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時候，聽說過一句格言：知識就是力量。據說出自英國的培根。 力量與權力在英語中是一個詞：power。培根的格言或許也可以譯成：知識就是權力。 想到這句格言，是因為最近讀的兩本書：《破繭》（書評見此）和《李鴻章傳》。前一本書是中國21世紀的新進學人施展在殫精竭慮，通讀古今，希望中國權力階層能夠看見他的清醒分析與理性判斷，希望影響中國與世界的走勢。 梁啓超的《李鴻章傳》是迄今為止對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李鴻章最好的傳記作品。李鴻章在中國的歷史教育里被臉譜化，被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籤。《李鴻章傳》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近代知識精英代表的梁啓超對李鴻章的看法與批評。 作為清朝末年的知識人、士大夫之代表，李鴻章一生成就卓著，既是軍事家，又是外交家；既是“同治中興”的重要政治人物，又是中日甲午海戰以及戰敗後簽訂所謂“喪權辱國”條約的主要代表。可以說，李的一生，就是中國知識人與權力糾纏的一生。 從《破繭》聯想到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許章潤戊戌年（2018年）寫的《戊戌六章》。通讀全書，許披肝瀝膽、嘔心吐血，完全是千年前北宋知識人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形象。 施展、許章潤、李鴻章、梁啓超，乃至於范仲淹，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都是知識人。他們的另一個共同點：都與權力糾纏。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想象理想的國家應由“哲人王”來掌權。哲人王是最有知識最有智慧者。可見在兩三千年前的古希臘，知識人與權力的關係就已經得到關注與思考了。 二十世紀末的“知識爆炸”、“信息革命”、“經濟全球化”讓知識、技術凸顯了其對生產力的強大影響力。2022年，在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在中國面對武肺疫情的左支右絀中，在中美貿易戰的硝煙之後，我們看到：知識的力量在世界政治、經濟、技術格局上的實際應用。 然而知識人呢？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許章潤嘔心瀝血出書建言，換來的是“莫須有”的罪名身陷囹圄。施展出書建言最好的結果是無人問津；並且還有因言獲罪被文字獄的危險。這兩位當代知識人，作為今日中國少數清醒的思想者，對於中國的權力之影響現在看來大概率是微乎其微。有人會說：他倆沒有影響力是因為他倆手中無權。 那麼，清朝末年的李鴻章呢？他可是手握重權的。他對於清帝國、對於中國的貢獻呢？梁啓超對他的評價：“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從《李鴻章傳》的描述，李之執掌大權經歷曲折， 積累多年，在平定太平天國運動中戰功卓著，後來又平定捻亂；在外交上不必說了，許多重大條約李都是主要代表，還因此被中共的歷史家貼上“賣國賊”的標籤。 了解中華帝制的人都知道：清朝不是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在元明清早就不復存在了。范仲淹能夠說“先天下之憂而憂”是與宋朝對知識人的優遇與尊重分不開的。被歷史學家黃仁宇並稱為第三帝國的元、明、清三朝，知識人與權力的關係具體體現在李鴻章身上：知識人是權力的奴僕；掌權者是知識人的主子。 梁啓超說李“不學無術、不敢破格”的短處，幾乎就是元、明、清三代知識人的共同特點。知識人在精神上的奴化與中華第三帝國時期皇權專制日益極權化，對於知識人的控制與打壓日益強化似乎是互為因果的。 1949年之後的中共政權，是中華第三帝國皇權專制的借屍還魂，是比皇權專制更壞的極權專制，是納粹德國、史達林俄國兩大極權主義政權的集大成者。 極權主義的本質決定了其對個人思想、靈魂的控制欲望。如果說，皇權專制還只是想要奴役知識人，讓知識人為專制制度服務的話。極權主義不滿足於奴化知識人，它還要更進一步，企圖控制知識人的思想乃至靈魂，使得知識人變為有知識的殭屍。 我們看到：中共政權從延安時期開始，就通過所謂的“教育”，特別是所謂“思想改造”運動，來打擊乃至消滅知識人中的獨立思考者。思想改造運動，就是大規模的洗腦運動。 考察中共歷史，這類運動反覆進行，反覆出現。原因很簡單：極權主義本質上是反智主義的。知識的本質是自由。知識人本質上是反專制反極權的。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政權歷次運動的集大成者，本質上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一場大戰，或者準確地說，是中共政權對中國知識人發動的大規模政治鬥爭。其目的就是“大革文化命”，全面鎮壓、打擊、乃至消滅中國知識人，從而維護中共政權的極權統治。 