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包不住火。中共受外国机构资助用各种手段煽动顛覆本国政府，终究不得不公开。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大批档案解密。给钱的一方都公开了账本，收钱的一方保密还有意义吗？但中共接受卢布这件事，确实也不能简单化地看待，且看一些追问得来的史实

　　中共靠国际组织给钱来顛覆本国政府

　　《伐林追问》第26期 2019年11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伐林追问》，讲到共产国际的兩位钦差大臣——核心人物、俄国军事间谍尼克尔斯基和帮助他工作的荷兰人马林，才是中共真正的创始人。有位网友写跟贴说：“谁掌握经费，谁就是领导。”这话真叫一针见血！谁掏钱谁就是大爷。谈到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这个问题确实绕不过去：共产国际是中共的大金主。
　　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援助，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闻了，中共当局也不再藏着掖着了，党史界不少文章对此有深入探究和论述——虽然这一点也不影响当局义正词严地、毫不脸红地批某某某“拿洋人的钱”、某某组织“接受外国资助”。

　　共产国际的标志。共产国际是中共的大金主。

　　回想过去，在中共没有掌权时，谁要是说中共拿卢布，中共必定脸红脖子粗地严词驳斥是“谣言污蔑”，中共掌权之后，干脆守口如瓶。谁吃了豹子胆，还敢提起这事？
　　但是，纸包不住火。中共受外国机构资助来进行秘密活动，用各种手段煽动顛覆本国政府这件事，终究不得不公开。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将大批档案解密，公布于世。给钱的一方，资料都公开了，谁要查都能查到，那收钱的一方保密还有意义吗？
　　中共接受卢布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地看待。这里，我只想提供一些追问得来的史实。
　　在中共筹建和成立时期，在是否接受外国资助的问题上，就是有争议的；不少共产先驱，是反对接受外国资助的。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一大代表李汉俊，早就曾拒绝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有关经费支持的表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中共一大快要召开时，提前抵达了上海，李汉俊向他介绍了自己跟马林之间发生的争执：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

　　　　　　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

　　李汉俊回绝了这一要求，给马林碰了个不硬不软的钉子。李汉俊认为“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还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照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张国焘指出：“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
　　拒绝共产国际经费的更重要人物是陈独秀，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于1921年5月从上海抵达广州后时常跟当时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交谈。有一次，陈独秀曾向他解释极力主张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支持的原因：“关于党怎么搞法，他主张我们应该一面工作（指从事领取薪水的正当职业——老高注），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老高注）的钱。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这是包惠僧的回忆。
　　但是，尽管陈独秀反对，但是共产国际已经在隔三岔五地给这些共产先驱资金援助了。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就说过：“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的。”张国焘这里所说的“外国语学校”，就是1920年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组织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他所说的“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在当时的另一种译法，是指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率工作小组于1920年4月抵达北京的俄共党员，他来就是来建党建团的。

　　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带着活动经费到中国建立中共和青年团。

　　维经斯基工作小组抵达北京后不久，经李大钊介绍，又辗转来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从上海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发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工作小组抵达上海后所开展的工作情况：“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这封密电也揭示工作小组投入了一定的经费，客观上也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支持。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掏了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中共一大参加者包惠僧在其回忆中也说：“1921年初夏，……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一百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多不多呢？放在今天，一百块人民币大概就买两三斤排骨。但在一百年前，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火车，头等车厢客票是50元，三等车厢票是15元。这100元的旅费，应该说是一笔不算太小的数目。当时预计外地来到上海的代表有10人左右，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在这一项支出，是1000元。
　　这都是小打小闹，也不经常。但是正如日本的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在他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的一段评论所说的：“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觉，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已经译成中文出版。

　　上次我说“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竟然都用现在看来说不过去的理由不参加建党的一大，实在有点让人想不通。史传“相约建党”，到底两人是否相约？只有一个孤证：李大钊的学者友人高一涵1927年5月22日在武昌追悼李大钊大会上的演讲，两天后《民国日报》登载了他的演讲，其中叙述说1920年2月，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到天津途中倾心交谈，约定要建立共产党。此外再无旁证，所以几年来党史学者对之质疑的很不少。

　　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的塑像。

　　这里我不打算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争议。总之，这个说法不太靠得住，就动摇了中共的成立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產生愿望的说法。按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思路（他是否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说法的）：维经斯基的出现和慷慨解囊，才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拿不拿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陈独秀等人终究还是改变了态度。这是法国巡捕房促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1921年8月的事。我曾经说过，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开一大正式成立，陈独秀竟然因为在广州忙着给大学筹款而不愿出席；但中共一大开完之后半个月，1921年8月中旬，陈就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一职从广州返回上海。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陈独秀连同当时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国巡捕房抓去。在马林的积极帮助下，陈独秀等人不久便获释，包惠僧后来在《回忆马林》一文中，这样记述了当时马林所作的努力：“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张国焘则在《我的回忆》中如此描述陈独秀获释后与马林会晤的情形：“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1921年，中共一大刚结束，张国焘草拟工作计划，上海总部及各地分部出版工人刊物，约30人每月领取津贴2035元，另有各项开销包括出版费为每月一千出头。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表示：我们给！
　　就这么过了一年。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陈独秀。

　　也就是说，陈独秀不得不向共产国际伸手了，而且对于维经斯基，相当地低眉顺眼。要知道：陈独秀这这时是43岁的成名大教授，而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森林工厂管理员家庭，中学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会计，只是29岁的小伙子。陈独秀之所以这么客气，左一句“请急速指示”，右一句“希望详细赐教”，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一届党代会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维经斯基是上级机关的人；第二个原因：维经斯基能够给钱。前车之鉴是，1920年底维经斯基回国，《共产党》月刊就不能顺利印刷发行，青年团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做鸟兽散。
　　陈独秀说“希望明年中国共产党能自行筹款”。明年，就是1923年。1923年情况如何呢？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一万五千（此处原文没有标注货币单位，但从上下文看，不可能是别的，只可能是“元”），其中一千六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共产国际究竟对中共提供了多少经费？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给钱的呢？这里面疑团还相当多，我们还要继续追问。

　　1923年，中共在这里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一年中共全部开支，包括这次会议的费用，几乎全部由共产国际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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