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謝盛友文集-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作者認為“文革”“可以分為‘可以發動的文革’與‘可以發生的文革’。前者主要是圍繞着自上而下發動‘文革’而展開的，後者則是圍繞着人人都參與‘文革’而展開的。”因此，要討論這場席捲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複雜政治運動的不同面向，僅僅關注於精英政治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重新進入歷史的語境，勾畫普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是如何“參與創造歷史”的，又是如何被歷史改變自身的政治信仰與生活軌跡的。

這部著作除了改變了以往“文革”研究集中於城市政治運動的局面，改變了學界在“文革”一代婚戀問題研究上的集體失語外，也挑戰了不少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常識”觀念。因篇幅所限，我主要指出此書在兩個方面的創新與洞見。

經由八十年代以來文藝作品的再現，“文革”在大眾想象里通常是和清教倫理式的禁欲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而主流媒體的報道和討論通常加深了這一常識性的印象。作者引用了《中國青年》197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這些年來，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青年們在生活問題上得不到應有的指導和幫助。戀愛婚姻問題成了‘禁區’。”這些“破壞和干擾”的主要表現為，“視一切男女愛情為‘邪惡’”，“文藝作品不許描寫愛情；大量的中外名著被封為‘禁書’不准閱讀；報刊上不讓登載有關戀愛婚姻的指導文章；電影上不能出現愛情的鏡頭；青年團也不能關心青年的生活問題”。

在《狂瀾與潛流》一書中，作者並未簡單接受這一通俗常識，而是通過對檔案資料的詳細考察，指出在“文革”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群體的青年人之間，禁欲主義和青春期暗流之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競爭和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文革”一代在不同年齡段也有着不同的情愛表達和婚戀行為。

“文革”初期，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催生出了較“十七年”時期更為保守的兩性關係倫理。青年學生被樹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們的婚戀問題被劃入個人領域，對其過多地討論和關注被視為偏離了革命路線，而男女生理、兩性健康的知識更被貼上文化和政治的雙重禁忌，令青少年無從通過正常渠道獲取，“與性、性別有關的內容往往被紅衛兵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將之視為邪惡、下流、骯髒而且危險的東西。”

但值得注意的是，要討論“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性觀念，除卻革命意識形態的大環境外，年齡和地域都應當是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Neil Diamont在其研究“文革”的著作中指出往往是城市裡的年輕學生才具有更為“純潔”和更為保守的清教徒式戀愛觀念，反而農村在這方面更為“開放”。因此不少知青作品裡都提到他們上山下鄉後經歷的“性啟蒙”。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發表後，“文革”從紅衛兵運動階段發展為“全面奪權”階段，青年造反派代替以學生為主的紅衛兵成為運動的主力軍。青年造反派不僅較學生年齡大，生理上更為成熟，而且其中很多成員在此前政治運動中因家庭出身遭受過排斥甚至打擊，“因此工廠、企事業單位的青年造反派更加激進、更加不擇手段。”在造反派制和老牌紅衛兵的派系武鬥中，出現了大量性暴力的事件，這既可解讀為特殊時期的情慾發泄方式，也是青年一代的政治報復行為。

當下中國人的性

性在當下是受眾追捧的焦點。在當下中國，性禁錮和性放縱如並蒂蓮一般同時存在，一方面，大部分國人仍談性色變，反色情大媽呼籲杜絕一切性開放，另一方面，有官員包養多名情人，潛規則橫行，換妻、群交、嫖娼等行為屢見不鮮。國人茶餘飯後的黃段子、黃色笑話，報章網絡無處不見的性暗示廣告。

據統計，中國人發生一夜情的認識途徑，有34.6%是通過網絡，其中24.4%是通過聊天室。因為並不是人人都經常上網，通過網絡可能更容易找到與自己層次接近的人。

“二奶”和“包二奶”：1949年前指夫所納之妾，後被借用來稱呼“傍大款”的年輕女性。“二奶”現象在改革開放初期隨着港台商人來大陸投資而興起，深圳、東莞、中山、福建沿海等地是二奶最初的發源地。由此還發展出“二奶村”(二奶集中的地方)、二奶車(二奶經常購置的車型)等特殊用語，並且有了“包”二奶這個專門的動詞。 “小蜜”：由“小秘”演變而來。小秘，秘書之謂也；小蜜，則是秘書兼情人。相對於“二奶”的養在深閨，小蜜則是公私兼顧。

有人如此比喻“二奶”“小蜜”和“小姐”的微妙差別：老婆是字畫，掛得發了黃也不能換；二奶是年曆，每年都得換新鮮；小蜜是月曆，三十天的時間足夠長了；小姐是日曆，過了今天，撕了又是新的開始。“MBA”：即married but available(已婚卻隨處風流)該詞在白領上流行廣泛，是“紅旗不倒，彩旗飄飄”的都市白領版。“紅顏”：字典上的解釋是“美麗的女子”。自古以來，男人把如解語花般美麗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稱為“紅顏知己”。現代社會，男女平等，因而派生出“藍顏知己”這一稱謂。有人說，“紅顏”和“藍顏”是比愛情少一點、比友誼多一點的“第三類情感”；但也有人刻薄地說，所謂的紅顏和藍顏，都是愛人的次品。

