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听说过一句格言：知识就是力量。据说出自英国的培根。 力量与权力在英语中是一个词：power。培根的格言或许也可以译成：知识就是权力。 想到这句格言，是因为最近读的两本书：《破茧》（书评见此）和《李鸿章传》。前一本书是中国21世纪的新进学人施展在殚精竭虑，通读古今，希望中国权力阶层能够看见他的清醒分析与理性判断，希望影响中国与世界的走势。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李鸿章最好的传记作品。李鸿章在中国的历史教育里被脸谱化，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李鸿章传》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知识精英代表的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与批评。 作为清朝末年的知识人、士大夫之代表，李鸿章一生成就卓著，既是军事家，又是外交家；既是“同治中兴”的重要政治人物，又是中日甲午海战以及战败后签订所谓“丧权辱国”条约的主要代表。可以说，李的一生，就是中国知识人与权力纠缠的一生。 从《破茧》联想到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许章润戊戌年（2018年）写的《戊戌六章》。通读全书，许披肝沥胆、呕心吐血，完全是千年前北宋知识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形象。 施展、许章润、李鸿章、梁启超，乃至于范仲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是知识人。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都与权力纠缠。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想象理想的国家应由“哲人王”来掌权。哲人王是最有知识最有智慧者。可见在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知识人与权力的关系就已经得到关注与思考了。 二十世纪末的“知识爆炸”、“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让知识、技术凸显了其对生产力的强大影响力。2022年，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在中国面对武肺疫情的左支右绌中，在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之后，我们看到：知识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经济、技术格局上的实际应用。 然而知识人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许章润呕心沥血出书建言，换来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施展出书建言最好的结果是无人问津；并且还有因言获罪被文字狱的危险。这两位当代知识人，作为今日中国少数清醒的思想者，对于中国的权力之影响现在看来大概率是微乎其微。有人会说：他俩没有影响力是因为他俩手中无权。 那么，清朝末年的李鸿章呢？他可是手握重权的。他对于清帝国、对于中国的贡献呢？梁启超对他的评价：“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从《李鸿章传》的描述，李之执掌大权经历曲折， 积累多年，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战功卓著，后来又平定捻乱；在外交上不必说了，许多重大条约李都是主要代表，还因此被中共的历史家贴上“卖国贼”的标签。 了解中华帝制的人都知道：清朝不是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元明清早就不复存在了。范仲淹能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与宋朝对知识人的优遇与尊重分不开的。被历史学家黄仁宇并称为第三帝国的元、明、清三朝，知识人与权力的关系具体体现在李鸿章身上：知识人是权力的奴仆；掌权者是知识人的主子。 梁启超说李“不学无术、不敢破格”的短处，几乎就是元、明、清三代知识人的共同特点。知识人在精神上的奴化与中华第三帝国时期皇权专制日益极权化，对于知识人的控制与打压日益强化似乎是互为因果的。 1949年之后的中共政权，是中华第三帝国皇权专制的借尸还魂，是比皇权专制更坏的极权专制，是纳粹德国、史达林俄国两大极权主义政权的集大成者。 极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对个人思想、灵魂的控制欲望。如果说，皇权专制还只是想要奴役知识人，让知识人为专制制度服务的话。极权主义不满足于奴化知识人，它还要更进一步，企图控制知识人的思想乃至灵魂，使得知识人变为有知识的僵尸。 我们看到：中共政权从延安时期开始，就通过所谓的“教育”，特别是所谓“思想改造”运动，来打击乃至消灭知识人中的独立思考者。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大规模的洗脑运动。 考察中共历史，这类运动反复进行，反复出现。原因很简单：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智主义的。知识的本质是自由。知识人本质上是反专制反极权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政权历次运动的集大成者，本质上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一场大战，或者准确地说，是中共政权对中国知识人发动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大革文化命”，全面镇压、打击、乃至消灭中国知识人，从而维护中共政权的极权统治。 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条线索：权力阶层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权力与知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秦汉第一帝国是反智主义的，不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钳制思想、打压知识人，或者统一思想式的洗脑愚民。权力对知识的关系可以总结为：能够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消灭。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上看，最强盛的唐宋第二帝国时期，知识人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是最高的。皇权专制优待知识阶层，从而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与治理的技术支持。权力阶层与知识阶层之间的关系最接近于合作共治。 元明清第三帝国，权力从中央集权走向皇权专制，从威权主义日益走向极权主义，权力对知识及知识人人更加仇视，独裁者倾向于认为：知识越多越危险。各种文字狱及对知识人思想的钳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十倍百倍。知识人混得好，就是个权力的奴才；混的不好，就被文字狱身首异处。 1949年之后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中华第三帝国的晚期，权力极端仇视知识与知识人的阶段。知识人是中共历次运动迫害、打击的主要对象。中共政权在对知识人的大规模打击上面可谓史无前例。而华夏民族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大灾难：1949年到1976年，中国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梦魇：经济崩溃、政治破产、社会混乱、文化凋敝。 1978年到1989年，知识与知识人重新得到尊重。中共开始进入利用知识人的模式。 1989年，知识人再次崛起于六四学运、民运。中共政权再次面对知识人的挑战。当年的北京等地大学生的政治诉求主要不是反对中共政权，而是要求加快政治层面的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 一切专制权力都是相似的：当它们面对重大挑战时，最常见的应对模式就是暴力压制。中共政权撕掉了代表人民的假面具，向民众开枪，用坦克碾压学生。 之后，中国民众的政治诉求被压制，全民经商。知识人帮助发展经济、技术、社会，不碰政治。 2012年习近平爬到中共最高位置之后，极权主义死灰复燃。中共对政治异议者（主要时知识人）的迫害、打击甚至肉体消灭日益增多。 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政治犯刘晓波不仅牢底坐穿，还虐死狱中。 2020年，政治异议人士、法学教授许章润被逮捕、被清华大学解雇。 2022年10月，北京四通桥勇士彭载舟公开抗议之后，被中共政权绑架失踪。 而像刘晓波、许章润、彭载舟这样的异议知识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命运都是被中共政权暴力绑架、监禁、逮捕…… 2022年11月，白纸运动出现在中国。这一次，中国民众的政治诉求指向了中共政权，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中共政权再次面临知识人的挑战。全国几十所高校学生发生群体运动，抗议中共的“清零政策”、“封城政策”，在一些城市也出现了群众运动。 纵观三千年的中国历史，知识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一直与中华文明的走向密切相关。2022年的中国，中华文明已经走到了极端危险的境地。知识人自由主义的天性使得极权主义的高压无法长期大范围让他们消音，而中国民众在过去三年中对中共防疫政策的种种不满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发泄的渠道。 中国白纸运动（或抗议）能否发展为真正的社会革命还有待观察。然而，从1989年的要求改革到2022年的要求中共下台，中国知识人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很重要。从历史上看，真正的社会革命总是在民众的思想革命之后。 1898年，中国知识人发起戊戌变法，要求清朝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改革，被权力阶层内部的保守势力无情镇压。（这和1989年六四运动的思路与结局何其相似？！） 1905年，清朝统治者包括保守势力开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中国民众抛弃了他们，抛弃了君主立宪以及自上而下改革的选项，选择了推翻清政权的共和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政权倒台。（且看这样的历史会不会在中国重演？） 施展有一个观点：历史学是最好的未来学。我不完全相信他。然而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一直走循环路线，王朝的更迭、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等等。西方汉学界认为：中国历史有一种王朝更迭模式，颇有道理。或许，施展的观点在中国有效？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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