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和定居海外之中国人被普遍简称为“华人”；与欧美相较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不算大，可是华人自己明显能够感觉到自身文化之地理差别。 俗话说：十里乡俗不一般，是事实，但又太细化。因此本文拟居中以中国这个角度简论华夏地理历史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虽呈多样性，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按梁启超定义，具有儒家文化内核生活在东亚大陆之汉民族可称华人。孔子也表示文化优于血统，故华夏族不以血统而以儒家文化为标配。

        华夏信史文化一般从尧、舜特别是大禹起始之夏朝开始数算，周文王及西、东周继承并践行于中国。孔子、孟子和荀子儒家三圣立德言于春秋战国这个百家争鸣之文化交流与繁荣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格局影响、延续到以后之华夏，直到今日。不懂春秋便不谙华夏道统，此乃千载国人共识。因此春秋战国在中国文明史上之地位举足轻重。秦以后历朝，皇帝封王也多以春秋战国列邦大致所在区域为参考。比如晋王、齐王、代王、燕王、秦王，等等。纵观春秋战国以降，中国地理文化从影响力看，依次当为晋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

        齐国地形西南有山与中原相隔，东为大海，中有盐池。使得齐地成为一个相对较稳定之文化区域，而后面叙述之其它几个文化区域，也与地理密切相关。 齐鲁地区是管仲、孔子、孟子生活与立说之地。 春秋与战国时期，齐国曾有过几段辉煌和文明闪耀点，即：管仲辅佐下之春秋霸主齐桓公时期、 孙庞斗智之战国初期，以及齐秦互称东、西帝时段。不过齐鲁在秦之后却成为华夏唯一从未产生过帝王之文化地区。

        楚国，中原眼中之蛮夷，自己也不否认。楚国有不同于中原之原始文化，其地盛行巫术和鬼文化，丰都鬼城即为巴文化与楚文化南延形成之结果。楚文化在音乐、楚辞方面也有鲜明地方特色。楚人尚武精神在中国南方居首，历代至大清包括近代多有名将。西汉、大明甚至可广义认为楚之天下。

        吴越地区文化原本尚不及楚地。但是从春秋晋国军事与农业技术大规模输入开始，吴越始有能力染指中原且与楚国形成对峙，甚至使楚险遭灭国之灾。西晋八王之乱导致三晋主导的中原文化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吴越地区由此正式开始了文化繁荣。南宋迁都临安，乃是吴越地区第三次中原文化南迁受益之契机。明初由山西大槐树携资移民吴越与荆楚，则第四次大规模加强了南方特别是吴越地区文化。由于历代四次南迁者多为文人、精英和富贵阶层，使得吴越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文化实力最强地区之一。明清科举人才济济最数江南即为明证。当然铜板两面之另外一面则武功略显欠缺。

晋文明渊源与特点

        如前所述，华夏几大稳定的文明核心区域，地理乃是其中不可或缺之环境条件。反例如：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区，之所以成为历代逐鹿场，原因之一是该地区一马平川，军事上无险可守常导致兵燹连天。在春秋礼制时代尚可立国，战国时期及以后该地区都被各大国或豪强瓜分占领，难以稳定并自成一体。第二个原因是黄淮自然泛滥，或为军事目的人为决口放水（古代如：秦攻击魏国时放水淹大梁，使古都大梁成为永久废都；近代如：中日战争花园口放水阻滞日军进攻，等）；人民会因此遭遇周期性天灾人祸而颠沛流离。故中原历来为逐鹿之处，非长久安身之所。至近代为止，山西地区接纳了大量山东、河南难民；山东人闯关东也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这些移民也将齐文化带到东三省，与当地满文化融合形成如今之东北特色。因此黄淮中原地区本身难以形成稳定而持久的独立文明区域。

        三晋地理位置，素有“表里河山”美誉。黄河、山林环绕，形势险要；盆地广袤、物产丰富。境内更有盐池、铁矿，故其有独成体系之地理条件。特别是（今）山西中南部地区，历代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患相对中原地区少许多。人民有百年恒产观，文明有千年稳定性。

        三晋文明起始于尧、舜，历大夏。华夏第一都尧都平阳、华夏第二都舜都蒲阪、华夏第三都禹都阳城，皆在今山西境内。春秋大部分时期，晋国都是文明与势力输出国、尊王攘夷的长期实际霸主、礼制与秩序的维护者。子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春秋晋国，军力雄冠华夏；其祭祀活动占列国全部之60%以上，祭祀活动标志着国家信仰和人民道德文明之水平。

        三晋文化区域中心虽在如今之山西省，但实际疆域远不止于此。其文明与文化直接外延达河北张家口地区及河北中部、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陕西东部与北部、绥远（内蒙古）河套地区。 众所周知，语言乃是文字之外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作为中国北方唯一方言之晋语，从中国方言地图可见晋语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与笔者谈到之文化地区基本吻合。而且，今天的晋语区更与战国时期赵国疆域高度重叠并非巧合。花絮穿插：笔者在中国旅行途中和在美国期间，曾多次“误”将河北张家口和绥远（内蒙古）包头口音当作晋中口音，可见晋语区发音之相似程度之高。特别这两个地方，乃是晋商数百年聚集之地，文化交融深刻而广泛。吾友张先生，出生于绥远（内蒙古）； 可他称祖先在晋中， 自己“比山西人还像山西人”。所言不虚。

