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原著︰李志綏 第一篇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 3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處下屬，專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服
務的服務科，有一名服務員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腦炎。中南海門診部的
主任誤診為感冒，沒有進行相應的急救治療而死亡。周恩來，楊尚昆震驚萬分，因
為瀛台距離毛的住處豐澤園、頤年堂及菊香書屋很近，他們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
染上流行性大腦炎①。 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南海門診部，撤銷了門診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將香山門
診部遷進中南海，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於是我隨同門診部進了中南海，開始了我
生活上又一大轉折。 門診部設在南海流水音及沿東大牆一帶的院落。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遊樂
與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筆的木製對聯、匾額仍然掛著，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繪已經
剝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沒有自來水，都用南海邊上的機井。門診部就用這
片房屋的一部分做為宿舍，一部分設立門診室、手術室及病房。雖然仍是因陋就簡
，但比在香山時要完備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城內的房子還沒有修
好，暫時設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軍委的彭德懷、中宣部的陸定一、張際春、何凱
豐，以及陳伯達、胡喬木和任弼時的未亡人陳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東的永福堂等
以福為名的八個四合院中。 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中，只有我受過正規訓練，所以就讓我負責。我分配到一間
小宿舍。後來我搬到比較大的南船塢宿捨去，慎嫻和我那還在襁褓中的兒子李重便
來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衛森嚴。從一處到另一處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檢查通行證。我在毛住處
附近的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佩戴著乙種通行證，只能在門診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帶活
動。慎嫻雖然也分到乙種通行證，但行動自由小得多。後來我調到毛處工作，才換
成甲種通行證。 在中南海門診部內，我照顧起許多領導幹部的健康。那時大小幹部在城內沒有宿
舍，同他們的家屬都在中南海內。因為花了八年時間抗戰和四年國共內戰，他們大
都是結婚不久，剛剛有了小孩，對孩子很寶貴，有一點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
我看。這樣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請入黨，但我的政治歷史很有問題。換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親
在國民黨時，做過官，是所謂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時全國土地改革仍在如
火如荼的進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敵”，剝奪了公民權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現
在完全靠我贊助。 此外，慎嫻於一九四四年在雲南省昆明巫家壩美國空軍供應處，一九四七年又在
南京英國文化委員會工作過，有人一直懷疑她是美、英特務。 我年輕時的活動也令黨懷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後，每個人都要寫一篇自傳，我
將年輕時的經歷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蘇省蘇州(亦即吳縣)東吳大學附屬
中學讀書，是高中一年級。當時國民政府規定，高中一年級學生都要集中軍事訓練
三個月。從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學集中到江蘇省鎮江三十六標接受軍事訓練。
在集中軍訓結束前，我和一些同學集體加入中華復興社。回到學校後，沒有人找過
我談到中華復興社，也沒有什麼行動。然後我從醫學院畢業後，在國民黨里當過短
期軍醫的那小段經歷也被共產黨懷疑。 但問題是，中華復興社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前身，也是藍衣社軍統的前身，是國
民黨內的特務組織。他們根本不相信，我參加以後，會沒有任何行動或活動。 汪東興決定派人對我的背景做更進一步調查。他們一直懷疑我曾是中華復興社的
活躍分子，搞不好還是個國民黨特務。我入黨的事，就此拖延了下來。 但我極想對正在熱烈進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請加入土改隊，自願下鄉，
把大地主的舊土地和財產重新分配給窮苦農民。雖然我岳父母喪失了他們所有的財
產，我仍然支持這個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終止鄉村的剝削，改善貧窮苦況。
多年以後，也參加過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說當年的運動常常十分殘暴不公。但我的
申請未被批準。黨告訴我，中南海需要我的醫療服務。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鮮戰爭爆發，我也申請自願從軍。對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我未
參軍，因此我想趁這個機會報效國家。當時美國的軍備遠遠比中國先進，我心裡以
