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视作“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系列的插补篇，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前接：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后承：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今年我86岁了，才跟你们说这个话。”
——张学良1986年自述，摘自张友坤先生整理的张学良口述身世录音。

1929年1月10日晚，“东北易帜”的第13天，张作霖生前倚重的二位肱骨“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下令枪决于张的府邸—奉天大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

10日下午张学良临时决定当晚杀死杨、常，并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贴身侍卫副官谭海率数名卫士在帅府内待命执行处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刘多荃主持帅府内外警卫；驻奉天独立步兵第七旅（原陆军第十九师）中将旅长王以哲率部守备全城。为杀两个手无兵权之人，张学良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宇霆、常荫槐在劫难逃。

据当事人高纪毅回忆，事件经过如下：
他们（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2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宇霆、常荫槐2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人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人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以上二段高纪毅回忆摘录自百度百科“杨宇霆”词条）

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宇霆？固然与私人恩怨（如给郭松龄报仇）、派系争斗有关，但这些通常流行的说法其实是次要的，最首要的深层原因是，张学良与杨宇霆政治上势不两立。杨宇霆是张作霖友日敌苏、反苏反赤政策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杨与老张政治立场高度一致，与小张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尽管极善掩饰、伪装，但张学良一贯的利苏助赤行为，及与苏联、共产国际长期的隐秘联络、合作正逐渐被揭开，正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世人眼前，这些情况足以证明：张学良有着极其隐秘、特殊的身份—俄共（布）或联共（布）特别党员。张学良的入党介绍人极可能是加拉罕、李大钊，他的入党时间不晚于1925年冬。杨宇霆对张学良的威胁，不在于争权夺势，张作霖、吴俊升同日被炸身亡后，东四省已无人能与张学良竞逐最高权力，老人中威望最高且握有相当兵权的张作相尚且要主动礼让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资历、威望逊于张作相，已无兵权在身的杨宇霆更无法与张学良争锋；让张学良忌惮的，是异路人杨宇霆的智计深沉（白崇禧、杨宇霆并称南北“小诸葛”），杨可能是东北最有能力察觉张学良与苏联隐秘关系的人，也是最有可能发现或推断出张与“皇姑屯事件”，与张作霖、吴俊升之死关系的人，“智者”杨宇霆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张学良的巨大威胁，杨是张的眼中钉、心头刺、绊脚雷，是张必欲铲除的死敌。杨宇霆生前应该对此有所觉察，但认识不够清醒、不够深刻。

张学良早就想剪除杨宇霆。1925年冬，张学良隐于幕后，由副手郭松龄出面发动滦州兵变，目的是推翻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死敌、张学良的生父张作霖。郭11月22日夜所发“反奉通电”提出三大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第一条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第三条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如果张、郭当时兵变成功，那么杨宇霆将或被杀，或逃亡；张学良则不必等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他将提前2年半代父主政。

关于张、郭合谋、联手发动滦州兵变的有关细节及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及
张学良弑父调查（上）

杨宇霆必须死。但是，总揽军政大权，在东北一手遮天的张学良不必立即下手，他完全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给杨宇霆安排更“好”的死法（如意外、暴病、仇杀等，或者让杨神秘消失，不知所踪，如同其它众多奉系老人那样）。

张学良是1月10日下午临时决定于当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并立即展开部署的。为什么张学良迫不及待地要在当天杀死杨、常？为什么易帜仅13天张学良便要私杀“重臣”，不惜由“和平天使”骤变为血案元凶，令自己形像严重受损？为什么张学良宁可大帅府成为“凶宅”也要在自己府邸内当场诛杀杨、常？一定有非常重大、非常急切、非如此不可的原因。

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三省降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换升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中国形式上重新统一。此前的1928年7月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在张学良授意下已先期宣布易帜。

触发张学良浓烈杀机的是中东路，中东路是杨宇霆、常荫槐的直接死因。

血案当天的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求见张学良。两人指出，中东铁路本应中苏合办，但苏联一直独自把持路务，排斥中方参与运营、管理，且拒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管辖。他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统一管理东北铁路路务，从而（更名正言顺地）将中东铁路也纳入中方的管辖范围之内。有文章说，杨宇霆还提议常荫槐担任该公署督办。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

注：“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原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连接线及支线）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合办。但是，苏联根据这两个协定，以沙俄继承者身份进入东北接收中东铁路资产后，独自把持了中东铁路运营、管理权，将中方排斥在外，使协定中的合办之规有名无实。“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当时主政者是曹锟、吴佩孚）1924年5月31日签订；1924年9月20日，苏联又与张作霖方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最高长官为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签订了主旨类似某些款项内容有所不同的“奉俄协定”，全称为“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

还有文章说，“杨常事件”发生前数日，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并建议由刘哲接任。刘哲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即将成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前刘应是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曾任中东铁路理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上述说法中的“要挟”一词，及高纪毅回忆转述的张学良所谓杨、常“强迫”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之说，都是与史实相悖的捏造之辞。张不是阅历不足威望不高的雏儿。张学良1920年即率兵远赴吉林剿匪（当时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是东西分界的，含今天黑龙江省的东半部），1922年就作为独当一面的奉系高级将领（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下辖三个混成旅）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作为第三军军长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是镇威军（奉军）的六个军长之一，1925年代父执掌奉系最精锐的部队--津榆驻军，后又统帅奉系精锐三、四联合军团南征北战，张作霖死后当月张学良即总揽东北军政大权。常、杨当时都没有兵权（所谓常荫槐在杨宇霆支持下私设2万山林警卫队的谎言，将在有关续篇中加以分析、驳斥），而且杨宇霆已被排挤出东北最高领导层，身上仅余职务为奉天兵工厂督办。常荫槐哪来的胆子“要挟”张学良？杨、常怎么可能“强迫”手握枪杆子、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党羽遍地的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呢？杨宇霆、常荫槐对张学良只有畏惧，哪敢轻视、不敬？在张学良面前，杨、常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那些说二人在张面前如何骄横跋扈，如何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的伪史故事，不过是荒诞不经的欺骗无知者的大瞎话、大笑话。