        原晋南之魏、韩地区则归入了（中原）官话区，则又说明三晋魏、韩语言文化对（中原）官话的强大影响。与华夏传统文化关联度最高的两种语言：晋语实质即是三晋之赵语；（中原）官话则深受三晋之魏、韩文化，特别是魏文化输出之影响（见图）。

        春秋期间，晋文明从今天的山西南部中部向外扩展， 文化势力影响了所有诸侯国，同时成为特别是秦、楚、吴越、燕等当时相对落后地区之效法对象。儒家学说，乃是把尧、舜以来之华夏文明理论化。孔子未曾贪功，并谦虚称自己 “述而不作”。孔孟以理论为主，三晋以实践为要。实际上晋在诸子百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比例， 特别是儒根法体之法家思想本出于晋，儒家三圣之荀子也出身于赵国贵族世家。晋文化与齐鲁文化中强调儒学的特点有侧重不同。 由于秦的统一，中国由此开始了此后儒根法体之两千年，虽然历朝有不同和各自之特色。

        华夏文明内核可以“仁、义、礼、智、信”五字概括；而五字之外，“忠、信、智、勇”则将三晋文化特色化。华夏流传数千年的三晋忠信智勇之士以及故事数不胜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名不虚传。代表性人物有割股啖君之介子推（寒食节、清明节源头）、豫让（“士为知己者死” 出处）、舍身救赵氏孤儿之公孙杵臼与程婴；忠勇杨家将等。武圣关公与关帝庙成为全世界华人特别是华人商家之忠义象征。海外多见唐人街，殊不知唐即晋、唐人即晋人也。武功方面代有“山西出将”之美誉，从春秋到近代，三晋地区名将如云、民风强悍，大勇不言，大智不语。历代赞三晋之勇者多不胜数： 如《左傳．成公十六年》： 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 』曰：『又何如？ 』臣对曰：『好以暇』 （意思是晋国军队序列整齐严格，战斗中临危不乱、从容不迫）；彼三晋之兵, 素悍勇而轻齐... ... ; 廉颇适楚无功而“思用赵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 。

        北朝、唐与五代，三晋太原地区出现了汉赵光文帝刘渊、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女皇武则天、魏道武帝拓跋珪 、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汉高祖刘知远等大量雄主帝王；以至于恼羞成怒的宋太宗将千年古城太原彻底毁灭，其后之太原新城街巷被重建为“钉子街”（T 形街道）；为的是要把龙城太原“龙脉”钉死，以绝后患。直到最近几十年旧城改造，又历千年的钉子街太原古城才逐步消失。

        由于三晋地区长期文化强势作用，秦后中国历代重复使用三晋地名、国名者众：如三国（曹）魏、司马氏之西晋、东晋；北朝与十六国之前赵、后赵、北魏、东魏、西魏；盛世大唐； 五代之后梁、后唐、后晋 ... ... 。

        文物界，不包括所有三晋文化区，仅山西一省现存地上文物即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之多。由此可窥斑见豹，佐证本文之论。

        商业方面，三晋地区历来杰出。尤其是明清到民国的五百多年，享誉海内外之中国第一商帮晋商（又称山西商人），其国际大宗茶叶、瓷器、丝绸、杂货之生产和贸易、票号钱庄遍及全国远达俄国和欧洲。晋商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忠、信、智、勇文化传承。各大晋商家族拥有海内、外商号少则几十、多则上百。只有智慧、胆略与胸怀兼备，方可运行如此超大规模商业；智慧教育能够将其传承十代甚至二十多代。晋商多用晋人，并非排外之举乃取忠信使然；千里之外依商规更凭忠诚。作为中国最大民营群体的传统晋商，坚持不与官方做权力交易，拒绝与官方合办国有银行，舍近利以避远祸，显示大智慧。从严密高效的晋商工商业管理模式依然可见传承于春秋战国以来之忠诚、严谨、执着、勇敢与智慧的影子。

        民国时期近代工业、教育与经济三晋也为全国模范。军事力量在地方实力派中无论战斗素养还是装备都首屈一指；晋绥军将忠士勇，战力堪比春秋。在全球大环境下，更不能单以最后成败论英雄。一言以蔽之，三晋文明在军事、政治、商业与传统文化上皆独树一帜；忠、信、智、勇更是深入骨髓之三晋品格。 

        关于晋文明，历代著作极多；笔者在浩如烟海之史迹中择其要者而论。另有拙文《三晋简史赋》略更详尽，读毕此文，读者若有兴趣了解可移步搜索台鉴。

文明输出与影响

        不似秦国早有“一统大志”，三晋历来受礼制约束，争王拒霸持守底线。例如，韩国可与周边国家征战，甚至兼并老牌强国郑国；但从未觊觎相邻之周王，盖因周乃传统王权象征，虽弱不可动也。周后来果被无礼制约束之强秦所并。再如，夹在赵、魏之间的袖珍小国卫国，其与三晋文化等同。卫国也出过商鞅、吴起、吕不韦、荆轲等重量级人物；但是在赵、魏看来，卫国并未有明显过恶，利益征战有之，强取则不义。因此超弱之卫国能在魏、赵夹缝中一直保持立国状态，直至东方六国被灭之时才被秦最后收归囊中。

