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3)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几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盖棺仍未论定，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有许多正史没有的秘辛。是很少能读到的历史巨著。
         
雅尔塔会议：中国是雅尔塔的主要受害者，最终导致政权的颠覆。中国并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尽管它是盟友，直到8月14日才把会议条款详细告知中国。当时苏联已经宣战，协议已不可更改。斯大林什么都不付出便得到了他的漫天要价，美英怎么也不能证明放弃他们最重要的原则的道理，哪怕是以刚性的军事需要作为理由。

罗斯福把中国带入了“四巨头”体系；尽管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忽略掉，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关于日本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这一协定把苏联人带入了中国东北。后来，大概是感到内疚，他见到蒋介石，“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吗？’他说：‘那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不想要。它们不是中国的。’”

罗斯福说：关于斯大林“以他这样位高权重者的品德，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地方，而且会为了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跟我携手合作。”后来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罗斯福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同意波兰选举，但他并不支持英国的要求：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他宣布：所有美国军队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欧洲；这正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美国为罗斯福的错觉和轻浮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斯福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推进，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的部队挺进的程度将事实上决定战后的地图。他强调：“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蒙哥马利将军难过地写道：“美国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在战略上打赢战争就没多大用处。”艾森豪威尔屈从于苏联的反对，命令美军在距布拉格两个小时的地点止步不前，导致布拉格被苏联轻松地在三天后单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被纳入苏联阵营。才有可能发生以后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捷克人民又失去了44年自由。与苏联的狡猾地违反协议相反，美国忠实而愚纳地遵守和苏联的协议。讽刺的是，苏联宣传后来把美军描绘为蓄意拒绝向布拉格进军，听任纳粹杀害捷克爱国者。

在解放欧洲期间落入盟军之手的任何苏联国民都必须归还给苏联，不管本人愿不愿意。10%的“德国”战俘实际上是苏联人。大多数人不想回去。结果，数十万人被交给斯大林。第一批一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是自愿的。

丘吉尔通过他在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几乎单枪匹马地把极权主义排除在地中海之外——这是他对人类自由最后的伟大贡献。

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日，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通十分愚蠢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似乎把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都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艾奇逊认为：中国和苏联很快就会互掐起来。苏联对“中国北方四省”（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和满洲）的“吞并”是一个最重要事实。美国千万不要与中国为敌，并因此把“正义的怒火和中国人民的仇恨从苏联人那里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事实上，艾奇逊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就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苏联归还东北铁路和旅顺港的谈判正在进行。斯大林把新中国政权与苏联集团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威胁恐吓和经济机器，而是通过提高远东的军事温度。苏联在朝鲜进行了一场有限的代理人战争，把中苏关系的决裂推迟了10年。

韩战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重整军备的加速。尽管捷克和柏林危机把美国推入了一套共同防御体系，但正是朝鲜，导致了持久的军备竞赛。杜鲁门发现，让国会为冷战拨款十分困难。1950财年的国防支出只有177亿美元。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国会和国民对国防的态度：国防拨款跃升至1952财年的440亿美元，第二年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军费增长使得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向德国增派4个师、海外空军基地的迅速建造、战略空军指挥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核动力航母舰队和传统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成为可能。到1951年2月，美国飞机生产回到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盟国也开始重新武装自己，德国的重整军备成为现实。如果说冷战是从波兰开始的，那么它在朝鲜达到了成熟，并让全世界卷入其中。实际上，斯大林使世界两极化了。

麦卡锡主义能够施行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美国诽谤法律的不完善，允许媒体发表未经证实的指控而不受惩罚。媒体把滥用变成了丑闻，正如1970年代它们把水门事件放大成了政治迫害。其次是某些机构在屈服于当时盛行的非理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怯懦，尤其是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将在1965～1975年重蹈覆辙，表现为大学向学生暴力投降。把麦卡锡主义跟苏联相比较是富有教益的。麦卡锡没有警察。他没有执行权。相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都竭尽全力给他设置障碍。尤其是，麦卡锡并没有参与法律过程。他没有法庭。事实上，法庭完全不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法庭抵制麦卡锡主义，其行为根本不像20年后它们受到水门事件歇斯底里的强烈影响。作为最后的手段，麦卡锡的武器是大肆宣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大肆宣扬是把双刃剑。麦卡锡被大肆宣扬给毁了。

