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赫爾松大捷即將到來？》中翻譯萬惡美帝戰爭研究所發布的戰報時，插入了一個附註： “駐紮在赫爾松省第聶伯河右岸（附註：河流以流向定左右，例如長江中下游的左岸為江北，右岸是江南，而第聶伯河在此處的右岸則在河的西北邊）的俄軍正試圖談判在國際法主持下的投降。” 一位讀者告訴我，他過去不知道該怎麼區別“江左、江右”，看了那附註才明白了。他不知道，我那附註講的是現代也就是西方的規則，恰與中國古代的“江左江右”相反。如果不加以澄清，只怕其他讀者也會像他那樣，用西方規則去解讀古代中國的地名。 在古文或古詩詞中，常常見到“江左”“江右”的說法。例如辛棄疾在《賀新郎》中就曾諷刺：“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可惜這兒的“江左”並不是由河流的流向確定的。 古人說的“江”，常指“長江”，所說的“河”，常指“黃河”。長江自九江至南京一段，河流自西南向東北流動。古人在江上對着南方，左邊是江東，右邊是江西，便將江東稱為江左，江西稱為江右。但若無論是按河水流向，還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的地理定向規則，江東才是江右。 這古今之別是怎麼造成的？它其實是“東西之別”。許多人不知道，現代中國人的眼光已經被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改造過了。只是咱們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還以為是祖傳的眼光而已。 古代中國沒有學校，只有私塾或書院。無論是哪種，都只教四書五經。四書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這些古籍中不含任何科學知識，只教“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一套傳統倫理道德，相當於後世的政治課。據說精通了這一套，便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至於我們小學裡學的算術、自然、地理等等，則無論是私塾還是書院都是不教的。古代文人包括那些歷史上的名臣，沒有一個會四則運算，因為中國數字的寫法與阿拉伯數字不同，無法用於筆算，要做四則運算只能靠算盤。然而文人卻不屑於學習珠算，因為那與“修齊治平”無關，只配“錢穀師爺”、賬房先生和商人們學習。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向大明官紳演示筆算，大眾嘖嘖稱羨，驚為神技。 所以，我們在小學裡學的算術、自然和地理，中學裡學的數、理、化、生、地、音、體、美等等，統統是1900年晚清實行新政後才從西方引進的。晚清最重大的改革之一，就是效法西方廣建“學堂”（後來改稱學校），翻譯引進西洋教科書，開設了我們在中小學裡學的那些基礎學科。別看那些知識簡單，晚清改革之前，舉國能有十個人懂就不錯了。至於地理，除了野心勃勃者如左宗棠之輩外，沒哪個士子見過一張地圖，遑論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東”。這口訣是鬼子教會我們的。 我知道，大家很難接受這一點，但事實上，中國古代真的沒有地理學。要教地理，先得有地圖不是？可惜要畫地圖，就得懂測繪學。要懂測繪學，就得懂代數幾何三角，擁有經緯儀、等高儀、六分儀等測量儀器，而在西洋鬼子打進來之前，這些東西咱們是統統沒有也不懂滴！ 這不是說中國古代沒有地圖，當然有，但它們都不是測繪出來的，是憑粗略印象畫出來的示意圖。 這類地圖第一個缺點，是古人沒有“平面圖”的概念，更不知道可以用不同顏色在平面圖上表示地形的高度，卻以為在地圖上畫出山峰即可顯示地形，於是把地圖畫成了山水畫： 