中國的歷史一直有一條線索：權力階層與知識階層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權力與知識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秦漢第一帝國是反智主義的，不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或者鉗制思想、打壓知識人，或者統一思想式的洗腦愚民。權力對知識的關係可以總結為：能夠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消滅。 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上看，最強盛的唐宋第二帝國時期，知識人在社會政治中的地位是最高的。皇權專制優待知識階層，從而獲得統治的正當性與治理的技術支持。權力階層與知識階層之間的關係最接近於合作共治。 元明清第三帝國，權力從中央集權走向皇權專制，從威權主義日益走向極權主義，權力對知識及知識人人更加仇視，獨裁者傾向於認為：知識越多越危險。各種文字獄及對知識人思想的鉗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十倍百倍。知識人混得好，就是個權力的奴才；混的不好，就被文字獄身首異處。 1949年之後的中共政權，本質上是中華第三帝國的晚期，權力極端仇視知識與知識人的階段。知識人是中共歷次運動迫害、打擊的主要對象。中共政權在對知識人的大規模打擊上面可謂史無前例。而華夏民族也遭受到史無前例的大災難：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夢魘：經濟崩潰、政治破產、社會混亂、文化凋敝。 1978年到1989年，知識與知識人重新得到尊重。中共開始進入利用知識人的模式。 1989年，知識人再次崛起於六四學運、民運。中共政權再次面對知識人的挑戰。當年的北京等地大學生的政治訴求主要不是反對中共政權，而是要求加快政治層面的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 一切專制權力都是相似的：當它們面對重大挑戰時，最常見的應對模式就是暴力壓制。中共政權撕掉了代表人民的假面具，向民眾開槍，用坦克碾壓學生。 之後，中國民眾的政治訴求被壓制，全民經商。知識人幫助發展經濟、技術、社會，不碰政治。 2012年習近平爬到中共最高位置之後，極權主義死灰復燃。中共對政治異議者（主要時知識人）的迫害、打擊甚至肉體消滅日益增多。 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政治犯劉曉波不僅牢底坐穿，還虐死獄中。 2020年，政治異議人士、法學教授許章潤被逮捕、被清華大學解僱。 2022年10月，北京四通橋勇士彭載舟公開抗議之後，被中共政權綁架失蹤。 而像劉曉波、許章潤、彭載舟這樣的異議知識人，在中國成千上萬，他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的命運都是被中共政權暴力綁架、監禁、逮捕…… 2022年11月，白紙運動出現在中國。這一次，中國民眾的政治訴求指向了中共政權，喊出了“共產黨，下台！”的口號。中共政權再次面臨知識人的挑戰。全國幾十所高校學生發生群體運動，抗議中共的“清零政策”、“封城政策”，在一些城市也出現了群眾運動。 縱觀三千年的中國歷史，知識人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一直與中華文明的走向密切相關。2022年的中國，中華文明已經走到了極端危險的境地。知識人自由主義的天性使得極權主義的高壓無法長期大範圍讓他們消音，而中國民眾在過去三年中對中共防疫政策的種種不滿也一直在尋找一個發泄的渠道。 中國白紙運動（或抗議）能否發展為真正的社會革命還有待觀察。然而，從1989年的要求改革到2022年的要求中共下台，中國知識人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一點很重要。從歷史上看，真正的社會革命總是在民眾的思想革命之後。 1898年，中國知識人發起戊戌變法，要求清朝統治者實行自上而下的君主立憲改革，被權力階層內部的保守勢力無情鎮壓。（這和1989年六四運動的思路與結局何其相似？！） 1905年，清朝統治者包括保守勢力開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中國民眾拋棄了他們，拋棄了君主立憲以及自上而下改革的選項，選擇了推翻清政權的共和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滿清政權倒台。（且看這樣的歷史會不會在中國重演？） 施展有一個觀點：歷史學是最好的未來學。我不完全相信他。然而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一直走循環路線，王朝的更迭、國家的統一與分裂，等等。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歷史有一種王朝更迭模式，頗有道理。或許，施展的觀點在中國有效？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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