艾森豪威尔是20世纪最成功的美国总统，他统治美国的时期（1953～1961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几年。他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只不过是一个立宪君主，把决策权托付给他的同事们，托付给国会，热衷于尽可能把最多的时间用在打高尔夫球上。他被看作一个心肠很好、智力有限、愚昧无知、不善辞令的人，常常很软弱，始终很懒惰。艾森豪威尔搞的是假授权。他并没有把外交政策托付给国务卿杜勒斯，他从很多杜勒斯毫不知情的来源得到建议，并把一根秘密的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杜勒斯每天打电话向他汇报，即便身在国外。艾森豪威尔阅读了大量的官方文件，与外交界、商界和军界的高层朋友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把杜勒斯当个仆人来用。杜勒斯和亚当斯是主角的看法是艾森豪威尔故意造成的，因为犯错时可以归咎于他们，因此保护了总统。反过来，艾森豪威尔有时候也利用他在政治上很天真这个名声，把下属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例如，当杜勒斯在1953年任命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为驻伦敦大使上犯了一连串错误的时候。他经常假装无知。实际上，他十分狡猾，在跟很难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假装误解他自己的翻译。他的秘密会议记录显示，他的思路清晰有力。他对演讲稿撰写人的草稿和杜勒斯演讲稿所做的修订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丘吉尔是能够欣赏他的真正价值的少数人之一。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叶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美国，和平向来是一个赢得选票的话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记录中有一个富有教益的对比。1916年，威尔逊因为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赢得了大选，第二年，美国成为交战国。1940年，罗斯福以同样的承诺赢得了同样的结果。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一份和平竞选政纲（反对共和党“战争贩子”）赢得大选，很快就把越南冲突变成了一场重要战争。1952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72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纪仅有的兑现了和平承诺的总统。

第三世界：在一个政府反对者总是消失在夜幕中从此杳无音信的国家，很难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应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媒体和集会的权利，不仅诉诸外部舆论不可能，而且发起群众运动也是不可能的。在苏联，甘地这样的人在哪里呢？甘地的事业生涯所证明的只不过是：英国的统治是克制的，而且愿意让位。

苏加诺面对一个问题时总是用一个短语来解决。他会把短语变成首字母缩写，再由一群受过良好训练的文盲反复咏唱。他用Konsepsi（马来语：概念）治国。

纳赛尔是“万隆那一代”最典型的成员：擅长辞令，但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像苏加诺一样，他在发明口号和头衔上也才华横溢：他经常改变他所创立的那个党的名称，以及他所商谈的阿拉伯联邦的名称。他的特长是操纵群众。他夸夸其谈的修辞深受欢迎，尤其是对学生。他似乎有本事唆使开罗的乌合之众有节奏地反复呼喊他希望听到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经常天天花样翻新。

中东阿以冲突：英国和印度一样严厉措施使用得太少。数字表明，1945年8月至1947年9月（不算大卫王酒店的死亡人数），有141个英国人死于非命，44个阿拉伯人、25个犹太非恐怖分子、外加37个犹太恐怖分子在枪战中被杀，只有7个人被处死（两个人在监狱里自杀）。犹太恐怖主义让英国人转向反犹。当撤军开始时，官兵们都密谋把武器、岗哨和供应品交给阿拉伯人。实际上，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让犹太人付出了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的代价，这两个地方直到1967年才被占领。

阿以冲突产生了50多万阿拉伯难民（联合国的数字是大约65万；以色列的数字是53.8万）。也制造了数字相当的犹太难民。1948～1957年，10个阿拉伯国家的56.7万犹太人被迫逃离到以色列。到1960年，犹太难民已在以色列重新定居。阿拉伯难民原本也可以同样定居下来。然而，阿拉伯国家宁愿让难民一直待在难民营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一直作为人证留在那里，直到夺回巴勒斯坦，而且，他们也是1956、1967和1973年发动进一步战争的正当理由。

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中等强国靠良好的公共关系生存，而不是靠战舰。

长远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真正的输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帮助准备好了一根强有力的鞭子，它将抽打美国自己的后背，这根鞭子就是“国际舆论”这个宣传性的概念，最早在万隆会议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今，通过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行动，它被转交给了联合国。

突尼斯民族解放阵线真正痛恨的是自己一方的和平人士。在战争的前25年里，他们只杀死了1035个欧洲人，却杀死了6352个阿拉伯人。事实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就是要把穆斯林群众置于恐怖的夹层中。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杀手取代了温和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暴行就是打算激怒法国人实施野蛮的报复，并以此把穆斯林人口赶进极端主义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