作為美術作品，它當然具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可惜其科學價值等於零，不具備任何實用性。青山固然美，可我想知道山那邊是什麼地方。密密麻麻排滿了山，哪還有空白寫地名？ 
上面是清代繪製的浙江杭州府地輿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它表明，在地圖上畫山峰只能歪曲真實的地形地貌，讓人還以為那是桂林——除了桂林，哪兒還有“山如碧玉簪”？杭州當然有山，但那是山嶺，不是一個個拔地而起的“獨秀峰”。而且，那些山太高，嚴重脫離真實，堪稱“寫意畫”，連山峰的高度都沒法比較。 儘管如此，此圖堪稱罕見的傑作，因為 它標註了“上南下北左東右西”的方位，雖然與西方規矩相反，好歹能讓讀者知道大方向。而這就是古地圖的第二個缺陷：大多數都不標明方位。 有讀者說，中國的地理方位是從易經里來的，易經河圖洛書先後天八卦的方位就是上南下北。所以，不標明方向也沒問題，反正大家都知道按八卦的方位去看地圖。 這位讀者沒有意識到，他無意中指出了古地圖的第三個缺點：方位不規範，基本是隨機的。上南下北的固然有，上北下南的也不少，還有上西下東的。無論方位如何，一般都不註明，留待讀者去自行考證。下面這張圖就最有代表性： 
作者估計手上有張橫幅，於是將就着紙張尺寸，從左到右排下地名的一字長蛇陣，依次為鎮海、舟山群島、錢塘江口、吳淞口、崇明島、太倉和常熟。 因為他沒有標註方位，讀者只能自行考證。若是讀者知道右邊的江蘇地名在北面，而左邊的浙江地名在南邊，就能判斷該圖的方位是“左南右北”，進而推導出“上西下東”。要讓它符合現代人的看圖習慣，就得將它左旋九十度： 
與谷歌衛星地圖相比較，可知大方向雖然調整過來了，那七個地標的位置與彼此間的距離卻都嚴重脫離了真實，簡直到了神鬼莫測的地步。 由此可見，這張古地圖根本不是實際測繪的結果，而是作者憑靠不住的記憶畫出來的。而這就是古地圖的第四個缺陷。 我之所以能考證出上面那張古地圖的方位，是因為知道江蘇在浙江的北面。但不知道這點的讀者就無計可施了。今天的讀者倒能解決這難題：將那些地名輸入谷歌地圖，再與古圖比較即可。但在沒有衛星地圖的古代，這種地圖就是廢紙一張。 即使有着谷歌衛星地圖的幫助，某些地圖的方位仍然無法確定。下面這幅就是如此。即使有高斯的智商、甚至是愛因斯坦的智商，也無法猜出東西南北在哪邊： 
清代繪製的大清河源流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因為不是實測，不使用羅盤，畫出來的地圖無論朝哪個方向，都不是正對着，總有不同程度的偏離。而這就是古地圖的第五個缺陷。下面這張地圖就很有代表性： 
上圖的上中下三圖分別為古地圖、正常顯示的衛星地圖以及左旋約30度的衛星地圖。按正常的衛星地圖，黃州的緯度應該低於武昌與漢陽，可古地圖上畫的黃州府卻在武昌府和漢陽府的北面，黃州與漢陽的連線與水平線之間成了約25度的夾角，而真實的黃州與漢陽的連線與水平線成負5度。要使衛星地圖符合這一特點，就只能左轉約30度。這說明古地圖的作者並未面對正北，而是面對北偏東約30度。 不進行實際測繪，不僅造成地圖的方位偏差，而且造成了地理距離嚴重偏離真實比例 ，以致武昌——黃州的距離僅比漢陽——武昌的距離略遠。而這就是古地圖的第六個缺陷——沒有比例觀念， 古人無緣像我們一樣，早在初中學相似三角形時就建立了比例觀念，因而不知道地圖與實際地形之間是幾何學上的“相似形”關係，必須將地形按比例縮小畫到紙上去，由此不但造成地形失真，而且無法給出比例尺，讓使用者能在地圖上測量出兩地的距離。 以下面這張揚州古地圖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為了比較，我選取了三個地標，順鐘向依次為大明寺、上方寺與文峰塔。它們構成了一個三角形。今天的初中生一眼就能看出，古地圖中的白色三角形與衛星地圖中的紅色三角形根本就不相似。白三角近乎直角三角形，而紅三角是銳角三角形。不僅如此，古地圖上的大明寺與上方寺基本等高，而衛星地圖上的上方寺要比大明寺高了許多（亦即在其北面）。這說明製圖者沒有使用指南針，面對的不是正北而是北偏西。 奇怪的是，中國古人早就發明了羅盤。