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寄语：主权在民，天下为公，回归民主，再造共和。

    自一二年底接手执掌中共党魁权柄以来，习近平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全面实行政治倒退，已导致改开以来有所渐进宽松的中国民权状况，再次遭到灾难性打击。

    仅用十年光景，习近平在社会各个层面断然实行的强横施政，使得中国的社会政治氛围全面恶化，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结构性破坏，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环境日益艰难，官民关系日趋紧张，维稳情势严峻而代价高居不下，加之全国上下历经数年的过度防疫，很多地方已出现了市容凋敝、民不聊生的普遍民生困境；

    满怀期待回归祖国的香港民众，眼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安排被蚕食殆尽，被迫采取全民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民权与自由，无奈以一隅之民愿抗拒党国之强权，终因实力悬殊而败北，数万民权义士蒙冤受难，昔日东方明珠已黯然失色、繁荣不再；

    又因强力推行政治洗脑、文化侵蚀和民族压迫，使得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对立情绪日益高涨，以至于严峻到了准军事化占领和全面种族压迫的局面；

    香港事态使一国两制的谎言被彻底戳穿，习近平恼羞成怒转而提升武统威胁，使台海对立局势急速升温，两岸关系已经恶化到要民族自戕的危机程度。

    追根溯源，习近平恶政的思维基础，皆发源于对共产极端意识形态和集权专制的执念，还大言不惭地宣称是所谓「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脱离现实的制度之争本无甚大意义，而判断孰优孰劣的标尺，则是全面审视其施政对民权状况的现实影响。民权者，国民之基本权利也，可粗略归结为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也是明确体现在国家根本之法《宪法》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如是说：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第三十五条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三十六条　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十七条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第三十八条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第三十九条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而经历了习近平十年施政的中国民权状况又是怎样的结果呢？显而易见，上述国民权利皆受到了中共官权利的更加严重的挑战乃至完全取缔。如此种种，可统称之为习近平的违宪恶政。恶政所到之处，民声噤若寒蝉，民怨积郁更深，习氏实施了至少如下十大恶政：

恶政一：出台「七不讲」政令全面实行民权打压

    在习政伊始的一三年，习近平便单刀直入全面整肃意识形态，背离“以经济建设为主”总方针，重拾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重开“伟大斗争”。至八月，香港【明镜月刊】杂志独家披露了中共内部政令文件《中办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又称《九号文件》。该文件是当年四月二十二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至市地师級，主旨即为「七不讲」：宪政民主不许讲、普世价值不许讲、公民社会不许讲、自由经济不许讲、新闻自由不许讲、中共历史错误不许讲、制度改革不许讲。总而言之，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权利皆不许讲，中共几十年祸国殃民的集权专制更不许讲。如此倒行逆施，一经披露，举世哗然。

    是时，正值中共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作主题讲话，全面阐述了以「七不讲」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

    此后，不仅言论环境迅速恶化，军警维稳行动也加强了打压力度。公安部统一部署「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由恶吏傅政华负责具体操作实施，秦火火案、薛蛮子案、傅学胜案相继集中爆发。仅在一年后的四月，当局拘禁了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女士，并针对其披露传播《九号文件》的义举，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监押达五年之久。谨此向高瑜女士致敬！

    当局系统性的言论打压更遍及社会诸多层面，从媒体姓党、社媒监控、拦截上访到弹压群体事件，因言获罪者数以百万计。知名者如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老作家铁流、国企高管任志强乃至泼墨女孩董琼瑶，童叟皆不能幸免于难。

    更有甚者，作为又一个公安部专项行动，自一五年七月九日起，全国公安系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三百余位律师以及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公开诋毁他们依照宪法所倡导的公民运动，部份人士因此而监死狱中或至今下落不明。这起被称为「七〇九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的残暴镇压，构成了对全国维权群体的灾难性迫害，受到了国际人权机构的持续关注和声援。

    尤其是在一六年一月十二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周世锋、律师王全璋、实习律师李姝云、律师助理赵威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入狱。同月，为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的瑞典人彼得·达林，因与锋锐律师事务所有关联而在北京被拘。

    协同国家网信办，也是由公安部牵头相继推出的专项行动，在业已建立的防火长墙信息监控屏蔽和金盾工程追踪定位系统的基础上，将语言识别技术用于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构建包括指纹的全国成年公民数据库；构建全国性闭路电视系统以完善远程监视，进而结合自动面部识别技术的「天眼」工程；以及用可以远程扫描（例如通过射频识别）的智能卡取代现有公民证。将监控民众的技术手段运用到了极致，武装到了牙齿！

