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的理解本就沒有正確與否之分，而更像是關於可能性的想象。比較政治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政治可能性的參照系。了解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甚至不僅僅是出於“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也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劉瑜，看理想 2022-04-25

　　原公號編者按：在當下的時代，很少有什麼事物會像政治一樣，能夠激起狂熱的愛恨，讓陌生人成為同道，讓朋友成為敵人。似乎，政治是一切關係、一切道義、一切概念的扭曲場；似乎，政治總是帶來錯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遠造成誤解。但亞里士多德曾說：“人是天生的城邦動物。”政治是我們避無可避的話題，理解政治，某種程度上就是理解人類共同的命運。
　　思考政治，並非局限於一時一地就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或許關於政治的理解本就沒有正確與否之分，而更像是關於可能性的想象。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的新書《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基於“看理想”音頻節目講稿整理而成，保留了作者通俗的講述風格，輔以深厚的學術功底、優秀的寫作能力以及對現實的敏銳分析，將抽象複雜的政治問題以易懂的方式講給我們聽。
　　政治是一門“可能性的藝術”，它需要我們具有社會科學的洞察力，將句號變為問號，而比較政治學則更需要將眼前的政治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將“此時此刻”與“他時他刻”聯繫起來，通過歷史的與全球的視野來激發新的問題與思考。

　　可能性的藝術：通過比較理解政治

　　節選自劉瑜《可能性的藝術》

　　01.
　　比較政治學
　　用儘可能完整的坐標系來定位現實

　　“可能性的藝術”這個說法，來自俾斯麥的一句話：“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我很喜歡這句話，因為它通過“藝術”這個詞表達了政治的力量，又通過“可能性”這個詞表達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課程的標題里。
　　那麼，什麼是“比較政治學”？也許一百個比較政治學者有一百個回答，在這裡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比較政治學當中的“比較”，與其說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不如說是一種研究的視野。當你把你所面對的政治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時，你就獲得了一種“比較的視野”。帶着這種廣闊的視野，即使你的研究對象只是一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你的問題意識卻是來源於潛在的比較。比如，當一個人追問：“為什麼國家A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民主轉型？”這個問題背後，實際上已經預設了一個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在許多其他的國家，經濟發展帶來了民主轉型。再舉一個例子，如果有人追問：“為什麼在國家B民主轉型帶來了戰亂？”同樣，這個問題背後也預設了一個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獲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國家的民主轉型是和平、沒有戰亂的”。
　　所以，即使是所謂國別研究專家，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的視野”獲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後再將這個問題帶入到對具體國家的研究當中去。他得有那個“見山不是山”的階段，才能使“見山又是山”成為一個境界。學者李普賽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曾說過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只懂一個國家的人不懂任何國家。”我想他表達的正是類似的意思。
　　其實，不僅僅是學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過比較發現問題、打開思路，因為比較產生衝擊，衝擊帶來思考。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電視的時候，經常看到這樣的標語：“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當然，我們現在不這樣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觀念不強的時候，這種說法很常見。當時，這句話如此大義凜然，看上去簡直是天經地義——一個人做了壞事當然要“坦白”，這有什麼討價還價的嗎？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國電影，聽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你所說的每句話都將成為呈堂證供……”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坦白從寬”並非天經地義。現在，大家都知道，這是著名的“米蘭達警告”。可是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世上還有什麼“米蘭達警告”，只覺得腦袋裡“咯噔”一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叫“三觀碎了一地”——這個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沉默居然還可以是一種權利？一個人做了錯事，難道不應該老實交代嗎？就算你沒做錯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嗎？但是，不，至少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讓人自證其罪是不人道的，他們擔心這種“坦白從寬”的觀念會造成或者惡化刑訊逼供，他們認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機關和弱小的被逮捕的個體之間應該有一個作為緩衝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師。
　　這些觀點對不對另外說，但是，了解這些觀點的存在，對於開闊我們的視野非常重要。如果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影情節，不知道“米蘭達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遠不會去思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樣的說法有沒有問題，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經常和學生講，什麼是社會科學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號變成問號的能力，把“此時此刻”和無數“他時他刻”聯繫起來的能力。這種能力和每個人的敏感性有關，但是，也和每個人的“見識”有關——也就是說，你閱讀過的、聽過的、走過的、觀察過的、思考過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現實當作“一萬種可能性之一”來對待。如果你是一個井底之蛙，那麼你就永遠無法獲得那個反觀自身的視角，甚至還可能因為這種狹隘而狂妄自大。
　　這正是這個課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國家納入我們的視野，建立一個儘可能豐富的、完整的參照系，以此來定位現實。我們知道，理解和判斷的前提是參照系的存在——如果我們不知道人類年齡的大致範圍，就很難判斷多少歲算是長壽。如果人類年齡的極限是120歲，那麼90歲就非常長壽了，但是如果極限是300歲，那麼90歲就還是少年。同樣的道理，比較政治學的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政治可能性的參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國政治所處的位置。所以，了解其他國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甚至不僅僅是出於“心懷天下”的世界主義情懷，也是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們自身。

　　02.
　　政治的力量
　　對國家命運的根本性影響

　　前面說完“比較政治學”中的“比較”，我再來說說其中的“政治”。顯然，任何學科的人都願意強調自己的學科有多麼重要，我們政治學的人當然也不例外。但是，強調政治對於塑造一個國家命運的重要性，似乎並不符合一些人的觀念。為什麼呢？因為在一些人看來，政治是上層建築，經濟才是基礎。也就是說，政治是被決定的那個，經濟才是那個決定性因素。在這種觀念里，只要出現任何政治問題，都會自動產生一個“正確答案”：還不是因為窮？這似乎也合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樸素認知——俗話說，貧賤夫妻百事哀。所以，貧窮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來了：經濟發展又是從何而來？我舉個直觀的例子——委內瑞拉。這幾年，很多人可能隱約聽說過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超級通貨膨脹、饑荒、大規模的人口逃亡。通貨膨脹到了什麼程度呢？就是民眾與其去商店裡買手紙，不如直接用錢當手紙用。為什麼呢？因為紙比錢貴多了。人口逃亡又到了什麼程度呢？如圖0-1所示，460萬人到其他國家去謀生了，這是委內瑞拉16％的人口，這也被認為是西半球歷史上最大的難民潮。

