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渡中的三个女人

李公尚

十一

我们住在卡洛安排的房间里，三天后，我们基本恢复了体力和精力。那天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突然感到有人摸我的脸，我睁眼一看，是阿棠坐在我的床边。她看着我不说话，以目传情。我拉起她的手，放在我胸口上。阿椿见状，也走了过来，坐在我床边，拉起我的另一只手去摸他的乳房。秀姨见了，叹口气说：“这人啊，还真是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娘仨遇到你，想不到就都给了你一个人了。过去在家时听人说去外面偷渡的人，男女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碰到了就在一起睡，都不敢相信。现在知道了，命都快没了的人，把其它所有的都看淡了！”

接下来三四天，阿棠和阿椿轮着到我的床上和我一起睡，白天没事做，她两个就和我厮缠在一起。秀姨不停地提醒她俩；“你们两个能不能懂点事啊？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你们觉着现在都有精神了，他可还不行。他刚缓过点劲来，又让你们给他掏空了，后面的路还长着呢，让他怎么走？”阿椿嘟囔着说：“每次都是阿棠先招引他的，他弄完了阿棠才弄我。我只是想让他抱一抱，没想让他真的弄进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电视又看不懂，电话又不让打，和他在一起搂搂抱抱，时间过得快。”秀姨说：“没那事儿！你们在一起抱着抱着着就都把持不住了。这两天你俩哪天不是让他累的不想动了，你们才算数！”阿椿听了不服，嘟囔着说：“反正阿棠弄一次，我也要弄一次！”

到了要启程的前一天，卡洛和瓦卢斯不允许我们再进食进水，防止我们在接下来的途中大小便时可能把藏在体内的物品排泄出来。为了让我们不感到饥饿，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口香糖，让我们在路上咀嚼。出发的那天上午，卡洛和瓦卢斯拿来几把剃须刀和泡沫剂，让我们把各自的下体刮干净，然后把一星期前从我们肚子里排出来的“乒乓球”，经过洗涤加工后又端到了我们面前。

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的肚子就开始痉挛胀痛。卡洛和瓦卢斯监督着我们四个人，把这一千个小包裹袋从我们的肛门塞进我们的体内。我们按照在厄瓜多尔训练时那样，把大量润滑剂涂在肛门处，然后拿起小包裹袋一个接一个地往直肠里塞。训练时我们是把小袋子塞进去后，再用绑在袋子上的细绳拉出来，并没有把很多异物塞进体内，现在随着我们往体内越塞越多，下腹部开始膨胀坠疼痛起来。我想尽可能往我的体内多塞进去一些，让她们三个人少受点苦，可是我强塞进去二百七十个，肠子就像要撑裂，疼痛地再也塞不进去了。秀姨和阿棠、阿椿从她们各自的肛门里强塞进二百多个后，难受的实在塞不进去了，卡洛就让她们三人分别把剩余的包裹袋塞进了她们各自的阴道里。秀姨为了让阿棠和阿椿少受苦，尽量多往她自己阴道里塞，难受的满头冒汗。这一路上，秀姨总觉得她选择了这条路，让她的两个孩子跟着受苦，非常对不起她的孩子。

一切安置停当，卡洛和瓦卢斯让我们四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坐在后面两排，他俩坐在前面，由一个当地人开车，往北朝着墨西哥边境方向驶去。汽车的颠簸，让我的下腹部坠痛的厉害，我的头上很快就开始往下淌虚汗。我看了一眼秀姨、阿棠和阿椿，她们脸色发清，紧咬嘴唇闭着眼睛，强忍着痛苦。

车行驶了两个多小时，原来的大路变成了狭窄的山路，越来越难走。不久，面包车驶进了一个汽车维修车站，卡洛让我们全下车，换乘两辆停在那里的越野吉普车。卡洛和两名当地的司机开一辆，走在前面，瓦卢斯和我们四人挤坐一辆，由瓦卢斯开车，跟在第一辆车后面。大约又颠簸了两个小时，车拐过一个弯儿，看到前面有一个检查站，几个持枪的士兵站在路中间，他们身后拦着一道木杆。走在前面的第一辆车停了下来，为首一个当官的上前检查，开车的当地司机和卡洛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又走到我们乘坐的第二辆车来检查。他问了瓦卢斯几句话，瓦卢斯塞给他一百美元，他装进衣兜，然后挨个看了看我们四个人，用生硬的英语问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墨西哥去美国，我听懂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瓦卢斯冲我点了点头，我就回答说是。他问我有没有携带毒品、枪支，我回答没有，他让我们打开每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看了看，捏了捏，然后冲着前面一挥手，前面的几个士兵把挡在路上的路杆抬起来，放我们的车过去。

这是危地马拉的边防警察。他们检查毒品和非法枪支，对于偷渡的过境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给钱，就会放过。在贫穷的拉美国家，人们偷渡去美国，当地政府采取纵容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厄瓜多尔的毒犯愿意利用偷渡人员帮他们运毒，因为当地警察认为偷渡的人都是为了去美国去寻找新生活，不会自找麻烦和当地的毒犯扯上关系。

过了检查站，再往前走几公里，就要进入墨西哥了。这时卡洛与瓦卢斯，让我们四个人下车，让那两辆吉普车掉头回去。为了避开墨西哥的边防警察，卡洛和瓦卢斯带着我们四个人步行离开大路，拐进了一条崎岖的小路。墨西哥的边境警察对于穿越墨西哥去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偷渡者，一向比较严酷。他们抓到偷渡者，都会送到集中营关一段时间，让被抓的人在集中营干体力活，等他们挣出被关押期间的饭钱和遣返费后，就把他们驱逐回邻国危地马拉或者伯利兹。如果我们被抓住，藏在我们体内的毒品有可能被暴露。

