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外科醫院家屬社區的生態環境

我的母親1953年進入南昌外科醫院在開刀房任護士，一所南昌最大的醫院。很自然，我自小與大大小小的醫生（知識分子），以及連後勤人員也不待見的護士有接觸，而且我19歲時也進入該院當工友，清潔工。

話說，2008年10 月我回國去南昌。因為時差的緣故，早早起床去醫院家屬社區看看，見到過去的一些老醫生，老護士和老職工在晨練，他們既是我的長輩也是我的同事。大家雖然都駝背變老了，但風姿依舊，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加拿大肯定是那個沒有煙火氣息的山中？

一位前輩的前輩老護士長，軍隊南下幹部，一口河南話，說，“我的兒子嘛，買了幾棟別墅，在深圳開了公司…，”。我認識這位老護士長的兒子，高大帥氣，聰明靈光，可惜當初高考發揮失常落第，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我寒酸得沒救了，大數據時代的加拿大楊白勞回鄉了。我還是躲着點好，別自作多情與人去懷舊，追尋過去的記憶。還有人說起饒大主任醫生的愛兒，著名神經生物科學家兼校長阿毅，豎起大拇指，大讚，“民族英雄，愛國者”。我更覺慚愧，無言以對。因為，我也是當年，改革開放初，從這個醫院家屬區考出去的孩子，怎麼面對“江東父老鄉親”。

退休了。我能自娛自樂，在網上碼字，我考上大學那年，語文勉強及格，姑且簡單描畫1980年以前的醫院家屬社區環境生態。我在省級和縣級醫院家屬區都住過，因為我家曾經下放過5年。我不到2歲，父母離異（都未再婚），我的母親職務沒掛長，年老還在值夜班。父親直到退休還是稅務局科員，原地踏步。

記得1966夏文革開始，我也不明白，那些有大專以上學歷的，與工農兵一樣吃喝拉撒，行事更謹小慎微甚至萎縮，為了蠅頭小利會爭執的一群，為何歸類為知識分子，被標籤為臭老九，靠邊站。其實，回望過去，我的感覺，文革前後，或許是當下，根本就不存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僅僅屬於那些掌握自己所學專業的人士而已。可以說，他們幾乎沒有人文學基礎背景。而醫生的職業更特殊，他們並不臭，還挺香的。尤其那些看得開，年富力強，帶點油膩的業務骨幹，有的雖然文革中暫時被打倒，但還是可以被利用，開刀手術可不是喊政治口號，緊急情況下還是要有真本事上手術台，應證民間傳說“寧當良醫，不做宰相”樸素道理。相對一般群眾，醫生的生活還是算滋潤，當時民間流傳一句諺語：一要聽診器（醫生），二要方向盤（司機），三要殺豬刀（賣肉）。前面三種職業者因為與人打交道，無論如何都有社會關係人脈，有人求，可以利益等價交換。其中，醫生毫無疑問，顯得更體面，文化層次高。

1978年，因為老住院部翻修，醫療業務暫停，我被安排在電工房上班，有線電工非常簡單，裝插頭，接保險絲，最有技術含量的，就是裝日光燈。若去某家修理照明電路，只要領頭師傅高興，順便免費將白熾燈換成日光燈，主人都會很高興，工人，領導和醫生都一樣，無區別，是人嘛，都喜歡占便宜，況且，日光燈使得擁擠的筒子樓住家立刻蓬蓽生輝。與人方便，自己也得方便，下次找他們辦事也容易。如幫人泡病假，讓醫生寫個假條。還有醫生幫我寫個便條（那時通訊不發達，沒私人電話），去找菜市場剁肉師傅。

作為工友的我，還要去院外跑腿（那個年代沒有小車），通知某主任，或醫生來開刀房緊急救援。某天傍晚，我去叫G醫生，他騎車載我返回醫院，見到交警時，他安慰我“崽粒子，坐穩了，不要怕，我認識那位交警，交通大隊的隊長也是我的朋友”，我無比崇拜，說，“G醫生，你，你，你，太傑棍了，路路通，到處都是角”，G醫生,吸口香煙，笑笑，“我的打還不大，算犀利（算什麼）呀，能治白棟才（老省委書記）眼睛，那才叫有通天的本事！”哈哈，G醫生騎車載着我飛奔外科手術室，那個時候叫開刀房。

物質匱乏，生活用品憑票供應。我們的政治學習也是走過場，以打撲克鑽辦公桌為結束。政治口號不能解決嘴饞和肚皮，無論大醫生，還是一般職工，大家普遍話題則是，哪裡可以搞點計劃外的食品。除此之外，老職工還擔心還在下鄉的，以及留城待業孩子的前途。醫院家屬樓區，常常見到有陌生人拎着雞蛋、母雞、肉類食品來詢問打聽某某醫生的住處。有的送錯了門而被收下，為此，造成醫生與醫生之間產生矛盾。