男方一直或經常給女方錢財的，只不過占16%；完全不給的超過一半。但另一方面，有人推算，“二奶”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百萬之眾的新興高消費階層。中國人的婚外性，實際上是婚外情——隨時準備破壞婚姻的“小三”並不多見，因為婚外性的對象多半也是已婚；包養“二奶”的也不多，只有16%的男性會經常給外遇對象錢財；婚外之性甚至連高潮頻率都不如婚內之性。那為什麼婚外性的比例還不斷走高呢？難道真是為了追逐愛情？

2003年，觸及婚外戀的電影《手機》票房大熱時，范冰冰扮演的武月還被喚做“情人、小蜜”；六年後的夏天，電視劇《蝸居》熱映時，人們對劇中女子海藻的稱呼，已經變成了“小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一聲嘆息》和《手機》的時代，人們對妻子一邊倒地同情，到《蝸居》和《北京遇上西雅圖》的時代，年輕觀眾開始對“小三”報以理解、包容甚至羨慕。社會輿論或者說價值觀在悄然變化，據學者潘綏銘的調查研究，對“做二奶”的女性持同情態度的被訪者已經占到總人數的11%。

學者方剛認為，“第三者”和“情人”在逐漸地去污名化，雖然“小三”的稱呼還是有點貶義，但已經帶上了調侃的意味。

而同時，對“婚外性”的社會評價也會隨時因突發事件而逆轉。2007年，一位女性在北京跳樓自殺，遺書中寫滿了對丈夫以及丈夫婚外性對象的憤怒與怨恨，這次事件也在網絡公共空間中掀起了一場針對婚外性的大討伐。

“二奶”是個比“小三”發端更早也更具中國特色的詞彙。但潘綏銘調查發現，固定的婚外性行為中，男方一直給女方錢財或經常給的，只不過占7%和9%；完全不給的超過一半。

但現實中，一些城市的“二奶村”、“二奶街”早已蔚為壯觀。有人推算，如果以大陸實際居住着1000萬至1500萬富裕階層人士計算，“二奶”已經成為一個擁有百萬之眾的新興高消費階層。大陸地區的奢侈品消費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階層推動的。

五分之一的女性有過婚外性，成年女性中有過婚外性行為的比例2010年是21.5%。新浪網不久以前進行的《中國各大城市女性性調查結果》是“大於40%的女性承認有婚外性關係”。

什麼樣的人更容易有婚外性行為？方剛對這個群體進行了素描：他們擁有廣泛的社交機會，工作單位或朋友圈的性觀念相對開明，對可能存在的冷眼不以為然，甚至樂於與之對抗，或者擁有更多隱藏技巧，而且是不會厭倦的逐愛者。

在潘綏銘看來，目前中國人的婚外性行為，仍以持續時間較長的“婚外性關係”為主，是一種“婚外戀情”，既不是“一夜風流”，也不是“性交易”。方剛的觀察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和27位分別有過十位以上性夥伴的受訪者有過深度談話，即使這些經常更換性夥伴的人，也並未把性和情徹底分開，而是“仍然渴望，並且能夠擁有愛情”。“受訪者雖然行為很自主，觀念卻很傳統。他們的思想並不革命。”方剛因此感嘆，無論保守派還是開放派，身心合一才是最好的狀態。

“炫耀性消費”最早是凡伯倫在《有閒階級論》中提出的，他認為在炫耀性的消費體系中，商品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具有符號價值。其符號價值主要表現在商品本身的社會象徵性，這使得商品成為某種社會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會認同的符號。實際上，商品的社會象徵性是社會化的人賦予商品的特定的社會意義，使購買、擁有該商品的消費者能夠顯示自身的某些社會特性，如身份、地位、財富、尊嚴等，從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

而在這裡，我們極端一些地將婚外性行為當作一種消費行為來分析。隨着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相當數量的高收入者。從當今的情況看，“包二奶”在中國一些地區尤其是南方不僅不被看作是違反社會規範的越軌行為，反而被很多人看作是社會身份地位的體現，在他們看來，“只有有錢有權的才包得起”，“對婚外性的消費可以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在這種想法的指引下，許多人將婚外性行為當作是顯示個人社會地位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婚外性行為這種“炫耀性的消費行為”又是一種象徵性的競爭，人們通過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費來維持或提升社會地位和身份。

性學家潘綏銘對於中國人性關係的調查顯示：在每月收入最高的5%的人里，有45.1%有過婚外性行為，而在收入最低的40%的人中，卻只有5%有過婚外性行為。就發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窮人的6.1倍。這一結果基本上符合“炫耀性消費”的理論要素。同時調查結論可能揭示了一個重要趨勢：隨着我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以及高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人們尤其是富人對婚外性關係將持越來越寬容的態度。

