二三线小城市和农村人都特别健康不得癌症，但事实恰恰相反，小地方癌症患者很多，之所以没有反应在数据上，是因为北上广的大医院向西方的公共卫生体系靠齐，开始记录每个确诊的癌症患者。而小城市的医院则完全没有这种采集数据的习惯，也不明白采集数据的意义何在。兲朝在流感方面的数据尤其残缺。兲朝至今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兲朝的领导层即使想要借助科学家的判断，科学家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无法和准确和一贯的流感死亡人数作比较的情况下，新冠初期死再多人，兲朝的科学家也判断不出这病毒有多致命，新冠末期死再少人，科学家也判断不出这病毒有多温和。

上面这两个原因只是科学方面的缺陷。让兲朝真正陷在疫情当中出不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兲朝的领导人是世界上最怕死的领导人 。武汉疫情爆发了整整三个月后，副总理孙春兰才第一次访问武汉。这次上海疫情爆发，也是只有孙春兰来视察。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坐在前排的七个常委，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视察疫区。回想起来，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温家宝就坐直升机去震中勘探灾情，98年老江曾经亲临一线视察洪水。相比之下，这届七常委每次都把女总理孙春兰推出来做代表的做法，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诗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有人现在高声疾呼，这样不顾一切地抗疫，经济还要不要了？社会上做出这么多牺牲，就为了减少那么一点点的生命损失，是不是还值得？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如果牺牲的是民众的经济，保护的也是民众的生命，那么从现在上海三万多确诊，只死了几个人的现实看来，封锁的代价远高于利益。但领导们明显不是这么看的，领导不是没有看到牺牲的经济利益和那些死在医院门前的民众，但是领导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兲朝的“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生命至上”的抗疫政策，其实前一句漏了“民众”，后一句藏了“领导”。

所以一旦你能站在兲朝常委的高度来看事情，你就会觉得兲朝的防疫乱象其实一点都不乱。需要牺牲多少人的财产和生命，才值得去让常委的生命受到危险呢？答案是多少都不够。何况韭菜的财产和生命，能算数么？为了常委们的万寿无疆，普通民众牺牲一下自我，难道不是应该的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需要和民众互动，所以无论如何防范，都难免百密一疏。像美国的总统川普，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家人，都早在疫苗还没有被发明之前，被传染上了病毒。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领导人也就亲自对病毒有了一个很直观的认识，知道它并没有不是一个染上就会死的病毒。但兲朝领导人不一样。论对领导人的保护能力，如果兲朝排第二的话，世界恐怕没有别的国家能排第一。兲朝常委们能够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封闭圈子里，连电视出镜视察，周围出现的都是选拔过的群众演员。更不要说吃的是特供食物，喝的是特供水。所以哪怕世界上病毒横行，兲朝领导人绝对可以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无毒环境里继续生活。想象一下，在病毒席卷全球的今天，如果你能够独自住在一个从未被病毒侵袭过的小岛上，你会选择开放小岛来拥抱世界，还是选择封闭小岛来抗拒病毒？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兲朝的领导人正在不遗余力地让他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孤岛，更封闭，更安全一点。

有个朋友问我，兲朝的封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的答案是，可能是三五七天，也可能是三五七年。一切取决于我们伟大的小学生领袖什么时候被这个病毒传染上。一旦他自己被传染上，他就会瞬间从“防疫”状态转换到“躺平”状态。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兲朝的抗疫做得越好，对领导的保护越足，那么兲朝社会陷于这种反复折腾，“动态清零”的时间就会越长。而要结束这种状态，则需要病毒变得更加有传染性，和我们伟大的小学生领袖来个亲密接触。当然，即使小学生领袖被传染上了，也肯定不会公告天下，毕竟这是国家机密。那我们如何能推测出领袖已经变成神雕大侠——“杨过”了呢？这还是会有端倪可寻的。如果领导人被染上了，那么负责领导日常生活的书记处就肯定会有人被撤职，甚至被打老虎。

让人悲哀的是，泱泱大国，十四亿的民众头上坐着六个贪生的大臣，簇拥着一个最怕死的皇帝。每天对着强大的美帝豪言壮语，被微弱的病毒吓得屁滚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