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4）

保羅·約翰遜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紀的敘事史，20世紀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大蕭條，冷戰、共產主義的興起和滅亡，幾個帝國的崩塌。許多歷史事件對我們今天仍然有影響。蓋棺仍未論定，對20世紀的解讀必然深深影響我們對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寫我們親身經歷的時代的敘事史。本書史實詳實，文筆生動，洞見深邃，是很少能讀到的歷史巨著。閱畢非常喜歡。
         
聯合國：西方民主國家原本應該放棄聯合國，集中精力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擴大為一個全世界範圍自由國家的安全體系。

聯合國典型的雙重標準：白人殺非洲人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事，是對和平的威脅，而非洲人殺非洲人（或者非洲人殺白人，或者非洲人殺亞洲人）則純粹是國內事務，在聯合國的視野之外。身為黑人如今正在成為殺死黑人同胞的執照。

所有非洲國家都推行種族歧視政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驅逐了25萬以上個猶太人，把剩下來的幾千人隔離在猶太人聚居區里。1960年代，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趕走了阿拉伯人，或者剝奪了他們的平等權利。1970年代，亞洲人被趕出了合恩角及中東部非洲的大部分國家，他們到處受歧視；即便在肯尼亞，他們也在1982年受到了驅逐的威脅。在大多數情況下，種族歧視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民意要求。當烏干達政府在1972年驅逐亞洲人的時候，其動機是為了給政府成員及支持者提供免費的住房和店鋪，而不是為了取悅普通的烏干達黑人，他們與亞洲人的關係一直很友好。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通常是政府控制的官方或半官方報紙所宣傳的。1970年代，它們有規律地發表種族歧視材料：亞洲女人有優越感，因此她們拒絕與黑人睡覺；亞洲人用手提箱偷運貨幣出國；亞裔商人都是壟斷者和剝削者；一個典型的標題是“亞裔醫生殺死他們的患者”。

古巴把美國的干涉權曾經寫入了古巴的憲法。《紐約時報》的赫伯特·馬修斯把卡斯特羅描繪為加勒比地區的T.E.勞倫斯。這使得美國國務院改變了觀點。負責加勒比司的威廉·維蘭德此前一直抱持這樣一個觀點：“我知道很多人認為巴蒂斯塔是個王八蛋……但美國的利益要優先考慮，至少他是咱們的王八蛋。”如今，維蘭德改變了立場。1957年，厄爾·史密斯被任命為駐哈瓦那大使，他被告知：“派你去古巴是為了主持巴蒂斯塔的垮台。我們已經做出決定，巴蒂斯塔必須捲鋪蓋走人。”維蘭德派他去找馬修斯了解情況，後者告訴他：“搬掉巴蒂斯塔符合古巴和……世界的利益。”助理國務卿羅伊·魯博特姆和中央情報局派駐哈瓦那的人一樣也親卡斯特羅。

然而當史密斯來到古巴，便認識到卡斯特羅的勝利對於美國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他自掏腰包買機票飛往華盛頓，舉行一次警告性的新聞發布會，他在會上說，美國政府沒法跟卡斯特羅打交道，因為他“根本不會尊重國際義務”。從此以後，國務院便背着他展開工作。這種混亂、欺詐讓人想起羅斯福的外交。華盛頓背着史密斯做出決定，暫停對古巴的所有官方武器銷售。只給叛亂者一方提供武器。古巴人得出結論，美國人改變了政策，也相應地轉換場地。在這之前，卡斯特羅的手下從未超過300人，現在卡斯特羅的支持率急劇攀升。卡斯特羅的“游擊戰”很大程度上是宣傳。正如切·格瓦拉在戰爭結束之後所承認的那樣：“外國記者（尤其是美國記者）的存在，對我們來說比一場軍事勝利更加重要。”

越戰：空軍告訴約翰遜，如果攻勢猛烈、迅速、不斷重複、沒有約束的話，他們可以保證結果。如果攻勢減慢、縮手縮腳的話，他們什麼也保證不了。然而，那恰好就是約翰遜所做的事情。自始至終，轟炸都被各種約束所限制，這些約束完全是政治上的。每個星期二，約翰遜都要舉行一場午餐會，他在會上決定轟炸目標和炸彈的重量：這是重演艾登和蘇伊士的故事。約翰遜並不是他喜歡扮演的那種冷酷無情的人，他被道德約束限製得不能動彈。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多麗絲·卡恩斯敏銳地指出的那樣，對他來說，“受限制的轟炸是誘姦，而不是強姦，而誘姦是可控的，甚至是可逆的”。因此，轟炸非常緩慢地增強，越共有時間建造掩體和進行調整。當蘇聯搬遷防禦導彈的時候，美國的轟炸機不允許轟炸那些正在建設的場地。此外，有16次“暫停轟炸”，沒有一次引起絲毫的回應，美國的72次“和平倡議”都被當作了耳旁風。

