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风雨兄弟情

    竹心

    史伯伯是父亲最好的朋友，祖籍东北。据说是孤儿，从小流浪，不知故乡何处,父母何名，只知道姓史而已。大概13岁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东北，他参加了部队文工团。辽沈战役结束后随部队一路南下。由于年龄太小，在部队继续南下之时，他就转业到地方，最后落脚在北方一座小城市。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毕业后分配到市文化系统工作，与史伯伯成了同事。史伯伯会唱歌、能跳舞、打快板、说相声，不仅可以指挥乐队，文字功夫也相当了得，是当时文化系统有名的笔杆子、话筒子。在小城人都说着软绵绵、慢吞吞乡音的年代，史伯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字正腔园、抑扬顿措，可谓才华横溢、文采飞扬。

    史伯伯根正苗红，很早便入了党。据父亲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他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五十年代末，单位组织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虽说是文化系统，但由于人才流失严重，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唯有史伯伯笔头功夫过硬，文笔流畅尖锐。一份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意见书递交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最后被定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简称 “右派”。右派的帽子被戴在头上很多年。犹如金箍咒般，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在劫难逃。使本来光明的前途就此暗淡了下来。

父母和史伯伯、史伯母的关系渊源颇深。父亲与史伯伯相识于职场, 志趣相投成为挚友。而母亲与史伯母是同学、邻居，也是极好的闺蜜。六十年代初期，母亲在省城读书学习图书美术设计，而史伯母则就读于护士学校。

一九六二年，母亲与史伯母相继毕业回到小城。母亲在当时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工作，史伯母则回市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据父母讲，当时的文化系统包括了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电台、体委、电影院等多家单位。工作人员并不多，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工作，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那个年代，父母分別在文化馆和图书馆工作，他们也因此相识而相爱，最后结婚组成家庭。

    戏剧性的是，母亲与父亲在工作中相识而相爱的同时，身为护士的史伯母也认识了能歌善舞、风流倜倘、口才一流的史伯伯。两对年轻人先后结婚各自组成了家庭。

    史伯母与史伯伯相识、相恋，以及结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惟成份论。史伯母的父亲是小城的大地主。而史伯伯虽然根正苗红，但是彼时的头上却赫然戴着右派的帽子。据母亲说，其实史伯母当初是有很多选择的。她年轻貌美、娇小而秀气，可以选择一个干部，改变自身的命运与处境。但是史伯母却深爱着史伯父的才华与能力，坚守着他们的爱情，顶著右派家属的压力嫁给了史伯伯。

    平静的生活了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史伯伯受到了更大冲击，经历了无数次的批斗。几十斤重的牌子掛在脖子上，不给吃、不让睡的交代罪行。文革初期还有所收敛，一切有规有矩。到了后期，武斗开始后，一切都没有了章法。无政府主义泛滥，人身安全基本没有了保障。

    父亲回忆说，有一次，造反派们拿着史伯伯的照片，在街上搜查他。当那些人耀武扬威地走在街道上，喊着口号“把反革命分子史XX揪出来”之时，史伯伯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拄著一根拐杖，瘸著一条腿，弯腰驮背、慢悠悠地从游行队伍旁边走过去，俨然一个老人家。 红卫兵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岁的史伯伯会是这么一个样子。事后他偷偷地告诉了父亲，与父亲分享他的得意和聪明。而父亲则一直坚守着这个秘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史伯伯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有一次，史伯伯来到了我们家。母亲说不到四十岁的史伯伯满脸沧桑胡子拉碴瘦削羸弱。完全看不出原先的风流潇洒神采飞扬，象小老头一样，萎靡不振。母亲给他做了一碗面，当时大家的白面都很紧张，都是按照人头供应的。临走时，母亲把家里的几个饼子，给了史伯伯。他手里拿着饼子，欣喜不已。当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口时，史伯伯的眼睛湿润了。

    八十年代初期，史伯伯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了。摘掉了右派帽子，补发了十几年欠发的工资。他开始自学法律，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在即将知天命的年纪，改行当起了律师。而且很快地成为了全省有名的执业律师。我想他是吃尽了无法无天的苦头，才立志要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障普通人的合法利益。后来史伯母也当了市医院的总护士长，他们苦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八十年代末期，父亲透露了一件保守将近四十年的秘密。

    史伯伯根本不是孤儿。他们家是东北当地的财主。史伯伯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四十年代中期，东北地区搞土地改革运动，史伯伯的爷爷父亲都被抓。当时的情势是风声鹤郦、人人自危。他的奶奶和母亲担心家中唯一的男丁再遭不测、断了香火。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年幼的史伯伯假扮成孤儿，最后混入了四野的部队。临行前，千般叮咛万般嘱咐，千万不要再回故土。

    据父亲说，七十年代中期，史伯伯从五七干校释放后，单位曾经安排他去东北出差。他乘机偷偷跑回家。那时祖父母已经去世，父母仍然健在。与父母匆匆相见，得知彼此境况。史伯伯让父母看了他的全家福，当初离开家时十几岁的少年，三十年后， 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那次从东北回来后，史伯伯对父亲说，他的父母看过全家人的照片后，甚是欣慰。只是一再嘱咐千万保守秘密，否则地主的成分会影响了他的前程。史伯伯当时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是右派，不久前才刚刚从五七干校的农场释放回来。

    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史伯伯才光明正大地回了一次故乡,只是那时父母已不在人世。他的父母一直都以为当初让儿子隐姓埋名避走他乡，才换来儿子日后的锦绣前程。他们至死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命运坎坷、几尽磨难、历经生死攸关。农场、改造、批斗，在历次运动中倍受折磨和迫害。

    父亲保守这份秘密长达近四十年。我想这也是他和史伯伯的感情为什么看起来淡如水，表面并不怎么亲近。但是却能够守候彼此秘密数十年。其实在那份单纯的水里，早已融化了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还有完全的信任和彼此的忠诚。

    几年前，父亲生病期间，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史伯伯几次探望父亲。两个老友，经常是相对而坐却无言。记得母亲曾经对父亲说，“你看老史那么大岁数，来看你一回多不容易，你也不多说会儿话，就那么呆坐着。”我有时看着两个老头沈默地坐着，彼此对望。就会走过去说些话活跃一下气氛。史伯伯总是说，“你们忙你们的去，我和你爸爸坐坐就可以。”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对于史伯伯和父亲，或许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秘密，所有的心意也都明白。只是看看老朋友、老兄弟，默默地坐一会儿。一切竟都在不言中了。

    长达六十年的知交和故友，可以守候彼此悠关生死秘密的兄弟，在垂暮之年，在病榻之旁，依旧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相知和懂得。

    父亲葬礼那天，史伯伯一个人来了。也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未等结束，就走了。

    我把他送到门外，看着他衰老的步伐缓慢地、却也坚实地走着。感慨万千。当年那个为了自己的理想，据理力争、不畏危险的年轻右派；母亲叙述中的那个萎靡不振，为了几个饼子而落泪的劳改人员；壮年时口若悬河、意气风发的著名律师；如今苍老衰弱、步履蹒跚，来参加老友葬礼的垂暮老人。此时正走在小城古老的街道上，就象他曾走在中国现代史的风口浪尖上。岁月苍茫中，他依旧是我的史伯伯。仅愿以此文见证父亲与史伯伯历时六十年的生死情谊，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年的风雨沧桑。

（刊登于《国际日报》08022022 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