注：杨、常死后两天（1929年1月12日，也有成立于1月9日之说）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当时东四省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委员会主席为张学良，委员共13人，大多是张学良亲信。该委员会的前身是1928年7月19日成立的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也是张学良。杨宇霆不是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身为黑龙江省长的常荫槐应该是。易帜前后张学良不仅一直是东北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一直是最高军事长官。1928年6月19日（张作霖、吴俊升死于6月4日），自关内返回奉天（市）两天后，张学良就任奉天（省）军务督办。7月3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这恰恰是前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死后空缺出来的职务，也是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前担任过的职务），同年12月31日（东北易帜两天后），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提议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将中东铁路纳入中方制约，及某种程度的管辖、监督之下，反制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排中独自控制，这一提案，就是1月10日“老虎厅血案”的引爆器。篇首高纪毅的回忆清楚地表明，杨宇霆、常荫槐就是因为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提案而触怒张学良，而招至杀身之祸的。按高纪毅回忆中张学良的说法，他是因杨、常的态度（“欺我太甚”）而杀人，这是张的砌辞矫饰，杨、常取祸被诛的真正原因不是态度，而是提案本身（内容和目的）。

提案本身有什么问题吗？提案实施的细节、策略、步骤、时间表可以商榷研究，但大方向没有问题，它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合法权益，反制苏联违约、侵权、越轨行为的必要之举、正当之举，实施该提案还有助于中方逐步展开收回中东路路权的努力，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提议委任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是一个过分的无理要求吗？常荫槐先后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当时正担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东北交通、路务管理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是“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一职的最佳人选，即使杨宇霆确曾提议由常荫槐担任东北铁路督办一职，这一提议也恰如其分、合情合理。

提案本身没有问题，杨宇霆的提议也无不当之处，即使张学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或需要从长计议，他表明自己的想法、理由，作出解释就可以了，犯得着怒而杀人吗？就算二人的态度真的让张很不痛快（伪史捏造的杨、常态度问题将在有关续篇展开分析），杨常也罪不至死；即便张决意杀人泄忿，也完全可以日后给二人安个其它罪名，哪里至于当天就杀死二人，在府内杀死二人？因为人家态度有问题就要急不可耐地杀死利国利民提案的提出者，这合乎情理吗，这说得通吗？！

无意中触及了张学良内心不容碰、不容变的中东路苏联控制权，才是杨宇霆、常荫槐迅速被杀的真正原因。

杨、常以为自己在为东北、为中国办一件好事，却懵然不知，他们触犯了张学良的隐秘大忌，置其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中国东北领导人，理应支持杨常提案，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制苏联违约、侵权、越轨行为，使中方获得实际参与中东路运营、管理的正当权利；但作为苏联特别党员，隐秘红色代理人，他又必须维护苏联的中东路特权，维持苏联独揽中东路运营、管理权的现状。嵌楔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中东路是苏联渗透中国、干预中国政局的巨型基地，是苏联与张学良秘密联络的便捷通道、桥梁，如果众多中方人员介入中东路日常运营、管理，不仅损害苏联对中东路的独家控制特权，还将严重妨碍苏联通过中东路向中、朝、日等国输出革命，及开展其它秘密活动，严重妨碍苏联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合作。

对杨、常提案的强烈敌意和万分恐惧促使张学良立即部署杀人。

张学良无法将反对提案的真正原因宣之于口，无法与杨、常推心置腹，无法说服二人改弦更张；与此同时，基于民族心、责任感，杨、常也不会浅尝辄止、轻言放弃。不难想象，如果张学良当天不批准提案，杨、常肯定将寻求其它人的支持，让其它人或拉其它人（如张作相、袁金铠等）一同向张学良陈说利害。如此一来，知情、讨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事态将失控至无法收场。接受、实施提案的苦果对苏联、对张学良来说实在难以下咽；但如果一直否决提案，那么，张百般压制、阻挠爱国提案一事将路人皆知，张学良与苏联的隐秘关系，张的隐秘身份将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张学良与苏联联手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生父张作霖及吴俊升这一隐藏极深的惊天秘密也将露出狐狸尾巴，张学良的政治生命将离终结为期不远。

避免政治生命终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雷霆手段杀死杨、常，立即终结“提案事件”。

为延续苏联的中东路特权，为防止再出现新的不知趣的杨宇霆、常荫槐，几个月后，张学良又抢在南京国民政府就中东路展开外交行动前，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戏，通过假挑衅、打假仗，故意惨败，最终以惨败为借口，撇开国民政府，私自越权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伯力会议议定书”），以协定形式“正式”确认、延续了苏联的中东路特权、苏联对中东路路务的排中独揽，同时也使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以外交谈判手段收回（提前收回或赎买）中东路的计划未及付诸实施便胎死腹中、化为泡影。

在中东路事件苏联入侵东北期间，张学良及其心腹幕僚黎天才、阎宝航、王家祯等人还与苏联联手伪造、抛出了《田中奏折》，利用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言辞，张学良们成功地将中国国内高涨的反苏舆论迅速逆转为反日浪潮。关于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戏及张、苏携手炮制《田中奏折》的有关细节、有关分析，可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注：本文部分内容改写自
隐密苏谍张学良（中）—杀害杨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