為中國必會戰敗。我很關心戰情發展，聽到中國連連傳捷報時，心情非常激動。這
是百多年來中外戰爭中，中國第一次揚眉吐氣。我得知美國竟在韓國使用細菌戰時
非常震驚。即使在朝鮮戰爭狀況未明的階段，我仍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但上級仍拒
絕我的申請，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變得鬱鬱寡歡，我既不能為革命效力，又沒有機會成為神經外科專家。我覺得
和那些身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間有一道鴻溝。入黨的事一直沒有結果，使我沮喪不
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與毛的家人有了接觸。 那時毛三十歲左右的二兒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癥發作。毛有兩個兒子，毛岸青和毛
岸英--都是他第一個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楊開慧所生。楊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絕背
叛毛而被國民黨處死。那時毛在數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崗山已經和賀子珍結婚。楊死
後，兩個孩子前往上海，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流浪生活。一些認識毛岸青的人，都
覺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殘酷毆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癥的導因。數年後共產黨
在延安建立基地時，才又找回他倆，毛隨即將兩兄弟送往蘇聯讀書。 朝鮮戰爭爆發後，二十九歲的大兒子毛岸英赴前線作戰，不幸在美國炮彈轟炸中
喪生。這期間，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翻譯處做翻譯。 一九五一年底開始的三反運動中，中央宣傳部內揭發出，毛岸青的稿費被另一個
人冒領了，他一怒之下打了這個人一記耳光。毛澤東知道之後，狠狠批評了毛岸青
，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癥發作。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了精神分裂癥的一些現象
，有時發呆，長期失眠，不過沒有引起家裡人的注意。 毛岸青發病以後，便住進中南海門診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內整理病歷，值班護士匆匆跑來，氣喘吁吁叫
我說︰“江青來看毛岸青了，要你去匯報病情，快點。” 我走進病房旁的一間休息室，江青坐在一個靠背椅上，旁邊站著漂漂亮亮的她的
一個護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離得很遠看到江青。我這是第一次面對面的見到江青。我心想
，可真是個電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與眾不同，只是沒有想到，會與大家有這麼大
的差別。那時共產黨剛進北京城不過三年，無論是幹部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穿著
灰色或藍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時候
，衣服褪色、油垢、補綻，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可見到。 江青穿一身銀灰色純羊毛派力斯的連衣裙，敞領上裝內是米黃色綢襯衣，穿著長
統肉絲襪，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頭髮又黑又多，燙過，精心向後梳，挽起一個
髮髻，眼楮圓圓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膚細膩，乳黃。她瘦削，大約有五尺三、四
寸，可是上半身卻顯得比下半身長。她那年三十八歲，我則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對面坐下。她說︰“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純北京話，沒有等我回答，
接著說︰“岸青的情況怎麼樣了?” 有人說江青年輕時很漂亮，我倒不覺得。我覺得她顧盼間讓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將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說清楚，並且說明在門診部沒有治療精神分裂癥的設備
，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療，轉到精神病院，或者療養院去治療較為妥當。 她沉思一會，然後對我說︰“我將你的建議，報告給毛主席，再決定吧。”然後
她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細長柔軟，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說︰“謝
謝大夫，謝謝大家。”然後向院子走去。這時我才看到，有三名警衛人員站在院子
里。 總的說來，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談話時，不停地打量著談話的對手，似乎想
在對方的言談舉止中，發現什麼。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溫暖與信任。相反地，在
那兩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著偵伺對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醫生正式診斷為精神分裂癥④，並住進大連一家療養院，由
北京醫院一位護士全天候照顧。岸青與那位護士談了戀愛。但家裡早就替他安排好
了婚事--毛岸英遺孀劉思齊的妹妹張紹華。心碎的護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這件事發生後年余，當時任毛澤東秘書和宣傳部秘書長的胡
喬木請我到家裡，給他檢查身體。當時他患有過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腸潰瘍，經常發
作。 胡喬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頭的以福字命名八個堂的最北一個
