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倭患的根源

大多數的研究認為，明朝時猖狂一時的倭寇與當時的“海禁”政策密切相關。

明朝建立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除了政府與海外國家保持朝貢貿易關係外，其他民間海上私人貿易一概禁止。明太祖洪武時期一再下令：“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申禁人民無得擅自出海與外國互市”。明成祖永樂時期稍有鬆動，但依然把“海禁”政策當作不可違背的“祖訓”。

此後，“海禁”政策時緊時松，總的趨勢是以“禁”為主。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伴隨着西方國家來到中國沿海，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增長，“海禁”政策顯得愈來愈不合時宜。

當時的中國與海外各國維持着一種傳統的朝貢體制，明朝皇帝自視為“中央之國”，把周邊各國都看作是它的藩屬，構成一種藩屬國向宗主國的朝貢關係。萬曆《明會典》關於“諸番國及四夷土官朝貢”事宜，有這樣的記載：

東南夷：朝鮮、日本、琉球、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暹羅（泰國）、占城（越南）、爪哇、蘇門答剌（印度尼西亞）、瑣里、蘇祿（菲律賓）、古里（印度）、滿剌加（馬來西亞）、榜葛剌（孟加拉）、錫蘭山（斯里蘭卡）、呂宋（菲律賓）、木骨都束（索馬里）等；

北狄：韃靼、瓦剌（蒙古）等；

東北夷：海西女真、建州女真等；

西戎：哈密、畏兀兒（維吾爾）、撒馬爾罕（中亞）、天方、默德那（阿拉伯）、烏思藏（吐蕃）等。

朝貢的前提是，這些國家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在國王交替之際，以及慶慰謝恩典禮之際，必須派遣使節前往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稱為回賜）。這就是朝貢體制，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呈放射狀的，用朝貢 - 回賜方式維繫的國際關係。

因此朝貢體制的政治意義是首要的，經濟意義是次要的。

在朝貢中附帶進行一些貿易，稱為朝貢貿易，或者叫做貢舶貿易、勘合貿易。有兩種形式，其一是，隨同朝貢使節來到中國沿海的港口，在主管外貿的市舶司的主持下，就地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其二是，朝貢使節抵達北京後，隨行的商人可以在禮部接待外賓的會同館附近，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這些貿易都是朝貢體制的附屬部分。

2.日本與明朝的關係

日本與周邊其他國家一樣，與明朝維繫着朝貢貿易，朝貢船隊必須持有明朝禮部頒發的“勘合”（通行證），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上岸，再在安遠驛的嘉賓堂歇腳，一面上岸進行貿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許可。

一旦獲得許可，使節一行攜帶國書、貢品以及攜帶的貨物，在明朝官員的護送下前往北京，下榻京師的會同館。在向朝廷遞交國書、貢獻方物後，攜帶的貨物可以在會同館附近進行交易，買入非違禁貨物。

從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將近一個半世紀內，日本遣明使節所率領的船隊，共計十八批。由於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兩大集團在寧波發生“爭貢”事件，使朝貢貿易出現危機，成為“後期倭寇的發端”。

寧波“爭貢”事件，給明朝內部主張嚴厲實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個口實。禮部沒有權衡利弊得失，便貿然關閉寧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貢貿易。

官方的合法貿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難以得到滿足，為海上走私貿易提供了一個有利時機。

根據《籌海圖編》記載，當時日本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絲、絲綿、棉布、綿綢、錦繡、紅線、水銀、針、鐵鍋、瓷器、錢幣、藥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潤（例如生絲運抵日本後，價格高達十倍），對商人的誘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於是，嘉靖年間東南沿海私梟船主與土豪相結合，挾制官府，大張旗鼓地進行海上走私貿易，海盜與沿海貧民也介入走私貿易隊伍，與之遙相呼應。由於因為日本人參與其中，在遭到官府取締時，採取武裝對抗，被人們稱為“倭患”。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4世紀至15世紀的倭寇，以及16世紀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沿岸活動，是日本人與朝鮮人的聯合體；“後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大部分是中國的海上走私貿易群體，日本人數目不多。

3.倭寇的人員構成

有日本浪人，也有海商、海盜，有逃兵、逃民。

明朝開國，朱元璋的禁海令，把海邊居民的生計給剝奪了。遷移海島居民，廢市舶務，廢七酒坊；禁止私人造兩根桅杆以上的大船出海，禁止私人海上貿易。只允許官方壟斷的，那種朝貢性質的海外貿易。