中國的“一夜情”也表現出與外國截然不同的生態。研究者張楠發現，有過一夜情的中國人里，2/5的男性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其實原來就認識對方。“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從一夜情發展到後來的‘多伴侶’。”

問及那些人發生一夜情的原因，張楠表示，很複雜，有的是心情不好，有的是想獲得不同人之間的性體驗，或者想逃避婚姻中的責任以及通過這個過程中獲得對自身魅力的認可。

有意思的是，調查結果顯示，有過婚外性行為的男女，其婚內性生活反而更加豐富，質量更高。有受訪者說：“每一次的經驗都會教我一些‘新鮮’事，讓我在家庭里運用。”

那麼婚外性對於當事者有什麼負面影響？方剛聽到這個問題時楞了一下。“如果他/她不能很好地處理，勢必會帶來心理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對於社會——這跟社會半毛關係都沒有，只不過影響了某些人的價值觀。”

中國人看起來也越來越擅長處理這種複雜的關係了。在潘綏銘最近的一次調查中，45.24%的受訪者表示會“家庭情人兩不誤”，有1/5的家庭已經切切實實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脅，但這些夫妻卻仍然沒有離婚。

方剛訪談過的受訪者們都表示，背後的議論不會影響他們的個人生活，他們也不會因為擔心配偶發現而放棄與其他人的性關係，只是會採取更為小心的措施。同時，他們也並不想因為自己追求的浪漫而破壞婚姻。

也有夫妻雙方都有婚外性行為而“相安無事”的。一位男性受訪者對方剛說：“直到現在我和幾個網友都保持着多重性關係，大家都是自願的、秘密的，也不願意讓人知道。我太太現在還有網上的性夥伴，我也不反對。”

對此，潘一方面感嘆中國人的“虛偽”，一方面對“一夫一妻制”這種強調終生專偶的制度提出了質疑。為什麼不離婚？不是法律手續的困難，而是實際生活中的顧慮實在太多。不僅有財產分割的問題，還有精神創傷、姻親關係、再婚貶值以及對撫養權的爭奪。

潘點評說，因此，離婚便利遠比離婚自由更重要，其邏輯就是：離婚越難，“腳踩兩隻船”的婚外戀就越多。“在發達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這個問題了，表現為離婚和再婚的比例越來越高，一生中多次結婚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雙方都可以做到專一。這就是所謂的‘連續婚姻制’：雖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隨時都是專偶的。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國，白頭偕老都是一種強制的道德評判標準。”

我們先看一下中國的婚外戀調查報告: 據調查顯示在已經發生的婚外情的女性中，丈夫全然不知的有51%。有的女人在獲得婚外性行為後，反而由於自責心態會對老公更加的體貼，夫妻生活也會更加和諧。而有的女人則會更加的冷淡地對待丈夫。這似乎就是兩個極端，要麼突然變好，要麼突然變壞。女性最容易發生婚外情的年齡是30歲，高峰年齡是36-43歲之間。

根據調查，94%的女性認為性生活在婚姻中非常重要。可見嘴上說不要，其實內心還是滿滿在乎的。只有20%的女性對房事非常滿意，25%的女性對性生活非常的不滿意。約40%的女性有過婚外情。這個比例低於美國的66%，法國的87%。而男性出軌的比例則有60%。而有9成的男性則表示想出軌。當然過半的女性表示想嘗試出軌。

在出軌原因中，寂寞空虛而出軌的原因占據34%，性生活不滿意而出軌的占據9.2%。其中絕大部分人出軌後心安理得，超過3成夫妻情侶雙雙出軌。女性在冷戰中出軌，而男性在娛樂場所，出差旅遊出軌的比例則更高。

在潘綏銘和方剛看來，當下的中國，性開放和性保守勢力已經旗鼓相當。那些反對婚外性乃至其他非主流性行為的人，並非政府和宗教團體，而是一個個普通人，包括那些內心很渴望性的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真的性傳統，就是吃不着葡萄還說葡萄酸。”

“小三”和“史上最牛小三事件”：小三即第三者的蔑稱。2007歲尾，“史上最牛小三事件”轟動網絡。一名叫“糖果兒”的“小三”在自己博客上謾罵丈夫前妻，激起公憤。網友發揮人肉引擎的強大威力，把“糖果兒”夫婦的姓名、住址、電話、身份證號和工作單位都一同曝了光，掀起了2007年最為激烈的“討伐第三者行動”。

“離婚村”：中國重慶市人和村可能是世界上離婚率最高的地方，根據官方數據，離婚率超過了95%。原來，當地政府在“房屋拆遷補助辦法”里規定，離婚夫妻可以用優惠的價格多買一套房子。結果村民一窩蜂趕辦離婚，甚至九十多歲的老太婆都被孫女婿背到民政部門假結婚又假離婚。

(文章資料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