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和學術成就被嚴重造假和造神中的陳寅恪16

京都靜源教授、文學博士

十五、嘩眾取寵的對對子入學考試

陳寅恪先生一生都沒有去掉喜歡出風頭、為天下先的老毛病。我認為這主要是由以下兩個原因決定的。其一是湖南人的地方傳統，凡事喜歡強出頭，脾氣比較剛爆。其二就是他沒有取得任何學位的自卑的陰暗心理，一有機會總喜歡標新立異以顯示自己真才實學、真知灼見。

陳寅恪先生在《金明館叢稿·附記》一文中放料說：“時寅悟已定次日赴北戴河休養”。根據我們的考察他其實去的是青島。而非北戴河。1931年4月26日致傅斯年信：“弟日内拟赴北戴河住数日，与俞平伯同行。因近日神经大衰弱，前曾发热也”。而在1932年5月26日致胡適信落款是“青岛舟中”。再根據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考題引起社會震動，則當時陳氏寫信答復說明亦當發生在八月中下旬為合理，實際上，1932年9月5日，陳氏公開發表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證明了這一年陳氏去的是青島。王震邦先生等人在陳寅恪研究專著中依然沿用陳氏北戴河度假之說，可見在陳氏的口述史學面前，我一向指控陳粉們的“所有人的學術考證功夫立刻清零”這一現象再次出現。為什麼陳寅恪先生故意記錯呢？只因為當時北戴河度假已經成了特權階層的一個標配！清光绪二十四年，晚清政府将北戴河海滨劃定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到了民國時代，这里逐漸被建成了有著濃厚的法國風格、德國風格、西班牙風格不同的分區域避暑盛地。無論是民國時代還是新中國時代，到那裏避暑都是特殊身份和權貴階層的象徵。因此，陳氏故意在出版的著作後將其歷史上的“青島度假”更改為“北戴河度假”，乃是滿足他自己的特權階層心理和高人一等的陰暗心理。眾所周知，當時北戴河度假早已經成為中國特權階層的特殊福利待遇。這本來和陳寅恪先生毫無任何關係的福利制度，居然也成了陳氏自我吹牛的一個機會。

  李琦先生在《北平雜憶：一個綿延的辯論》一文中就客觀敘述了這個現象：本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國文試題有對對子一項，有“孫行者”。這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因之罵聲四起。面對非議，1932年9月5日，陳寅恪致函劉文典，專門談對對子考試問題，該信可以說又臭又長，極盡買弄，幾乎快要把語言學基本發展和核心要點全部傾囊堆出來。這封離題萬裏、躲躲閃閃的所謂學術來函，表現出了陳寅恪先生一貫的風格和毛病。大概編者也意識到了這樣的文章實在不忍卒讀，所以在同年8月15日《世界日報》收那個發表了這封信的簡本《“對對子”意義： 陳寅恪教授發表談話》為自己辯解。

雖然這個錯誤的、出風頭的考試事件至今爭議幾十年了，但是當年的一個人的評價依然一針見血，即：塵憫光先生《讀了〈讀了“振凱”君的由清華大學考試技術引起我的幾句話之後〉之後》一文：“對對子是中國舊日封建社會中的文人不務實際，專意瞎費腦力幹著玩兒罷了！而以素負重名之清華大學也就把學生往以之亡國的不事實際上引，嗚呼！”

  其實，這個嘩眾取寵事件的核心問題是：對對子考題是否超出了教學大綱的規定！這才是問題所在。即：如果上述陳氏本人的那些又臭又長的解釋，那些學術理論屬於大學階段必須學習的內容，那麼就不該作為大學的入學考試而要求；如果屬於研究生階段必須學習的內容，那麼就不該屬於研究生的入學考試而要求。陳氏本人從未接受過完整而系統的大學本科和研究生專業教學和考試訓練，他對於如何按照教學大綱教學和考試，完全是模糊的。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所開設的課程基本屬於既大而空的範疇，根本不符合培養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和培養系統。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這樣的出題完全是違反教學大綱和考試基本要求的不負責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