由于我们四个人每人的体内都塞有一公斤多异物，走起路来下腹部坠痛的厉害，加上两天没有进食，体力很差，走得很慢。我们沿着荒僻泥泞的丛林小路步行了一个多小时，眼前一亮，前面有一条河，离河边不远，有一座被茂密的丛林掩映着的被废弃的农舍，卡洛和瓦卢斯带我们过去。房子里装有半屋子的干草，昏暗脏乱。我们进屋后，卡洛让我们坐在一个堆满干草的角落里休息，他俩离开了农舍。

我们把身下的草堆整平，躺在草堆上。为了抵御饥饿，我们嘴里费力地嚼着口香糖，由于两天没有喝水，口干舌燥，口香糖很难被嚼软。阿棠爬过来躺在我身边，把头枕在我肩上搂着我的脖子。阿椿不满地对秀姨抱怨说：“婶，你看，阿棠又招引他了。”说着，她也躺在我身边，让我搂着她。不久，我们就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我听到门外一阵脚步声，我突然醒了，以为是卡洛和瓦卢斯回来了，慢慢睁开眼睛向门口看去。门外进来了一群人，他们见到我们，也都大吃一惊。为首的一个拉美人见我们都在躺在草堆上，就让其他人站在门口，他一只手从腰里抽出一把匕首背在身后，走近我们。我慌忙撑起身，惊恐地看着他。

那人走到我面前瞪着我，我赶紧把身边的秀姨、阿棠和阿椿叫醒。这时，站在门口的一群人也都围了过来。这时我才看清，进来的是一个拉美人和十个中国人。秀姨眼快，一眼就认出其中有两个是和我们一起在泰国坐飞机，到法国后又一起被关进法国监狱，后来被法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人。秀姨脱口而出，说：“你不是，你不是在法国和我们一起被关起来的那个吗？”这时，那十个中国人中有四个人也都认出了我们，他们就是在法国监狱里被法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那些人。我问他们；“你们不是七个人吗，怎么只有你们四个？”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有三个和在路上得了病，走不动了，遇到了几个要坐货船去古巴的同乡，一起去古巴了。我们是在洪都拉斯分开的。”

那个拉美人见我们都互相认识，就用生硬的英语问我；“你们也要去墨西哥吗？”我点头说是，他问：“带你们来这里的人呢？”我说：“出去一会儿了，可能快要回来了。”拉美人听了，把匕首藏回到腰里。说：“这条路是我们打通的，由我们专用，怎么还会有别的人知道？”那些福建人告诉我们，这个拉美人是在危地马拉的福建蛇头给找来带路的，因为语言不通，路上很少和他讲话。他带我们到这里来，说是一会儿天黑后，墨西哥那边会有一个联系好的边防警察会划船过来，把我们接到对岸去，对岸就是墨西哥。

久别重逢，格外亲切。这四个福建同乡告诉我们：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后，坐飞机到了墨西哥，被墨西哥警察扣了三个星期，每天在监狱里给修路工地砸石子，要干十个小时。之后墨西哥警察就把他们押送上了飞往哥斯达黎加的飞机，然后让他们再转机去厄瓜多尔。但是他们到哥斯达黎加之后，就住下来了，在当地的福建人那里打工。后来他们七个人合伙买了三辆旧摩托车，按照地图，骑摩托车走了三天，穿过热带雨林地区的山路，到了哥斯达黎加和尼亚拉瓜边境。他们在当地卖掉了摩托车，找当地蛇头带领偷渡到了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他们又找到福建同乡那里打了一个多月的工，合伙买了一辆旧吉普车，按照地图，开了半个月穿越尼加拉瓜，又在蛇头的带领下，偷渡到了洪都拉斯。在路上，有三个人得了严重的痢疾，他们只好停了下来，找到当地的福建人，在他们那里打工住了一个多月。那三个人病好后，不想再走陆路了，就和在洪都拉斯遇到的其他十几个福建人一起，坐船去了古巴。听说坐船去古巴，再从古巴走海路偷渡到美国，比走陆路受罪少。但这条路要在海上辗转走三个多月，还要在船上要干活，没有工资。我们觉得一旦上了船，自己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了，所以我们四个人不愿走海路，继续开车又走了两个星期，穿过洪都拉斯，再找蛇头带着偷渡到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他们把车送给了当地的福建人，在他们那里打工住了半个多月，昨天，当地的福建老板找到这个拉美人，让他带着偷渡到墨西哥去。

我们正聊着，卡洛和瓦卢斯回来了，他俩见屋里挤满了人，非常吃惊。那个拉美蛇头一眼就认出了卡洛和瓦卢斯，上前和他俩打招呼，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见卡洛和瓦卢斯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用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不说话。拉美蛇头和卡洛争论起来，估计是说卡洛应该给他过路费。卡洛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理他，转身用英语问我，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说他们刚到。他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些中国人，我摇头说不认识。他又问我和这些人说过什么话没有，我照列摇头说没有。因为卡洛对我们说过，路上不许我们和任何人说话。

瓦卢斯似乎不相信我的话，用眼睛凶狠地瞪着我，慢慢走到我的面前，拔出身上的匕首在我面前晃着，然后猛地刺向我的脖子。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