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樵人是近年著述頗豐的作家，小說、散文，佳作連連，尤其對宋史有深邃獨到研究，大作《宋殤》，揭秘兩宋衰亡密碼，見微知著，為後世戒。

文山樵人近作《筆上梁山》另闢蹊徑，基於對宋代社會政情的細研，和對名著《水滸傳》入微的解讀，及對人性的無情解剖，從非常的角度描繪出了大家熟知的水滸人物少為人知的不同風貌個性，讓讀者賞心快意，也讓讀者自省。但囿於規制，《筆上梁山》原稿中的兩篇在出版時被砍掉了，而這兩篇恰是對人性的惡的直擊。文山樵人慨允在此貼出這兩篇，“梁山好漢們為什麼要吃人”和“你絕對想不到《水滸傳》裡的最大色狼竟然是他”，以免大家有遺珠之憾，也為本博增色太多，是為謝！

老礁

梁山好漢們為什麼要吃人？

《水滸》裡有許多血腥情節，不乏開膛破肚、人頭飛滾的場面，但其中最為震撼和恐怖的毫無疑問是“吃人”。

人類互食，本是尚處於原始形態的上古人類出於生存需求的野蠻行為，而文明時代自然視此為極大的罪行和不可饒恕的惡為。然而水滸故事發生的北宋時代，已經是華夏文明盛極之時，施耐庵何以反覆在書中將這種殘忍血腥的變態行徑加諸於梁山好漢們身上？

說到梁山好漢吃人，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十字坡孫二娘黑店的人肉包子。能將人肉按照不同“品質”剁了充做黃牛、水牛肉賣，想來那後廚的刀法必不在龍門客棧的那個韃子之下。但是書中並未對細節進行描寫，只是停留在了孫二娘和張青的口頭表述。

《水滸》中提到吃人的類似情況還有幾次，黑三胖子宋江就親身經歷過兩回：一次被燕順、鄭天壽、王英當做“牛子”，心肝差點被剖出做成醒酒湯；一次是被催命判官李立麻翻，都洗剝完畢上了肉案子，被李俊趕來從操作台上救了下來。

而真正正面寫到吃人肉的有兩處：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無為軍，張順活捉黃文炳》、和第四十三回《假李逵剪徑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巧的是兩次動手的都是李逵。

先看第一次。黃文炳被捉，只求速死，但這時“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吃。”對黃文炳的這一“處理意見”立即得到了晁蓋的贊同。於是李逵“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到這還不算，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作醒酒湯”。而與此同時，黃家闔門四十五口不分良賤，在一片哀號聲中被梁山好漢屠戮一盡。

大家讀完這段宋江、晁蓋們燒烤野炊，歡聚BBQ的文字，想來被激起的只能是雞皮疙瘩，而非食慾。

再看第二次。李逵殺掉冒充自己打劫的李鬼後，“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着自笑道：好痴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卻不會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乾淨了，灶里扒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

這次與上次不同，似乎只是為了充飢。但充飢已有三升好米，吃人肉也許是對肉食的嗜愛，因為書中多次描寫李逵無肉不餐。

另外，旱地忽律朱貴素不顯山露水，但其長期經營梁山下的酒店，竟有“將精肉片為羓子，肥肉煎油點燈”的創意。比起其他人肉店，朱貴不但菜品有創新，而且將人肉製品及殘渣的功能發掘極盡，使每一份“原材料”都真正做到了人間蒸發，不留痕跡。

再回頭看王英要吃“牛子”宋江時，“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了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有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的心窩裡。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了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吃。”

王英在吃人心肝時，要將包裹心肝的熱血潑散，這樣才有“脆了”的好吃口感，可見王英對於人肉吃法有一定的講究，更有一定的歷史。相比於僅限於充飢的李逵，要求“有滋有味”的王英已把吃人肉上升到了“烹調”的高度，可見他對生活品質還是有更高一點的追求的。

《水滸》中梁山好漢們的殘暴通過多次濫殺無辜、連坐毗鄰早已足可證明，似乎無需再贅筆於食人一節。然而書中為何反覆強調吃人？樵人讀《水滸》不下30遍，讀過的版本也有4、5種，禁不住稍微做了點研究。

樵人以為，原因大約如下：

其一，極端的報復手段。

中國有句古話“食肉寢皮”。把仇人當做食物來吃掉，並非是因為味美，而是要對仇人的人格進行最大的侮辱和摧毀，以此實現最為徹底的報復——即我不把你當做同類，而是與禽畜一樣的食物，且也確像對待禽畜一樣宰殺、烹製和食用。

其實這種將人物化的惡習留存至今，“女體盛宴”就是一例。當美艷嬌嫩的女性身體被當成美食的器皿與餐桌時，實則就是將人或人的部分間接地當做商品來出售，此時人的尊嚴立即蕩然無存——這何嘗不也是“吃人”？

其二，人格的自瀆。

書中至少提到三家人肉鋪子。不僅吃人，更把人肉作為生產資料進行加工和交易，這不僅是殘忍的問題，而是對人類倫理和尊嚴的最大踐踏，更是一種宣言：我連人肉都敢吃，那麼我已將我的道德底線徹底摧毀，人世間的任何法律和道德將對我不再有任何約束！連人肉都敢於嘗試，那麼再做其他罪行時，將不會再有任何心理負擔。這絕對是人性的自我拋棄和淪喪，這是強盜自己為自己納的投名狀。

其三，人物塑造的需要。

宋江要殺黃文炳時問：“哪個兄弟替我下手？”李逵應聲而出。這絕非閒筆——李逵是宋江最忠實的奴僕，由他動手與宋江親自動手無異，這是作者在暗示讀者，李逵是宋江人性中惡的一面的人物化體現，宋江偽善面具下的蠻霸、兇殘都會通過李逵來表現和顯露。

而李逵最終的下場也印證了這一點。他替老大宋江殺人、烤人並吃人（當然他自己在這過程中必定也感受到了畸形的快感），最後老大宋江臨死前也賞他一死（朝廷並未有要殺李逵的舉動，可見宋江的擔心實則儘是自私）。

宋江對李逵的這種做法，亦是吃人的一種，同樣令人不寒而慄。

《水滸》的吃人，是吃人心、吃人性，但可嘆的是，這“吃人”的惡念惡行，古今如是，竟沒有絲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