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干

李公尚

一九七五年我被從農村招工進了一個正在建設中的大型國營工廠。和我一同進廠的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六十人和我一樣，是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知青”，其他的有二十名退伍軍人，三十名大學畢業生和四十名中專技校畢業生。這些大學和中專畢業生，在當時被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是從工廠、農村或軍隊被推薦選拔後上學的。不同的是當時大學學制三年，中專兩年，他們在被推薦上學時，自己不能挑選志願，全憑組織分配去什麼學校和學什麼專業。

我們進廠時，廠里已經從全國各地調進了一千多名職工，大都是一九五八年“全國大躍進”時參加工作的。由於全國各行各業從一九六三年起就沒普遍增加過工資，所以這些工人大都仍是二級工，每月工資三十八塊錢，被稱為“五八二”。相比之下，每年從軍隊退伍進廠的退伍軍人最受羨慕，他們當了三年兵退伍，一進廠就是二級工，每月工資和幹了近二十年的“五八二”一樣。至於“工農兵大學生”，則屬於國家幹部。三年制的大學生被定為二十三級幹部，每月工資三十八元，和二級工的工資一樣。兩年制的中專生，被定為國家最低一級的二十四幹部，每月工資三十二元，和學徒工干滿三年後轉為一級工的工資一樣。而被招工的知青，下鄉四年以上的被定為學徒工第三年的工資，每月二十八元錢，下鄉兩年到三年的知青，被定為學徒工第二年的工資，每月二十四元錢，下鄉兩年以下或者沒下過鄉的待業青年，被定為學徒工，每月工資二十一元錢。我下鄉五年，月工資被定為二十八塊錢。聽說我們廠的工資比其他國營工廠的工資高一兩元錢，比集體企業的工人高三到四元錢，我感到慶幸。那時物價便宜，看病不花錢，住房不花錢，孩子上學不花錢，麵粉一毛八分錢一斤，大米一毛二分錢一斤，豬肉六毛二分錢一斤，雞蛋四毛八分錢一斤，芝麻醬四毛二分錢一斤，工資能多幾塊錢，就覺得多了不少。只是購物很多都憑票證。

我們進廠參加完一個月的入廠教育，開始分配工種和崗位。廠諺云：“緊車工，慢鉗工，敲敲打打鈑金工，吊兒郎當乾電工。”我一直希望能被分配去做鉗工，因為鉗工技術全面，不管到哪裡都需要。分配工作那天，靜候在場的一百五十多名新工人，陸陸續續被叫着名字離開了。去儀表車間的最多，其次是電器車間，再就是去壓力車間、動能車間、輸變電車間和總裝車間的。這些車間的工作都是三班倒。接着是化學車間、材料車間、機修車間和基建工段，也陸續把人帶走了。最後只剩下十二名退伍軍人和兩名工農兵大學生，還有我一名知青等在原地。那十二名退伍軍人中，有兩名女退伍兵在部隊當過衛生員，其他的不是開過氣車就是開過坦克，都有技術，貌似心裡有數該幹什麼。那兩名工農兵大學生更是神閒氣定，只有我忐忑不安。很快，兩名女退伍兵被廠醫院來人帶走了，男退伍兵也陸續被廠汽車運輸隊和大型機車作業隊帶走了。這時廠子弟學校、食堂、幼兒園來領人了。負責分配工作的勞資科長讓那兩名工農兵大學生去子弟學校當老師，然後對食堂和幼兒園的人說，廠領導決定，你們要的人從廠里的老職工中調配，新人不給你們了，回去等着吧，很快給你們調過去。食堂和幼兒園的人抱怨說：“總是給我們調一些老弱病殘。”

人都走完了，我心慌起來。小心翼翼地問正要離開的勞資科長：“還有我呢......”勞資科長看了我一眼說：“跟我走吧！去倉庫。先在倉庫干一陣，然後再說。”

“然後再說”，讓我心裡一直七上八下了好幾個月。勞資科長把我交給倉庫主任，倉庫主任對我說：“廠里的倉庫共有六個庫房，二十一個倉間，一百二十一項大類，兩千二百多種零部件、勞動工具和勞保用品。你先分別去每個庫房輪流干一個月，然後再說。”於是我每天就跟着倉庫保管員查庫對賬、收發貨品，登記和處理被各車間退貨的殘次備件。