    全面践踏国民自由权利，习近平违宪恶政之一也。

恶政二：驱赶「低端人口」戕害底层民众生存权

    一五年十一月，习近平领衔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随即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做主题讲话，强调重点整治城市病为当务之急，城市管理执法（简称城管）应运而生。此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公布《城市管理执法办法》，违宪的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登堂入室，跋扈行径便层出不穷、甚嚣尘上，欺压良善的恶举不胜枚举、令人发指。

    至一七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数十人死伤。以此为借口，习近平亲信恶吏北京市长蔡奇，迅速发起「北京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并在全市各区全面展开。他们派出大量城管人员，强行停水停电、打破门窗、推倒房屋，致使多达数十万在京外地工作人群流离失所，置老人与幼童在寒夜中抖瑟。城管的凶残冷酷不亚于法西斯行径，还要刁难阻止包括天鹅救援队等在内的数家北京非政府组织所发起的救援公益行动。期间，民间画家华勇突破封锁做实况报道，后为此遭到人身迫害。

    有了北京的样板，以驱赶「低端人口」为核心行动的城市治理专项行动，随即在沪津广深以及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全面展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算，全国被驱赶群体规模达千万之巨。

    视底层民众如蝼蚁草芥，习近平违宪恶政之二也。

恶政三：推行「国进民退」终结经济腾飞格局

    有识之士给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做过一个贴切的总结，即只开放不改革。暂且不论改革，这个以经济放权为主线的开放政策，有效地达到了对内盘活全民自由经济、对外实现招商引资的经济实效，也是使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了近二十年的政策保障，可归结为「民进国退」。并从实践结果上证明了，此前三十年的“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荒谬与失败。

    即便是在一二年底为习近平加冕的中共十八大上，明确提出的依旧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施政要求。然而在半年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国策，他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企、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官媒籍次也开始了推行「国进民退」、「腾笼换鸟」的大肆鼓噪。

    在此后的历次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国进民退」不断花样翻新。厉害国横空出世，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指日可待。而依靠民企和招商引资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地区，也迅速出现了官员打压民企、傲视外企的普遍现象。强行向民企派驻党组织，屡屡“一句话砍掉一个行业”，以均富和爱国为由强索“爱国捐款”，对民企龙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索捐，一笔就达千亿元。在这种大氛围之下，民企萎缩了，港澳台资企业整片消亡，外资企业被迫缩编、移厂甚至拔寨而去，国际产业链开始了去处中国因素的趋势，而且在加快步伐。

    十年下来，斥资十万亿的“中国芯”烂尾了，中国制造二〇二五烂尾了，雄安新区烂尾了，造价愈千亿的港珠澳大桥变成了一个华丽的摆设，累计投资数万亿的高铁入不敷出，即将成为难以维系的下一个烂摊子。鉴于此，民间议论排出了一个“习近平十大烂尾工程”，昭示了国企并未起飞、而民企却在劫难逃的客观现实，对宏观经济规模的负面效应或达百万亿之巨。

    好大喜功搞乱经济，习近平恶政之三也。

恶政四：鼓吹「一带一路」大撒币挥霍民脂民膏

    一三年九月，习近平到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十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一带一路”升级为国家战略。

    据此要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于一五年正式成立，中央政府首次注资四百亿美元作为丝路基金，并成立亚投行，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与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斥资总规模超过两万亿美金。

    提出“一带一路”设想的另一个借口是，通过输出基建工程来缓解中国基础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即以中国政府贷款方式注资、出口中国建材并由中国输出劳工完成。从金融运作的角度看，接受援建的国家承担中国政府贷款，若无能力偿还，还可以长期出让自然资源的方式变相偿付，如租用港口或矿藏开采。而执行的结果却令世人侧目：一方面，愿意接受援建的国家主要是穷困欠发达国家，只能以出让自然资源的方式向中国出让利益，这引来国际社会指责“债务陷阱外交”，是新殖民主义。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建设行动，已经构成了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证据；另一方面，为推行“一带一路”的中国投资要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不能及时回收的风险将殃及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习近平最乐于做的事，就是慷慨解除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债，而且是几十亿、几百亿地不断地免除，最近的一次就一次性免除十几个非洲国家总计一千八百亿美金的债务。这被民间戏称为“国际大撒币”，挥霍的却都是国民几十年来辛苦积攒的民脂民膏。

    都不用算细账，习近平接手时外汇储备超过四万亿美金，其中三万亿为外汇注资，一万亿为外汇营收。但习恶政十年下来，外汇储备已跌至三万亿警戒线以下，营收部分则已基本归零，而“一带一路”正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空前的阻力和挑战。