明朝開國之後的一百年，百姓的生活幾乎是與大海隔絕。然而到了明代中期，隨着海防體系的敗壞，一些不法商人乘機勾結日本人、葡萄牙人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活動。而走私貿易的繁盛，令以農本立國的朝廷日益無法容忍。特別是當寧波發生日本朝貢船火併事件，傷及平民之後，海禁的政策愈收愈緊，朝廷對待走私商人的手段也越來越殘暴，動不動就以《大明律》治罪。為了不牽連家人，有些走私者就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於是扮作倭寇，作為他們的另一個身份。

除了走私商人和來自福建的海盜，還有一種被稱為倭寇的就是困於徭役的逃民。他們入海加入倭寇隊伍，當倭寇來時，就成為倭寇的嚮導。

那個時期除了所謂的倭寇，還有漳賊，地方志中對漳賊的解釋是“來自福建漳州的海盜”。他們也會登陸，對沿海鄉村進行劫掠。

因此，當我們今天翻開地方志時，會發現那些現在被稱為“倭”或者“賊”，的侵略者，在本地擁有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水土融合——有人為他們引路；有人假借其名綁票勒索；有人依附於他們的隊伍公然圍攻縣城。

《嘉慶太平縣誌》載：

宣德四年五月，奸民周來保困於役，逃入海，導倭入犯。
嘉靖十三年，漳船假倭名劫茅峴及松城西門何氏。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五月，倭寇益肆，惡少附之。自松門棄舟登陸，直抵南門，吹螺蟻附，縱火焚近郊室廬，城幾破。

所以，明朝中後期的“倭寇”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既有日本浪人，業有海商、海盜，有逃兵、逃民。

真倭：日本浪人。

海商：海上走私商人。

漳賊：地方志中的解釋是“來自福建漳州的海盜”。

導漳之賊：依附於倭寇、漳賊的土盜、逃民。

4.“倭寇王”的王直

被稱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長期從事對日本的貿易。在遭到官軍圍剿之後，逃往日本薩摩的松浦津，以五島列島為根據地，還在平戶建造了第宅，擁有一支龐大的船隊，自稱“五峰船主”,又稱“淨海王”、“徽王” 。他不時前往浙江、福建沿海，進行大規模的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他的隊伍中有不少“真倭”,是受王直集團僱傭的。

王守稼《嘉靖時期的倭患》一文所說：“大量史料證明，歷史的真實情況似乎與以往流行的說法相反，嘉靖時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國海盜指揮，處於從屬、輔助的地位。”

那麼，為什麼長期以來把“倭患”說成是日本海盜的入侵呢？原因是複雜的。一是其中確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謂“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製造混亂，以假亂真，保護自己；三是某些明朝官員為了冒報戰功，虛張聲勢。

王直曾經向政府當局提出“開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棄不合時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貿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撫後所寫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廣東事例“通關納稅”，恢復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關係，那麼東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決。平倭總督胡宗憲表面上答應“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後，於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鬧市，把王直斬首示眾。

王直的死，並沒有使“倭患”消停，卻激起了他的部下極大的怨恨和瘋狂的報復。“倭患”愈演愈烈，海禁與反海禁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了。

5.倭患的消失

當年有一位叫唐樞的人寫信給平倭總督胡宗憲，分析了中外貿易的大勢，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國與外國的貿易難以禁絕，海禁只能禁止中國百姓；第二，嘉靖年間的倭患起源於海禁政策的不合時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第三，所謂倭寇其實是中國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為寇”,次年“各業益之而為寇”,再次年“良戶復益之而為寇”。

無獨有偶，稍後的謝杰在《虔台倭纂》一書中對倭寇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為中國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寧（波）紹（興）人主之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他認為，從海上貿易的視角看來，導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過嚴”。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禍患始終存在。王直死後，徽商在海上依然相當活躍，後繼者有徐惟學、徐海，都被當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戶港一直是當時中日貿易的重要據點。真正解決“倭患”的關鍵之舉，是朝廷政策的轉換。

隆慶元年（1567年），當局宣布實施比較靈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許人民下海前往西洋、東洋貿易。既然民間海上貿易合法化，所謂“倭患”也就煙消雲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