一天下班後，廠里的一位設備工程師路過倉庫，見我一個人在見空無一人的庫房裡抄寫設備零部件的英文說明書，問我能不能看懂，我說靠着字典連猜帶蒙能懂一點。他聽了，說今後願意教我學英語，並送了我一套他上大學時學過的英國出版的“靈歌風”英語教材。

八個月後，我熟悉了各庫房所有各種零部器件、勞動工具和勞保用品的名稱、規格、型號、用途和產地等全面情況。一天，廠領導和勞資科長去倉庫領勞保用品，我把他們要領的物品乾淨利索地送到他們面前，他們問了我幾個有關設備配件和材料的問題，我輕車熟路地有問必答，他們點點頭，帶着領到的物品走了，剩下勞資科長對我說：“廠里決定讓你當採購員，到上海去。廠辦的老蔡在那裡，你倆都直接由廠辦管。去了跟他好好學。”

倉庫主任對我說：“我早就知道廠里的打算。你這半年多勤學苦練幹得不錯，一些老保管都不如你。廠里招工時看過你的檔案，檔案里說你下鄉時自學外語，曾幫助日本援建的三十萬噸聚乙烯化纖廠檢驗過外國設備和零部件。了不起啊小伙子，你這種人才不可多得！”

我沒想到我的檔案里還記載這些。我下鄉插隊的村里，有一位日本女人，曾是日本侵華關東軍醫院裡的護士，日本投降時她所在的醫院被東北抗聯接收，改編為八路軍和解放軍的醫院。後來她和解放軍的一名幹部結婚留在了中國。文革中傳聞她有日本皇族血統，她丈夫被誣為“日本特務”受迫害致世，她被開出公職，無處可去，就帶着女兒投奔她丈夫的家鄉落戶。當時我下鄉就被分配在她落戶的村里。她公婆因為兒子和她結婚受迫害致死，不接受她，她和她女兒的處境非常艱難。我和她們認識後，經常幫她們幹活，聽她們講述日本的事情，她們母女倆教我學習日語，她女兒還幫我學習完高中課程。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兩國邦交正常化。一年後，她和她女兒被日本政府派人接回了日本。她們臨走專門讓我去她們赴日前下榻的飯店為她們送行，留給我一些日語書籍，還有一本《昭和國語辭典》和一本《英日大辭典》，囑咐我堅持學習。這事被外事部門和公安機關以“涉嫌裡通外國”把我登記在案。當時日本為了解決對華賠償問題，在中國很多地方援建了一大批大型現代化企業。在我下鄉的附近，援建了一座大型化纖廠，化纖廠的領導不知從哪裡聽說我會日語，就借調我去幫助檢驗進口的設備和零部件。其實我當時的外語水平主要是靠查字典來應付，想不到工廠建成後，上級領導給我所在的公社送去了獎旗獎狀，表彰我“為國爭光”。為此，我所在的公社和大隊各為我多記了兩百個工分，年底分糧時給我多分了兩百斤小麥和三百斤玉米。

我被派往上海當採購員的消息，在廠里引起很大轟動。當時能去上海工作或學習，非常讓人羨慕。廠里的很多科技人員來自上海，背後說我是“土包子開洋葷”。一起入廠的工人暗地裡說我“撞了鬼子運”。廠里政治處的王主任親自給我上課培訓了一周，大講特講上海是全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是我們黨的誕生地，也是全國工業和經濟中心，工業產值占全國百分之四十，產品在全國各地供不應求，還出口到蘇聯、東歐、朝鮮和越南等國家。你去上海，要時刻保持工人階級本色，為我們廠多做貢獻。一次，他說着說着，突然用手捂着嘴，猥瑣地笑着說：“全國現在只有上海女人穿裙子，短到膝蓋，白花花的露得很多，走路還攙着男人的胳膊，浪得不得了。你去了可別盯着看，學壞了會犯錯誤的。”

當時全國各地去上海，一律要憑省部或地市一級政府開具的介紹信，才能買到火車票和在上海住旅館。我們廠的級別相當於地市級，但僅憑廠里的介紹信，依然不能買到去上海的火車票，我要先坐火車去省城找省革委（省政府）工貿辦公室，換成省革委的價紹信。

我去省城住了一夜，換好了寫有我姓名並蓋有省革委鮮紅大印的介紹信，回到廠里借錢並辦理出差手續，然後去買火車票，一路暢通。那時廠里到外地出差，每天補助生活費六毛錢，住宿費八毛錢。但到上海出差，每天補助生活費八毛錢，住宿費一塊二毛錢。廠里給我一次預支了三個月的生活補助費、住宿費、車船費、月票費和電話費等，共三百元錢。還說以後會定期給我匯款。哇！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麼多錢！