　　委內瑞拉難民潮
　　圖片來源：Dany Bahar，“Venezuela refugee crisis to become the largest and most underfundedin modern history,” Brookings Report, Dec. 9, 2019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內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短短20年，一個拉美最富的國家，變成了最大的噩夢，這中間又發生了什麼？民眾是同樣的民眾，傳統是同樣的傳統，宗教是同樣的宗教，地緣位置當然也是同樣的地緣位置。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認為最大的變化就是激進左翼總統查韋斯上台了——一個自認為是羅賓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改變了委內瑞拉的政治生態，影響了委內瑞拉的經濟。
　　所以，從委內瑞拉這個例子來看，政治真的只是所謂的“上層建築”、等着被“經濟基礎”決定嗎？還是，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為塑造經濟乃至社會的根本性力量？當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在很多其他國家，政治對國家命運的影響未必如此清晰，但正是這種極端的情況，照亮了社會變遷當中的某些關鍵因果機制。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例子幾乎像是寓言——有時候，我們恰恰需要通過寓言，才能夠理解現實。
　　其實，政治對國家命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不僅僅是政治學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學科的人也是這麼看的。比如著名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他對工業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強調政治因素。我們都知道，工業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關於工業革命，一個經久不息的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最開始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為什麼是英國人發明了蒸汽機？當然，關於這個問題，一百個學者可能有一千個看法。但就諾斯而言，他把問題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國的光榮革命。他的看法是，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所謂“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產安全感，產生了投資、生產、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這種看法被稱為“制度主義”，直到今天，還有很多經濟學家都是制度主義者。

　　03.
　　政治的限度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當然，強調政治的力量，並不意味着政治萬能論，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萬能論。前面說到過，我非常喜歡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Politics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the possible”這個詞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它的本意正是強調政治不是魔術，它不能抵達“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無米之炊，它不能讓水變成油，它不能發明永動機。
　　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學生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什麼叫“政治在社會中”？就是社會條件構成政治選擇的半徑，也影響政治選擇的結果。我們都聽說過一個成語，叫“淮南為橘，淮北為枳”。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同一個物种放在不同的氣候、土壤、環境中，它長出來的東西有可能很不一樣。
　　舉個例子。菲律賓在1946年剛獨立的時候，它的憲法和美國憲法非常像。原因是，在那之前，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所以它的憲法是在美國的指導下制定的。但是，結果大家都知道，菲律賓後來的發展，無論是民主制度，還是經濟發展，都不像是美國，離發達國家都很遙遠。所以，同樣的憲法，“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再舉個例子，北歐國家，像瑞典、丹麥、芬蘭這些國家，都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被視為是治理的典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們提及的查韋斯，他也把他在委內瑞拉的社會實踐叫作“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我們在前面也說了，他的“民主社會主義”帶來的，卻幾乎是國家的崩潰。可見，此“民主社會主義” 非彼“民主社會主義”。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會文化土壤當中，發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學反應”。這就是“政治在社會中”。
　　所以，雖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政治也是有限的。一個社科學者如果沒有這種專業謙卑，就容易成為井底之蛙。理解政治，有時候恰恰要從政治之外着手。只有通過研究政治與其他因素的“化學反應”，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樣性。也正是因為“政治在社會中”，因為“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所以研究比較政治學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這樣一個政治配方。
　　但是，反過來，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較政治必然要求價值上的虛無主義？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內瑞拉和20年前的委內瑞拉無所謂好壞，因為時代不同？所以，比較政治學最後的結論只能是：因為所有的國家都不同，所有的時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是非，不存在好壞。大家想一想，這裡面有沒有邏輯問題？合理的邏輯是：這裡的好東西到那裡不一定是好東西。不合理的邏輯是：這裡的好東西，在那裡一定會成為壞東西。我們不能跳出一個邏輯陷阱，又掉入另一個邏輯陷阱。的確，“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亞洲也還是土豆，它可能變成了大一點或者小一點的土豆，甜一點或者苦一點的土豆，但土豆還是土豆。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有時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亞洲還是土豆”？這種矛盾其實就幫助我們抵達了比較政治學思考的核心任務：在差異中尋找規律。在差異中尋找規律，簡單來說，就是試圖搞清楚，想要從A到B，需要哪些條件C？或者說，從A沒有到達B，是因為缺少了哪些條件C？比較政治學的功能的確不是尋找政治的靈丹妙藥，但它同樣不是放棄對是非對錯的判斷，而只是試圖讓這種判斷變得更加小心謹慎而已。
　　可能會有讀者朋友說，這聽上去很累啊。“既要……又要……”“雖然……但是……”“可能……也可能……”，我很想要“從A到B”，但結果還冒出這麼多條件C？能不能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能不能給我一個痛快的說法？用英語來表達，就是能不能給我一個punchline？很遺憾地告訴大家，社會科學的思考，包括政治學的思考，沒有一勞永逸的答案，沒有那個punchline。社會科學的思考就像是開車，需要時刻警覺，時刻觀察路況，並根據路況隨時調整速度和方向。一剎那間的走神，就可能導致車毀人亡。這聽上去的確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世界是複雜的，但又不是隨機的，知識也應當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恆的疲倦以及偶爾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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