    好大喜功却志大才疏，崽卖爷田公子哥败家行径，习近平恶政之四也。

恶政五：失措「武汉肺炎」祸及人类生存

    肆虐长达三年之久且依然在继续传播的新冠病毒，已成为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流行病之一。时至今日，全球已累计报告逾六亿确诊病例，导致逾六百五十万名患者死亡，目前仍在持续扩散中。换言之，几乎无人没有受到某种程度的遭遇或影响。也因此，病毒溯源是个很容易情绪化的命题，在此暂且不论。

    而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则是疫情防控举措的得失。已知的事实是，新冠病毒最早于一九年十至十一月进入人类社会生活并开始传播，已知的首宗感染个案于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汉市发病，至十二月底，武汉市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医生张继先最早发现和上报此不明原因肺炎，并怀疑该病属传染病。按说自〇三年爆发萨斯病毒以来，中国建立了重大疫情上报系统，此类上报须在一日之内直达中央相关部门。而正值湖北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这一重大疫情被压下未向社会及时通报。期间，就职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李文亮得知其传染性实情，通过微信向同行通报警示，随即遭到公安训诫，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李医生此后不久被派往疫情诊治第一线并被感染患病，一月后不治身亡。

    发现疫情后的最佳应对的第一时间，就这样被湖北官员因政治考量而耽误了，由此直接导致了疫情在湖北省的迅速蔓延，直到除夕夜被迫对湖北武汉和周边城市实行封城，而传播到东亚多国及美国西海岸的若干病例基本得到了及时隔离和治疗。

    长达两个半月的武汉封城期间的实情被严密封锁了，尤其是病毒病理实情被无情地向国际及各国的卫生机构隐瞒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政府的刻意所为，对此声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习近平也难辞其咎；而更为致命的“误操作”则是实施武汉封城的前一天出现的“内部消息走漏”，导致大量感染人群逃离封城。据一份手机定位追踪统计显示，大约有五百万人在封城前逃出，这是导致疫情迅速扩展到中国各地的直接原因；而其中约有数十万人径直离境，形成疫情迅速蔓延至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第二冲击波。至此，疫情的全球蔓延已无法阻挡。

    向世界隐瞒疫情真相，同时让国门洞开，习近平应为疫情在全球蔓延负主要责任！

恶政六：镇压「反送中运动」剥夺香港民众自由权

    一九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后，遭到了香港居民的强烈反对。核心原因起于该草案容许将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内地受审，反对者因不信任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担忧将嫌疑人引渡至大陆会出现不公平审讯的情况，进而损害香港在“一国两制”及《香港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独立司法管辖权地位。

    秉承强势中央政府的意志，或者说摄于习近平的直接压力，港首林郑月娥采取强硬的警察弹压态度，将对立激化到逾两百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的空前规模，抗议持续达十个月之久，最终以暴力镇压、拘禁数万民主人士告终。此后追加颁布的《香港国安法》，全面剥夺了港人的自由权利，基于《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香港回归政治安排，在坎坷实施仅二十二年之后彻底告罄。

    公然违背国际协定，粗暴践踏乃至彻底剥夺港人自由权利，习近平违宪恶政之六也。

恶政七：压制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民权全面恶化

    边疆地区，主要是西藏、新疆和内蒙古三个民族自治区，国土面积占比高达四成，而边境线占比高达六成，可谓半壁江山。毗邻的大国是印度和俄罗斯，皆非友善国家，对土地争议尤为敏感。而蒙回藏三大族裔，与汉民族在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上迥异。鉴于此，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准军事化治理状态。

    习近平执政以来，西藏在班禅转世灵童被中共操纵之后，对达赖未来转世安排已不再怀有任何信任，以往频发的自焚抗争也变得徒劳无益，藏人已转而奉行非暴力不合作态度。而习近平的治藏方略却从“六个必须”增至“十个必须”，特别强调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张；二〇年在内蒙推出的中小学汉语必修和取消蒙语教学的新规定，引起了舆论波澜和抗议行动，许多蒙古族学者和学生家长认为，新措施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入危机，民族矛盾明显上升；而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的施政尤为恶劣。

    伊力哈木·土赫提曾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一四年九月，他被新疆地方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被囚禁在乌鲁木齐的一所监狱；另有维吾尔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在被强迫消失超过三年后，二一年传出确认被关在监狱的消息，她也是自习政以来在新疆被关押判刑的数百名维吾尔学者中的一位；更多的证据表明，在监禁民族学者的恶行之外，中共在新疆正在实行“再教育营”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政策，已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逃离新疆的维族人在很多国际场合展示了大量证据，指控中共在新疆实行的暴政，其中还包括限制人口出生、推行汉化和灌输共产无神论教化等卑劣行径。