從我們廠去上海，先坐幾小時慢車到省城，住一夜，再換乘第二天一早去上海的直達快車。我是工人，不享受幹部待遇，不能報銷臥鋪車票，一路上只能坐硬座。上了快車後我發現快車車廂里的硬座是軟包皮的，比慢車舒服多了。我突然覺得我像放飛的鳥，自由飛翔在了天空。

坐了近二十個小時的火車，到達上海北站後，我扛着旅行包去擠公交車，被排隊的上海人罵“憨頭外地人勿來賽”，我這才知道，在上海無論辦什麼事都要排隊。在產生“一擁而上”、“前呼後擁”和“爭先恐後”成語的中國歷史上，排隊一直為中國人所不屑。到了上海，所見一切井然有序，整潔文明，心中頓生敬畏，感嘆上海不愧是全國首善之區。

我小心翼翼地轉了三次公交車，按照廠里給的地址，找到了老蔡住的旅館。老蔡是廠里的工程師，因為家在上海，所以從一建廠就被派到上海常駐，已經來了一年多。不過旅館的人說白天從來見不到他，也不知他在幹什麼，只有夜晚他才回旅館來洗澡睡覺。

我拿出省革委的介紹信給旅館的人看，旅館的人說他們不認介紹信，只憑“上海市革委外地來滬人員接待處”開具的住宿單接待住宿。他們告訴我，外地人來滬，要先去位於北京東路的外地來滬人員接待處，用介紹信去開住宿單。省一級政府的介紹信最好用，能優先挑選旅館。去開住宿單時，可以要求住他們旅館。當時各旅館的價格都是政府統一定價，四人間每個床位每晚六毛或七毛錢，三人間每個床位八毛錢，雙人間每個床位一塊錢。單人間每晚一塊五，老蔡常駐，打折包了一個雙人間，旅館的人告訴我，老蔡不會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因為經常有女人——可能是他妻子來這裡過夜。

位於北京東路的上海市外地來滬人員接待處的大廳里人山人海，分別擠在四個接待窗口前面。每個窗口上分別標有：“省介紹信接待口”、“地市介紹信接待口”、“縣級介紹信接待口”和“其他目的來滬接待口”。省介紹信窗口前排有二十多人，地市級窗口前排隊排到了大廳門口，縣級窗口排隊的人排到了大廳外面的大街上，很多人乾脆沿牆邊鋪了涼蓆躺在地上睡覺，據說排兩天兩夜才能住上旅館。“其它目的來滬接待口”似乎從來就不開。接待處每天上下午各開兩小時，他們要等上海市各旅館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別匯總來的空房情況才能決定開多少住宿單。持省級介紹信可以優先挑選住在黃浦區北京東路到金陵東路之間黃金路段的旅館，而持縣級介紹信可能被安排到虹口、閔行或楊樹浦一帶去住。

我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到窗口遞上介紹信，要求安排我去位於大世界附近的浙江路上老蔡住的那家旅館住，窗口裡的人拿着一本厚厚的記錄簿翻了翻，說那家旅館沒有空房，問我住附近其它旅館行不行，否則就明天上午再來看看。我連忙說那請安排在離那家旅館最近的旅館吧。窗口裡的人聽了，在我的省介紹信上蓋了一個“已安排住宿”的章，開具了一家旅館的住宿單，我如獲至寶地離開了接待處。

我下榻的旅館離工人文化宮很近，旁邊就是浙江路電影院。我住的是雙人間，同房間的住客來自天津，也是一個大型工廠的採購員。見面後一陣寒暄，他說我不像是採購員，因為採購員應是幹部，很多是大學或中專畢業，而我的年齡不過二十歲出頭，資歷不夠。我未予解釋，他便開始教我在上海怎樣做人。我耐心聽他教訓了兩個多小時，不無裨益。他見我學而不厭，就說：“看來你是以工代干，說明你在廠里混得不錯。”我問什麼叫“以工代干”，他說：“工廠的幹部編制少不夠用，許多應由幹部做的事只好讓一些有能力的工人來做，就叫以工代干。我聽了點點頭。他說：你現在馬上去買一張上海市區圖和滿天飛，這是來上海的採購員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我問他什麼叫“滿天飛”，他說滿天飛就是上海全市通用月票，六塊錢一張，可以走遍大上海的每一個角落。上海的公交系統在全國最發達，任何一輛公交車都能和另外的公交車相銜接，不用走路，就地換車，就能到達你要去的地方，這一點連北京和天津都比不了。只是滿天飛太貴，很多上海人都買不起，外地人更不用說。