網上公號“知識分子”有篇文章，介紹一位美國生命科學家阿林，他在恢復高考前，曾經是位林業局卡車司機。我與這位阿林曾經同住南昌一個社區，文革後期年代，一般年輕人是很難找到國營單位工作的，更遑論進入事業單位任職被人奉為大爺的貨車司機，令眾人擠破頭去爭奪的職業。由此可見，阿林的父母肯定認識某位實權大人物，我知道其父母是大醫生。按當時南昌人的說法：“好大的打”——路子非常野。扯遠點說四川吧，沒考上大學的著名作家余華，國內外媒體誇他，說，他在成名之前曾經是位牙醫，其實，他就是個牙科學徒罷了，真沒什麼可吹的，只能說，在那個小地方，余的爸爸面子大，所以兒子才能照顧學拔牙，當個普通技士，但在當時，的確是令萬人羨慕的。就我母親所在外科醫院而言，高考恢復前，職工子女安排工種，全憑父母面子大小，大醫生的孩子工作相對輕鬆，可以去“以工代干”。我，只能幹大家挑剩不要的工作，醫院清潔工。當然我還是“磕頭上香”感恩，起碼比下鄉強千萬倍。不過要說明一下，醫生也有不得志的受氣包。我估計，45年前國內醫院家屬社區生態都一個樣。就南昌而言，孩子幾乎在一個學校就讀，比聰明學習能力，大人比社會資源人脈關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南昌話叫“你有幾大的打，打，大不大”，能否“通天”。醫院無法安排子女好工作，可以想辦法走關係去國企，當年，老南昌手錶廠，電影機械廠，無線電廠，儀表廠，運輸公司等都是響噹噹的，要削尖腦袋，走大關係才可以擠進去的地方。

改革開放後，高考恢復正常，整個醫院上上下下的話題的中心又轉為考大學，北京上海首選、南京武漢廣州好過省內，家門口念大學也高興，至少解決就業問題。南昌夏季酷熱，家家戶戶門窗暢開，職工住房又擁擠，哪戶，一點微小的聲響都會驚動左右鄰居，1978 年夏天，酷熱炎炎，整個醫院家屬區不時震撼沸騰，此起彼伏，比原子彈爆炸更威，砰砰砰…，大家從午睡中驚醒，又是誰家的孩子上了高考分數線，一家三代，悲喜交加。接着又是誰的孩子被名校錄取，父母抱個大西瓜切片送至各家各戶。那個年代，大家還沒有外出飯局的經濟能力，謝師慶賀酒席只能辦在家裡，熱鬧場面真是讓家屬區同事熟人羨慕不已。

孩子考上了大學，父母驕傲更得榮耀，別人還會夸“你孩子爭氣，有出息”。有些醫生造發差點，比較背運，不得志吧，但他們的子女卻中頭彩，被清華北大復交錄取，忽然之間，揚眉吐氣，叼着煙，邊走邊回應別人的讚許，“哈哈，我屋裡的崽粒仔，真會爭氣”。孩子之間相互比，聰明，頂子，傑棍，無擋。多少淚水和歡笑…。當然，個別志向高遠的孩子，雖然北大清華等現代985院校落選，但在他們的心中，已經埋下了“復仇”的種子，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經歷幾十年臥薪嘗膽，他們迂迴包抄，終修正果，登上Nature，Science，Cell封面榜，榮歸故里，甩那些當年高考高分者幾條街…。並且，他們還不忘順帶夸自己在美國出生的孩子，都有了既能賺高薪，又屬高大上的職業，況且還是畢業於血統純正的藤校。

回望過去，無論如何，我應該感謝我居住生活過的醫院家屬社區，否則，沒有什麼能激勵我去往前奔。另外，感謝家屬社區那些當年在南昌二中，十九中念重點班的應屆高中生，他們借給我自己學校的數理化模擬考試卷（屬違反校規），雖然我只能瀏覽2小時，但對我的高考複習非常有益。我還懷念1970-1980年代社區的公共廁所，雖然那裡蠅蛆成堆，臭氣熏人嗆肺，那卻是我的“醒吧克”，公廁味道接地氣，對我可以醒腦，尤其，下班後的睏乏。當然，公共廁所也是我們過去的交流平台和微信群，什麼樣的信息都有，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物價走向，高考熱點。我常常在如廁期間，向那批應屆高中畢業生請教難題解答。

幾十年轉眼即逝，我早已步入花甲。我怎麼給知識分子一個準確的定義？沒有，我在國內衛生部院所和高校工作17年，去哪兒能找高大上的人？如今大數據時代，流量就是一切，只是不斷見到，一批又一批將科學轉化為性感（make science sexy）的帥哥美女。人，生來帶有“原罪”，人，無論是誰，包括我，喜歡披着的道德的外袍，其實裡面爬滿了虱子，去不斷的指責別人。基督的光照之下，我們內心黑暗，如蟲如蛆。世上已經沒有知識分子，只有窮人和富人，更好聽的說法，成功的人和失敗的人。人，無論學識多高深，首先關心的是自己的名利。整個社會生態是崇尚爭競，歧視退讓，而且還要帶上政治正確的光環。當下，給社會帶來的最大的正能量，無非是，名校本科，血統純正。某領域大咖，自駕穿越，揚帆環繞地球，最低也得有美妙身段和靚麗的舞姿和歌喉，跨界開通視頻直播。知識分子只剩概念，社會精英反覆使用它，甚至濫用，成為一個高大上的身份。每個人的工作、生活中見到的，卻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精神嚴重缺失。返璞歸真，總之，大家都是凡人，並且是帶罪的病人，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拯救和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