四合院內。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國科學院工作。 我到胡喬木的臥室，胡脫去上身衣服，我給他檢查。 正查的時候，谷羽跑進來。神色張皇地對胡喬木說︰“江青來了，快穿衣服。”
胡喬木立刻爬起來，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說︰“李大夫，對不起，今天不能檢查
身體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經大步走進來，正踫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說︰“這不是
李大夫嗎?”胡喬木迅速答道︰“我請李大夫檢查身體。”江說︰“還沒有檢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說︰“不，已經檢查完了。”我同他們告別，走了出去。 這是第二次與江青見面。這次僅是匆匆一瞥，她給我的印象與第一次相同，只不
過讓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門診部工作是極其勤懇的，每天除上下午門診以外，夜間還要出診。另外，
我給人們看病時，無論是首長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樣的細心認真治療，從來不會
因為他們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態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內上上下下人們的交口
稱讚。很多人對我十分信任，甚至願意將個人及家庭的煩惱同我談談。一九五二年
秋天，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選擇模範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薦為甲等工作模範。 五零年後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在集中軍訓時的中隊長徐斌，他正在貴州省息烽縣的
監獄中勞動改造。徐完全不記得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又找到了一些我在東吳中學
時的同學，這些人都證明我沒有過政治性活動。總之，他們調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
，都沒有得到我有過政治性活動的證據，甚至有的人還說我並沒有參加這類政治團
體。這次調查一共用了兩年多時間，結論是“查無實據”。 我的“階級背景”和這些政治性活動在往後中國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橫掃過時
，又會回來困擾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我
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其實只有《共產黨宣言》、毛的兩篇文章、年輕時我大哥
給我念的幾本書和一些共產黨口號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這幾年下來，我對我本身情況的估計，越來越清楚。我五二年雖然
終於參加了共產黨，但在工農幹部的眼光里，我永遠是一個本身歷史很復雜的知識
分子，不是他們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個被“團結、利用、改造”的對象。
因為我是醫生，他們只不過要利用我的醫療技術專長而已。 汪東興是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最高領導同志的安全工作，還兼任毛澤東的衛士
長。我是在中南海門診部認識他的，我們後來成了朋友。他是老共產黨員，參加過
長征、在鄉村長大。他在十歲時，因在城裡的街上隨地小解而差點被警察拘捕。汪
的父親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獄之災。汪痛恨當時國民黨的腐敗，便加入了共產
黨。他在延安認識了毛，並開始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後，他躍升到這個政治職位
。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識分子，對我這個接受西方訓練的醫生也特別客氣。 一九五四年剛過了十月一日國慶節，二日下午，我正在門診部值班，汪東興給我
打來電話，約我晚飯後，到他那裡去，說︰“有事情要談談。”我講我在值班，有
什麼事。他說︰“你來了，再仔細談。” 我覺得很突兀，因為汪平時說話，一向直爽痛快，從來沒有將話留下，不立即說
明。 那時都很簡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間大房子，是辦公室、會客室、飯廳兼臥室。他
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對面的平方里。他剛吃完飯，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
他說︰“這是今年的龍井茶，你嘗嘗。”我喝了幾口茶，就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去辦
。他的神色突然嚴肅起來。他講︰“你知道我為什麼把你放在門診部，保留這麼久
，沒有調出去?”我說︰“我不清楚。” 他說︰“我觀察了這麼幾年，你很受群眾的歡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對待人不分高
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勢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級首長都知道
你。你的高明的醫術，平易近人的人品，熱情細心的服務精神，給大家的印象比較
突出。在閒談時，毛主席他們都聽說了你。給毛主席找個保健醫生，能勝任下來的
不容易找到。我已經請示過周恩來總理，他批準了，昨天我當面報告了毛主席，他
同意。不過要先見見面，談談，如果談得來，再定。你要準備準備。” 我聽了後，大吃一驚。我再也想不到，會指派我做這麼一份工作。 我在門診部時，毛的住處是絕對不允許進入的。雖然身在中南海內，這塊地方真
可謂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內，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樣，既神秘，又莊嚴。我常常
抱著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塢樓上我的住室窗口，望著這塊地方。這裡是全國的心臟
，從這裡傳出來的每一次跳動，都牽連著大陸中國內的每一個人的命運。 許多思緒此時一一閃過我腦海。我的妻子慎嫻在美軍供應處和英國文化委員會工