        三晋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之法家、名家（辩者、察士）云集地，著名人物如李悝、韩非子、荀子、申子、公孙龙等。 三家分晋后，赵、魏、韩三国将本国都城全部由内晋迁至中原，着实进一步压缩楚、齐战略空间。

        赵：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安邑（今山西运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

        韩：平阳（今山西临汾）——新郑（今河南新郑）

        万乘三雄综合实力比分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政治、军事与文化势力涵盖、输出影响范围大致如前所述，并长久影响后世。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时代，三晋是势力影响所及地区的文明维护者，也是各国人才集中与输出之地。 秦制法家以商鞅最为著名，秦国其余人才多出三晋，如创立“远交近攻”国策之范雎、纵横家张仪，修“郑国渠”之韩国水利工程师郑国等。 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不仅令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唯一文明强国，同时带来了华夏民族军事体制从车战到马战之革命性转变。英勇善战之赵边骑更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军队骑兵鼻祖。 “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则表明战国时期赵国文化优越，为列国所仰慕。

        文明输出与影响力再以偏远之西南蜀地为例：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之李冰父子为三晋运城人；司马相如因敬仰赵人蔺相如而得“相如”之名；卓文君之父由赵邯郸迁出；唐宋八大家之苏氏父子兄弟，其父祖由赵地迁川。蜀汉、前蜀、后蜀割据皇帝：刘备、王建、孟昶皆为赵、魏文化区人士。

        再如陇西走廊则经历了西汉的三晋名将霍去病西征；曹魏、西晋八王之乱文明西移；以及丝绸商路和晋商茶叶商路之文明输出。

        到唐宋之时，三晋河山之内诗人文豪即占据中国半壁以上江山。政治家、军事家秉承以往独领风骚（狄仁杰、薛家将、郭子仪、杨家将、狄青、呼延将、司马光等）。元代前半期科举被废，但却涌现出关汉卿为首的诸多剧作家，使得三晋地区成为中国戏剧之发源地。 明、清与民国时期，三晋文明之商业管理、传统文化、戏剧、饮食、制酒、酿醋等，随着晋商继续长期流转、影响中国各地；特别是两湖、福建、云南、四川、陇西走廊、宁夏、江浙、东三省、河南以及绥远（内蒙古）与张家口等地区。

        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从尧舜禹、历春秋战国、经大唐至明清最后到民国，三晋皆为华夏文明最重要源头与输出之地。

后话

        国人历来有个认识惯性，即以为历朝都城，特别是千年古都皆为文明发源地，其实不尽然。以秦都长安为例，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此后相当长时间之内，此处皆为东方文明的淨输入地。秦地戎俗得益于东方文明国家特别是三晋之带动、改造而取得长足进步。后世长期作为都城，乃是国家政治与文化中心；即政治人物与势力、文化人物的集中地而非发源地。好比粮仓储满粟米，但粮仓本地可能并非粮食主产区。这也是本文没有论述各大古都“文明”之根本原因。古都与文明起源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确有文明聚集与传播之媒介作用。

        此外，各省疆界乃由历朝依历史与文化条件、方便政治管理而划分。各省区划不仅常常变更，而且在历史文化上并不十分准确，只能作大致参考。本文以历史宏观角度论述华夏地理文明和影响，不涉及今天的读者恰好所居之地。换句话说，无论读者今天住在何处，无论自己父祖辈由何处迁来；我们都毫无例外地交融于华夏文明之血脉。举例来说，天下赵氏皆出于西周初期之赵城（今山西洪洞，即两千多年后之明初大槐树移民出发地）；赵氏孤儿（赵武）、甚至赵武灵王基本上可以确信是其祖先。若再将母系计入，今天谁敢称自己绝无赵氏血脉？姑且不再论其他姓氏，也不论衣冠南渡及迁都临安；凭一句“问我祖先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便知：仅大明初期之山西移民，他们的五百年“百姓”后裔也早已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甚至远达海外。

        雄霸海内，五百多年无人不知之晋商，当代却靠电影《大红灯笼》偶尔再次“走红”进入后人视野。作为第一商帮群体，二十代人甚至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若胡雪岩一般青史留名，以至于据大成而人不知。何以至此？与三晋人寄傲怡颜，概不张扬之个性传统相关。此似为题外之论，却在文化与品德范畴之内。因其如此，笔者才在历史使命感一再催促之下，突破“低调”桎梏，品茗怡颜，完成此文。三晋文明不仅是局部文明，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共同之品格与传统文化财富；借助三晋文明，可以宏观而准确地理解礼义之邦、弘扬并传承我们祖先开创的华夏文明；此乃全体华人共同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