陰陽先生看風水，或是木匠蓋房子（大到故宮）時都使用羅盤。古城布局的東西南北指向極准，北京、西安、成都就是證明。在這種情況下，本來要畫出準確的城市地圖很容易。然而揚州府的地圖的縱軸卻指歪了，成了指向北偏西。漢陽—武昌—黃州的古地圖的方向偏差之大就更不用說了。建城時用羅盤，畫城市圖卻不用，看來繪圖師們連陰陽師或木匠都不如。 古地圖的第七個缺陷，是古人缺乏天文學常識，不知道大地是個圓球，沒有經緯線觀念，因而不知道要畫地圖，先得畫出經緯線組成的網格圖，再測定各地的經緯度，根據其數值畫出它們在網格圖上的位置。不這麼操作，就不可能知道黃州的緯度比武昌的低。類似地，揚州大明寺的緯度畫高了也就無法察覺了。 古代地圖的繪製之所以有着上述種種缺陷，在我看來是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古人對自然界的奧秘徹底缺乏好奇心，只關心解決實際問題，不知道建立基礎理論，致使古代中國有技術而無科學。而且，技術只為勞力者掌握，勞心者是不屑於學習的。於是無論勞力勞心，統統都不懂科學，當然就不知道應用幾何和三角知識去測量高度與距離，更不知道必須測定各地的經緯度，據此標定它們在地圖上的位置。這樣還怎麼能畫出一張真實的地圖？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帝王們唯一關心的是永久把持政權，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民間“臥龍”為大患，生怕他們成了某個造反痞子的軍師。所以，與西方不同，在古代中國，地理從來不是顯學。 總而言之，因為古地圖不是按比例縮小的實際地形的相似圖，既無法看出實際的地形地貌，更無法靠比例尺算出兩地間的距離，這類憑記憶畫出來的示意圖根本沒有使用價值、尤其是軍事價值。無法想象有誰能用這種地圖行軍打仗。 可笑的是，《三國演義》上張松嫌主子劉璋暗弱無能，跑到許昌去見曹操，想當“帶路黨”，把四川的地圖獻給他，引曹軍來滅了劉璋。幸虧曹操嫌他丑，懶得理他。否則以為有了那地圖就不用嚮導，靠它指引入川，只怕全軍要餓死在山谷里。 相比之下，西方在大航海時代（15-17世紀）就發展完善了地圖測繪技術。英國人在18世紀初測繪的印度次大陸地圖，與衛星地圖一模一樣： 
幸虧三千年下來，總算出了個喜歡數理化的康熙皇帝，在傳教士們的輔導下惡補到了高中水平。別說在古往今來所有的皇帝中，就是在當時的全民中，他也是絕無僅有的異數。1708年，經他下旨，由傳教士們主持，在全國600多個地點測定了經緯度，歷十年之功，繪出了中國第一張畫了經緯線的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 
現代人一望即知，這張地圖仍然不夠準確，朝鮮半島明顯畫寬了，水平遠不及英國人同期製作的印度次大陸地圖。不過，傳教士們畢竟只是票友，並非專業人士，未便苛責。 可嘆的是，就連這業餘水平的《皇輿全覽圖》，也只是曇花一現。康熙死後，全國讀書人的科學知識的平均水平又跌回小學以下。 直到鬼子打進來，朝廷被打急打怕了，才開始搞洋務運動。而要駕駛洋兵艦打仗，靠《四書五經》是斷無生路的，於是只能派人去留學。北洋水師的艦長們都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可惜水平還不如傳教士教出來的康熙。下面是他們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後畫的《北洋分圖》： 
此圖似有抄襲《皇輿全覽圖》之嫌，朝鮮半島長得跟後者一樣胖。不如後者的，是山東半島那駱駝嘴幾乎都要親到朝鮮半島身上去了，而遼東半島周邊的島礁群畫得太大，以致喧賓奪主。
我知道，本文指出的一點簡單史實，肯定要被中宣部罵成“歷史虛無主義”。一般人恐怕也會覺得難以接受。此無他，大家過去聽多了阿Q爺爺“我們祖上當年比趙太爺家闊多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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