作過，沒有辦法找到她不是特務的有力證明，因此她沒有資格加入共產黨。而我也
沒法改變我的出身背景。何況，毛已經有了保健醫生⑤。然後我又想起我大曾祖臨
終時交代子孫不要作御醫的遺言。 我將這些想法，都告訴了汪。他聽後哈哈大笑說︰“你怎麼想的這麼多?你的歷史
問題和家庭的一些問題，在你入黨前已經審查過了，都做了結論，不是新情況，新
問題。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個人說了就定下來，是經過黨委討論。而且你的這些
問題，報告了羅部長和楊主任，也報告了周總理，都認為不成問題，才報告毛主席
定下來。你還有什麼猶疑呢?至於你大曾祖的事，那是封建皇帝時代，怎麼能同現在相提並論呢?”他說完又大笑起來。 我又問他，傅連璋知不知道這次的分派。傅此時已是新設立的衛生部副部長，兼
任保健局局長，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認是毛的密友和追隨者，非常
關心毛的健康，自然會想參與我分派的事。 他說︰“傅部長雖然是你的上司，但是這樣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來，不需要
他參與。”但實際上汪估計不足，傅對於我這次任命沒有通過他，十分不高興。 我當時又問汪︰“是不是是再考慮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給毛工作，是個眾
目交集，引人注視的所在，尤其負責他的健康保健，責任太大。一旦發生點差誤，
即使算不上什麼的差誤，也會將這些問題聯繫起來，而形成“階級報復”的駭人罪
行。 汪說︰“不行了。這已經是組織上定下來的事，沒有考慮商量的餘地。”我看這
事已成了定局，沒有迴旋餘地。我又說︰“我在工作上自然會十分謹慎小心，但是
醫療上不可能十全十美。萬一有點差誤，那時就復雜了，而且會連累到你。” 他說︰“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謹慎小心，要請示報告，但也要放膽去干，
不能沒有主見，也不能事事都請示報告，要勇於負責。我看你能幹好，我不會看錯
人。”然後他又說︰“你準備好，先與主席慢慢熟起來，能不能做下去，適合不適
合，還要由主席自己決定。你等著吧，會找一個很自然的機會讓你見主席。到時候
我會通知你。就這樣吧。” 在這次談話以後，汪將毛以前的一些病歷記載拿給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並囑
咐我多做些準備，還同我說︰“主席就要離開北京，到南方休息，這次你先不要去
，照舊在門診部工作，還是要找自然機會見他。” 我回到宿舍，同嫻說了領導上的這一決定，和我跟汪談話的經過。她也認為，既
然中央定下來，不可能改變了。她說，這工作責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點毛病。從
這天起，嫻無日無夜不為我的工作與安全擔心。 曾任共產黨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同志於一九五０年猝然與世長辭後，其未亡人
陳琮英變得極為消沉。陳常來門診部看病，主要是頭痛、失鳴和耳鳴。我給她鎮定
劑及蘇聯的一種溴化鉀和咖啡因混合藥劑服用，但她的問題純粹是心理上的，門診
部也無可奈何。我只能儘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復生。她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對人十
分善良熱誠，認識我時間長了，待我如同子弟。 後來我奉汪東興之命陪同陳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兩個星期，以防她憂鬱癥
病情惡化。當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醫生時，她同我講︰“這個工作可不好做
，千萬謹慎小心。毛老頭脾氣大得很,而且翻臉不認人，沒有人在他那裡幹得長的。
江青這個人，是出名的騷賤貨，待人刻薄，你千萬別上當。在那個地方工作，一旦
搞不好，出來，沒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還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誰也不敢背後議論他。這些肺腑之言，
簡直是“反黨言論”。這些話我一直銘記在心，在此後的行動中，無時或忘。 一九五零年後的兩年內，連續推行了“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和“反貪污、反浪
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前一個運動主要打擊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和黑社
會分子，後一個運動則主要針對共產黨內掌握一定權力的黨員幹部，其中固然有少
數確有腐化行為，但大多數是挾夙怨藉機打倒對方。 中南海內也展開了保健醫生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一九五五年“肅清反革
命分子運動”中，在警衛局長汪東興的指揮棒下，將一些保健醫生打成“反黨分子
”。原來是幾年來這些保健醫生不滿意脫離醫生臨床工作，單純只給一個人做些照
料生活的所謂保健，湊在一起時，不免講些不滿意的話，甚至發牢騷。警衛局便藉
此機會整整醫生們。 這種“批判鬥爭會”幾乎每天下午、晚上開，每次要開四或五個小時，弄得人疲
勞不堪，而同時罪名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 江青的保健醫生徐濤(他也曾短期任過毛的專職醫生)在批鬥會中是眾矢之的。開
批判鬥爭徐的會上，江青特地叫衛士參加，“揭發”徐對江青是如何“粗暴”，如
何“虐待”江。並舉出例證，如，江青叫徐拉上窗簾，因為日光刺目，徐沒有立即
拉上，於是成了有意損傷江的眼楮；江要求室內溫度固定在攝氏二十六度，江感到
冷,批評徐降低了室溫，徐拿了室內溫度計給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於是成了有
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這樣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認“有意反對江青，反對
共產黨”。最後徐被定為“反黨小集團”的主要成員。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團”
內的保健醫生，都被調離中南海，可是這位“反黨分子”的徐醫生，並沒有被調出
中南海，反而繼續給江青做保健醫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醫生同事。我知道他們沒有做錯事，他們絕對不是反黨分子，但
