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美国的前几年，是我人生变化最大的几年。命运像一根绳子，牵着我到处流浪，走到哪儿算哪儿。那年从温暖的南部刚搬过来的时候，正好是二月份。中部的冬天正值严寒，冰天雪地。每天北风呼啸，夹带着随风卷起来的残叶土沙，迎面砸在我的脸上。每当我灰蒙蒙地顶风逆行的时候，我不由得怀疑自己这个选择是不是做错了，我的人生大迁移，是不是迁错了方向。后来的岁月证明，有得必有失，患得患失也从来都不是我的所长，干就是了。

就这样，离开第二任美女老板后，我又一次不怎么华丽地转了身，转到了另一个学校，回到病毒实验室。我到美国是从病毒开始的，前面拐了一个小弯儿，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有了这第三任老板。有点宿命的是，两位做病毒的老板同名，同样有成就，虽然病毒的寄主和种类之间隔了很远。

我的第三任老板是一位建树很深的病毒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是我的六位老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一辈子做一种很特殊的病毒研究，在那个领域里，如果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他是绝对的世界领先。

老板原籍意大利，应该很早就到了美国。我五年前回去探望他的时候，他说他带着家人，曾经荣归故里过一回，基本没看见什么亲人了。但是，让他很吃惊的是，到了意大利，他居然自动想起来一些意大利语，能和当地人简单沟通。他说和游泳一样，几十年不游，一旦掉到水里，你自动又会游了。

老板个子很高，喜欢打篮球。他生活极其规律，是一位严格自律的人。他每天中午吃一模一样的午饭，都是同一种类的一罐酸奶，一包土豆片和一杯可乐。吃完站起来马上去打篮球。几十年如一日。我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对门儿，老在同一时间，听见他用勺子刮酸奶筒的声音，每天每天，前后误差不超过两分钟。

学术上很有成就之外，老板为人还特别好。他属于那种做事成功，做人更成功的典范。我加入他的实验室时，他已经在那所学校工作了三十多年。曾经也任过系主任，没当几年就赶紧下来专心做研究了。学校将他作为本校的一座标杆，极力挽留，不让他退休。经年下来的结果就是，他的学生都有退休的了，他还在坚守岗位。我看到过一帧照片，他和副校长一起，欢送一位将要退休的教授，后者是他曾经的学生。三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呈阶梯型排列，很有意思的画面。如果别人猜，肯定会认为退休的是他。

按说一个人职场了那么多年，肯定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在学校的所到之处，所遇之人，没有听到任何人说他的不是。言谈之间，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敬意。

他有一位博士生，在他手下念学位时，研究有了重大发现。学生离开后的几十年里，但凡老板做学术报告，必详尽介绍这位学生的成就。如果观众席里有认识这位学生的人，他还会请人家站起来，介绍给与会的所有来宾。也就是说，他给了这位前学生能够给予的所有的荣誉。

我一直认为，感恩自己生命中的所有遇见，尤其是你所珍视的，是伟大人格的必需组成部分。如唐代诗人杨敬之的诗中所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这一点上，我的这位美国老板，为这句中国唐诗，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老板家庭美满，娶了自己的第一位女博士生。女博士生婚后退居家庭，生了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儿。他和前妻所生的儿子，是一位资深的计算机科学家，也已经功成名就，提前退休了。老板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有一种人，就是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 dying with his boots on”。尽忠职守，克己奉献，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当我们一代代他的后辈都退休了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老板还在工作。能坚守阵地，不放弃纯学术研究的人，必须是出于热爱，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学术和技术是两个范畴，技术挣钱而学术不挣钱，有时候还得贴钱或者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地找钱。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出去发财了，可老师还在坚持。当时实验室里有一群RA，研究助理，有一位文静美丽的女硕士生，在学业的第二年出家做了修女。还有一位和老板同名的小伙子，转行去做了挣钱更多的水管工，三个月后太累吃不消又回来了，老板还是欣然接受了他。当然也有不少继续做同学科研究的，有一位还任了国家疾病防治中心的头儿。老板的学生应该遍布全世界了。

我和老板说好了，等我退休的时候，邀请他过来参加我的欢送会。我会自豪地告诉来宾，这位依然还在勤勤恳恳工作的老人，就是我永不退休的老板。

祝老板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