我買了“滿天飛”，在上海到處轉了幾天。一天，同房間的天津人問我在上海能不能吃得慣。我說這幾天我在飯館裡經常吃陽春麵、生煎包、大餅卷油條，有時也來一碗雪菜肉絲麵。還有上海的各種點心豐富多彩，讓人一見垂涎，很多我過去連見都沒見過。兩毛錢半兩糧票就能買一份，換着花樣嘗，大飽口福。天津人聽了，不屑一顧地說：“吃飯館太貴，發的那點出差補助都給吃進去了。”我說：“食品都由政府統一定價，有什麼貴不貴？”天津人說：“你還太年輕！這樣吧，晚飯我帶你去一家食堂吃，你請我吃一碗豬肉大排面。”

晚飯時，天津人帶我去了一個街道食堂，食堂里的人看了我的省介紹信和附近旅館的住宿證，就給我辦了一張食堂就餐證，讓我先買五斤糧票和十塊錢的飯票。我看了看食堂黑板上的菜譜，魚肉都有，花樣不少，價格比外面飯館便宜三分之一。天津人說：這些街道食堂是上海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辦的，一直辦到現在，專門服務於上海市民。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了吧？上海市民有特供。你還沒去過上海的工廠吧？工廠食堂里的飯菜比外面飯館便宜一半，花樣品種更多！後來我發現，在各個街道食堂就餐的，除了街道居民，很多都是各地來滬常駐的採購員。我住的旅館裡有二十多名採購員，都在街道食堂用餐。

一個星期後我終於見到了老蔡，他說他剛從浙江回來。他問了我來滬後的情況，說今後上海這邊工廠的供貨由他負責，他是上海人，會說上海話，對上海也熟悉。江西、浙江、江蘇、湖北等地工廠的供貨由我負責，只發電報不行，要經常去跑。不久，和我同住一個房間的天津人聽說我要去江西南昌的洪都機械廠，就說他正好要去趟江西電機廠催貨，既然我去南昌，就順便替他去一趟江西電機廠幫他催貨。他給了我兩斤花生米讓我帶到南昌去替他送人，然後說：你們廠那個上海人採購員太會算計，離開上海到外地出差，每天的生活補助費比在上海少多了。他讓你跑外地，經常坐長途車受罪不說，報賬要少報不少錢呢。

當時全國實行計劃經濟，各企業之間的物資流通全靠計劃調撥。工廠需要的原材料、設備和備件等，要寫報告呈報國家計劃部門，計劃部門批准後，給生產這些物資的工廠下發計劃調撥單。各工廠採購員的工作就是拿着調撥單副本去生產廠家催貨和驗貨。當時全國商品都是求大於供，供不應求，很多生產廠家的計劃科門外，每天都有十多名外廠的採購員等着要求供貨。那時還不興請客送禮，但是送大棗、花生等土特產還是有的。我不吸煙，但廠里每月給我報銷一條“大前門”牌的香煙用以交際。大前門牌香煙在當時算是高級煙，每盒三毛五，那時送煙最多送一盒。那個天津人讓我代他去催貨，就是因為他每月報銷的香煙費都讓他自己抽完了，他讓我用我報銷的香煙幫去他打點。

到了上海我繼續自學英語和日語。旅館附近的黃浦區圖書館、工人文化宮閱覽室、上海市業餘大學圖書館、上海市圖書館為我打開了一扇扇通往理想的窗口。那裡的書籍非常豐富，很多在外地被列為禁書的圖書，在那裡也能借到。我在上海近三年的時間學完了英國“靈歌風”全部教材，把美國“朗門”大詞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當時中國的家庭都沒有電視機，上海的各個街道和弄堂每到晚上都擺放一台黑白十二寸的電視機讓居民看節目，這在當時全國各地也是奇聞鮮見的。住在旅館裡的採購員們也都喜歡去看，這讓我有機會留在房間裡大聲朗讀英語和日語。