    在边疆民族地区强力推行政治洗脑、文化侵蚀和民族压迫，习近平违宪恶政之七也。

恶政八：践踏威胁台湾民主治权

    对台武统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念想，但从来都没有达到习近平这般执着。一来是，铁腕镇压港人抗争的事实，让“一国两制”的欺骗本质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而台湾全民民主制度日臻完善的鲜明对比，对中共集权专制起到了松动基础的民意效应。还有一层个人私念的涌动，习近平想比肩毛邓，而将统一台湾作为超越毛邓的标杆作为。

    鉴于此，习近平执政伊始便开始全面部署备战。他在意识形态上极力诋毁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精华的事实；在军事上全面整改军队为五大战区，迅速加强海空军力量，找借口不断提升台海紧张局势。最近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也披露习近平的内部要求，即做好二七年对台动武军备。

    统一本就是个伪命题，台湾只是分治，主权一直属于中国。若真是要收复失地，主攻目标应该剑指俄罗斯，而习近平却续签了丧权辱国的上海经合协定。

    以武力强加于同胞，欲摧毁中国民主进步仅存硕果，将和平建设的海峡两岸推到了战争的边沿，习近平违宪恶政之八也。

恶政九：开展「战狼外交」与国际民主阵营对立，与俄罗斯国际霸权结盟

    摒弃邓小平确立的“韬光养晦、不作头、不称霸”的国际合作外交政策，习近平公开摆出了要与世界民主阵营一较高下的争霸姿态。在打压自由言论的同时，却鼓动纵容所谓“讲好中国故事”和“制度自信”，一众阿谀宵小脱颖而出，而偏听偏信又使他得出了“东升西降”甚至“已经全面超越美国”的误判；推动整个外交系统摆出一副“战狼外交”的凶恶嘴脸，陷国际关系于极度孤立的不利境地；在国际公共区域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台海明显提升军事存在；主动与伊朗、朝鲜等独裁且崇尚武力的邪恶国家结成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和秩序的主要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自俄乌开战以来，习近平及其帮凶公然与普京强权治下的侵略者俄罗斯结成准军事同盟的真实意图，向世界宣称“中俄合作无上限、无禁区、无止境”，代表习近平访俄的栗战书竟然公开表示为俄国侵乌“策应”协动，将国家与人民绑上了普京侵乌战车。

    违背全民和平发展意愿，诉求国际霸权，将国家置于国际主流民主社会的对立面，习近平恶政之九也。

恶政十：过度「清零防疫」拖垮经济置百姓于民不聊生

    与世界各国积极防疫治病救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武汉封城造成无数人间悲剧的“经验”基础上，变本加厉在全国各地实行「清零防疫」。疫病传播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习近平坚持反科学的一己执念，偏执到国民可以被封死、病死、饿死、跳楼死甚至被打死，唯独不可以染疫病死。这是多么荒唐的非人道施政？！如今又爆出以疫牟利发国难财的种种内幕，就在“十一长假”接近尾声的时候，传出各旅游热门地区突发封禁、扣留游客于官方指定高价酒店自费隔离的普遍现象。

    如此防疫，拖垮了国计民生，置万民于饥饿、困窘绝境，习近平恶政之十也。

    凡此种种恶政，其实还可以举出很多。从本质上讲，习近平上任最高权位以来，滥施小组长治国，变党天下而习天下；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却要狂妄地“定于一尊”；偏听偏信，任人唯亲，挥舞“反腐”大棒剪除异己；违宪修宪，将国家法度置于个人股掌之上。往远了说，是在效法历代帝王行家天下；往近了说，则是全面回归毛集权，做无冕之帝王。

    以红色江山继承人自居，对内实行驭民法术，导致国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对外寻求霸权地位，将国家从国际合作主要参与者变成为孤立无援的未来威胁。习近平之恶政，不只是劣迹斑斑，而是恶政昭彰，已严重地动摇了国本、民本和中共的执政基础。

    既然习近平如此爱恋王道，那就学一学历史上昏庸滥政的帝王，下罪己诏以求国民之宽恕，退帝王位以成国家之救赎。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在华夏百年民主兴衰的历史上，中国华盛顿者仍虚位以待，或许这话他根本就听不懂。

    是时候了，主权在民，天下为公，回归民主，再造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