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歲月6 ，遇見“大官” 巍文伯和陳丕顯（下）

作者  若雲

序：《文革歲月》和《似水年華》，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故事。文中的“我”不一定是若雲本人，特此說明，以免誤解，謝謝。

又是一個晴朗的春天，風和日麗，陽光明媚。學校的進口小車把我送到“大官”那裡，進去後，竟然沒有說一句話。他給我一張紙條，叫我給魏文伯。而且叮囑我，可以看條子，但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沒有看內容，老老實實地照他說的做了。

文革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天，我在五官科醫院幫工，記得在汾陽路；院長帶來二位長相像老農民的土八路，很嚴厲地命令我說：

“跟我走。”就這樣被抓到青浦XX鎮，關在那裡被整了六個月，好可怕啊！和朋友同學完全隔絕，沒有自由，沒有人能說一句話；說度日如年，真是一點也不誇張。他們要幹什麼？說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是華東最大走資派的間諜！六個月後，回到學校，我們的女班長，好像什麼都不知道，還問我說：

“怎麼會這樣，咋回事？全身除了骨頭，沒有三兩肉。”是的，我的體重減了十幾斤，自己覺得好像死了一回，剛從地獄回到人間似的。

自從女班長這麼凶對待第二位“大幹部”，我和她的關係變得正經起來，不再說我們去“戀愛”，也不說未來“妻子丈夫”這些廢話或笑話了。

有一次，院革會組織部開會，部長突然宣布由我負責XXX專案，其他人不要干擾。真的，第二天就有車送我去第二個“大幹部”隔離審查的地方。一進門，老頭用手示意我坐下。然後，他十分出乎意料地說：

“小老鄉，你真不知道我是誰？”停了一會，看我有點木呆，他又問我：“你知道XX、XX、XX嗎？我出生在XXXX，你是XX人，不對嗎？” 這時我已經猛醒過來，很開心地告訴他：

“是的，我出生在XX，您出生在我的隔壁鎮。您的名氣很大，我在老家就知道你在北京當大官，就是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你。”他用一種發自內心的童年表情看着我，然後才慢慢地問：

“我們是不是老鄉？”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說：

“是的，是地地道道的老鄉，而且是鄰居。”遲疑片刻，我吱吱語語地有點美中不足地說：“你是學生就好了。”他異常吃驚地問：

“為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他：

“好相處。”他高興地笑了：

“不，現在更好相處。上次一張小紙條，讓你被整了六個月。以後不會了，沒有人敢或會碰你。”我茫然地看着他問：

“你怎麼知道？”他又笑了，笑得自然而親切，喝了一口咖啡，他看着我問：

“不相信？”我已完全意識到內在因素，所以十分肯定地回答說：

“不，不，我信。”從此以後，我每周來一次，做二件事：一是匯報醫學院情況；二是魏文伯的處境，後者是李靜一告訴我，讓我轉告訴他。大概是二個月後的最後一次見面，陳丕顯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是他小孩的電話號碼。告別時他說：

“小老鄉，你不可能再來這裡了。有事，打電話給我孩子。別忘了，小老鄉，你需要什麼都可以跟我孩子說，我很快會知道，會及時幫助你。”我當時的心情，真有點說不清，既幸福又茫然，既親近又遙遠。不管怎樣說，一生中能在青春年少時，認識這二位“大官”、長者、老前輩，一位還是老老鄉，總還是老天的眷顧。

附註（歷史資料主要來自維基百科等）：

1、魏文伯（1905年3月－1987年11月15日），出身農民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後轉任上海市委副書記，華東局秘書長。1965年柯慶施死後，和陳丕顯，曹狄秋成為華東地區最高負責人的華東局書記。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後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國家司法部部長，中顧委委員。1987年11月15日在上海逝世。

2、陳丕顯（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曾用名陳家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1965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1977年2月，陳丕顯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1982年10月調往中央工作，任 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等。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

3、陳同生（1906—1968），筆名農菲，曾用名張翰君、原籍湖南零陵。1924年參加革命，曾任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今中記協前身）秘書長、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等職。1955年6月調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後兼任黨委書記。1963年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68年1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一打三反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運動。 該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一打三反」的名稱，來自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 「一打」對象是各地殘存反抗中共權威的人，「三反」目的是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