20世紀的經驗表明，文明強國的自我約束比無用還要糟糕。朋友和敵人同樣都把這些約束解釋為有罪和缺乏道義自信的證據，而不是人道的證據。

總的來說，美國的民意強烈支持越戰，自始至終它比朝鮮戰爭更得民心。唯一抱敵對態度的是那些被描述為“猶太亞群體”的人。無論什麼時候，約翰遜只要增加壓力，他的支持率就會上升：當他開始轟炸的時候，他的支持率躍升了14個百分點。整個戰鬥期間，更多的美國人批評約翰遜做得太少，而不是做得太多。那些民意很大程度上倒向反戰的一邊，年輕人尤其反戰的說法純屬捏造。事實上，支持撤軍的人從未超過20%，直至1968年11月的選舉之後，到那個時候，政府已經做出了撤軍的決定。在35歲以下的年輕人當中，戰爭升級的支持率始終比年紀更大的人當中更高；年輕白人男性是支持戰爭升級最堅定的群體。

如果能夠保持北越人一直猜測美國會給它的南越盟友提供武力支持，尼克松在南越的撤軍才有意義。但是《戰爭權力法案》、1974年國會對美國軍事介入的禁令，以及國會對南越援助的進一步限制，終結了美國政策必要的模稜兩可。尼克松和他的繼任者傑拉爾德·福特無力阻止北越人違背協議攻占南越。

媒體在宣揚總統的不端行為上是極其有選擇性的。記者們曾保護羅斯福的風流韻事免遭曝光。他們也為肯尼迪做了同樣的事情，隱瞞了下面這個事實：在擔任總統期間，肯尼迪為他的情婦們在華盛頓保留了一套公寓，其中一個情婦是他和一個歹徒共享的。在約翰遜極力讓自己從博比·貝克醜聞中脫身這件事情上，《華盛頓郵報》實際上幫助他抹黑了他的主要原告約翰·威廉斯參議員。約翰遜作為副總統的時候收受過賄賂，尼克松的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也做過這樣的事：阿格紐被曝光並被定罪；約翰遜後來卻住進了白宮。

帝王司法：1877年，首席大法官懷特定下了一個正確的原則：“要防止立法機關的權力濫用，人民必須訴諸選票，而不是法庭。”但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自由主義的美國為了矯治國會拒絕通過積極有效的民權立法而訴諸法庭。嘗到權力滋味的法庭依然沉湎於權力。它們不僅侵蝕國會的合法領域，而且侵蝕了總統的合法領域；不僅插手權力領域，而且插手經濟行為。因此，1970年代初不僅見證了“帝王媒體”的誕生，而且見證了“帝王司法”的誕生。

根據《赫爾辛基協議》的第七項原則，蘇聯政府承諾“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但這只不過是又一份打算違背的條約。事實上，赫爾辛基會議直接導致了不僅在蘇聯，而且在鐵幕後的其他地方廣泛壓制的重新開始。因為它鼓勵異議者走向公開。他們在莫斯科、烏克蘭、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拉脫維亞組成了“促進遵守赫爾辛基協議”的監督小組。類似的運動出現在捷克斯洛伐克、東德、波蘭及其他衛星國。關於違反《赫爾辛基協議》的材料被交給了西方記者。一波暴力迫害的浪潮緊隨而至，在1977年之後的那些年裡達到高潮。監督小組的領導人成了主要的受害者。在某些案子中，克格勃執行了一項新政策：給異議者發流亡簽證，把他們趕出自己的國家。但另外很多人得到了長期監禁、強迫勞動的判決。因此，《赫爾辛基協議》極大地增加了蘇聯侵犯人權的規模和力度。1977～1980年，有24份地下出版物定期出版。1980年，單獨發行的地下出版物的數量突破了10萬份大關。極權國家不承認有政治犯，只有精神病人。儘管爭取赫爾辛基協定之初是克里姆林宮希望使蘇聯對東歐的社會控制合法化，但赫爾辛基進程反而成為人們反對蘇聯統治合法化的基礎。

大學的目的不就是追求卓越嗎？追求平等違背了大學的宗旨。

孫中山首先向英國尋求幫助，但寇松勳爵否決了這一提議。他於是轉向美國，向美國駐廣州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請求為期5年的美國干預，給予美國占領各省首府的權利，管理軍隊、警察、公共衛生的權利，任命關鍵性的行政專家的權利。但這個提議也在1923年被拒絕了，1925年再次被拒。最後孫轉向蘇聯求助。

當人們不是用紙片而是用自己的腳投票時，他們是最誠實的。

20世紀最令人鬱悶的教訓之一是：一旦允許政府擴張，再要縮小它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