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開替他們辯論，我也會被歸為反黨分子。 走筆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運動”中，我大哥、堂哥都受
到波及。他們是我的親人，我清楚他們是無辜的，但我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辯護。 在我正式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經違背良心了，無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風暴中我
總是三緘其口，但此次批鬥大會上，我被迫加入攻擊的行列，來保全我自己和家人
。我無法指控那些醫生反黨，我只說他們不該發牢騷，他們沒有好好做好工作，所
以應該反省學習。 我那時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開的保健醫生批鬥會裡，醫生們其實只是汪東興
和傅連璋爭權奪利的棋子。 這兩個人的職務無可避免的會發生衝突。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璋負責指派中央
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長”處的醫生，都要定時向傅匯報，回
報的內容不只是身體健康情況，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論和行動。傅還透過這些醫生遞
送他寫給某“首長”的信，表示他的關心。傅採取這些手段，來摸清“中央領導人
”的政治動向，特別是黨內鬥爭的動向。在“中央領導人”中，自然毛澤東是傅視
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為警衛局長的汪東興恰恰也是盡一切可能，使“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
)的身邊工作人員，摸清中央的意圖動向，進一步壟斷這些情況。汪能指揮的主要是警衛人員和衛士，因為這些人都是汪親自選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醫生和護士收集情報。於是傅連璋認為汪東興干涉他的業務職責，汪又認為醫生聽傅連璋的指揮。 在汪任派我為毛的保健醫生後，汪傅之間的勃溪劇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問題
說動毛不任用我，汪則轉而利用反革命批鬥大會一一攻擊傅委任的醫生。最後是汪
勝利了，醫生們只是犧牲品，汪東興和傅連璋之間形成決裂局面。 發生這次所謂“反黨小集團”事件時，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完全明白了，在工
作中，只能絕對服從，不能絲毫違背“上級”的意旨，如不謹慎而觸犯“上級”的
個人意志、威望、都會被無情的“整”，也就是被鎮壓。採取的方式，是“群眾的
”制裁辦法。群眾呢，他們是被指定參加這行動，甚至他們在會上的發言，都是早
經排好的。 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動的教育，讓我明白，每一個人都是在一個布置好了的環
節內言談行動。一個人不能有什麼個人意志，只能是一部龐大復雜的機器中的一個
小零件——不管這零件安裝的部位合適不合適，也不管這零件在整個機器運轉時，
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這部位上聽命運轉下去就可以。 這點對於自由知識分子的心靈，所造成的痛苦是難以比擬的，在“為人民服務”
、“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鋼鐵紀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徑，是俯首貼耳，唯命
是從。在一片頌揚聲中，所有的生機都被斫喪了。違背良心的言論，違背良心的行
動，成了準則。而更糟的是，唯有這種辦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進而一步步爬
上去。 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在美國安全的環境下，追憶這些往事，我知道我當年還是會
這樣做，我沒有餘地，我那時得保護我的家人，無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國，
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門事件，我也必須同意。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
在，只有一直違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國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與汪東興會談數月後，仍滿心歡喜的期待毛的召見。但毛遲
遲未召我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釋 ①共產黨第五大領導人任弼時因腦溢血突然暴斃是另一個原因。也正是在這時，
每位領導人都派任一位專職保健醫生。 ②中國當局一向堅稱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細菌戰，美國官方則一直否認。 ③另有報導指出，毛與楊開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個(譯註︰毛岸龍)在楊開慧被
處死後，下落不明。 ④於李醫生前任毛專任醫生的王鶴濱指出，毛曾將岸青的一些信轉給他，岸青信
中說他的心靈被一個小人佔據了，那個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岸青寫說
，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無法逃避他，他為此感到很局促不安，但沒有那小人時，
毛岸青又覺得寂寞。年光事件後陳學詩為毛岸青做診療。中國解放後，精神醫學幾
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後，也在獄中關了七年。李醫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級領導
接受哪種藥物治療。但他確定醫界從未使用導電筋攣療法(ECT)。王鶴濱說，此事後，毛岸青被送往蘇聯接受數年治療。 ⑤一九五四年前毛的醫生包括傅連璋、陳兵輝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有
王鶴濱、周澤昭和徐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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