三個月後的一天，我從武漢返回上海的旅館，一進房間發現一位陌生人坐在屋裡，天津人不見了，問起來才知他是瀋陽來的採購員。我問原來住在這裡的那位天津人去哪了？他說不清楚。我去打聽旅館的人，旅館的人說那位天津人前幾天在街上倒賣“工業券”，被派出所抓去，打電報讓他廠里來人把他帶回去了。

我恍然大悟，難怪這個天津人幾乎每月都回天津一次，每次都幫別人捎帶大量外地人根本買不到的商品。我問他誰給他報銷路費，他說多往回捎點東西，車票、吃喝、抽煙就都有了。那時上海各商店的商品物美價廉，羊毛衫、化纖布料、皮鞋、手錶、各類新穎漂亮的服裝、精巧的日用品等許多東西在外地都見不到，外地人來到上海也買不到，因為購買這些商品需要“工業券”，這種票證只定期定量發給上海本地人。外地人來上海，受很多親友委託到上海來買東西，一些採購員為了購買這些商品，就想方設法搞票證。我住的旅館旁邊的浙江電影院周圍，就是一個倒賣票證的黑市。據說那天那位天津人是在私買票證和人討價還價時被抓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主席去世，上海市許多街道實行戒嚴，各廠的工人民兵發槍在街上巡邏，遇到外地人都嚴格盤查，說不清楚來歷，就會被抓進民兵糾察隊仔細審查。好在我持有省革委的介紹信，成了我晚上從閱覽室回旅館的通行證和護身符。

十月六日晚上，我路過南京東路回旅館，遇到街上有人在刷貼大字標語：“打倒王張江姚四人幫”，很多路人見了，紛紛躲避。我出於好奇，上前問王張江姚是誰，貼標語的人看起來很緊張，顧不得多說，抓緊繼續張貼標語：“打到王洪文，火燒張春橋，油炸江青，生煎姚文元”。我看得心驚肉跳：這不是反革命嗎？這時突然來了兩卡車持槍的工人民兵，把貼標語和圍觀的人全部包圍起來。一位領頭刷標語的人大聲說：“你們想幹什麼？現在王張江姚在北京已經被抓起來了，我在北京的中央里有人，他們打電話來了，你們還想跟着四人幫跑嗎？帶頭的一個工人民兵二話不說，用手中的手電筒猛砸那人的頭部，大聲命令：把這些反革命全部押到工人民兵指揮部去。於是貼標語的人和我們圍觀的一共二十多人被逐一被用繩子五花大綁，串在一起，押上了卡車。剛被貼好的大標語被撕了下來。

到了工人指揮部，被抓的人逐一受審。我被提審時拿出我的省介紹信，說明我是外地來的，當時恰巧路過那裡。審訊的人不信，說我是外地來串聯的反革命分子，連夜打長途電話給我們廠，宣布我是現行反革命，讓我們廠火速來人把我帶回去進行群眾管制。

我被關起來等着廠里來領人，兩天只給喝了一碗米粥。第三天一早，我被一陣敲鑼打鼓的喧鬧吵醒了，起身到窗前一看，大街上貼滿了打倒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大標語，而關押我的工人指揮部里早已空無一人。我試着下了樓，也沒人阻止，就順着大街回旅館，只見街上到處是興高采烈的遊行隊伍，我心情不由一陣激動，也參加進了一隊遊行隊伍。

三天后我們廠保衛科的科長帶着兩個人來接我回廠，我要去買火車票時，廠里打電報給我，說我無產階級覺悟一向很高，是反四人幫的英雄，需要繼續留在上海工作。保衛科長見了電報，鬆了一口氣說：“我們三人一路上都在考慮怎麼把你給弄回去。現在好了，我們可以在這裡多玩兒兩天。要不是這次來抓你，我們一輩子都沒機會來看看大上海什麼樣。”

一九七七年十月，國家公布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我突然感到全身熱血沸騰，立即寫信要求回廠。此時老蔡因為在上海同時和兩個女人戀愛，讓兩人都懷了孕，被其中一位告到派出所，被定為反革命強姦罪，讓廠里派人來把他給帶回廠里去了，因此廠里不同意我回去，讓我繼續留在上海工作。為此，我沒有趕上一九七七年全國高考。

一九七八年四月初，在我多次強烈要求下，廠里終於派了一位家在上海的工程師來接替我，我回到闊別已久的工廠。回廠後正趕上一九七八年高考招生報名，招生包括大學和研究生。當時中國的研究生很少，很多人都不知道研究生是幹什麼的。我看招生簡章上說研究生學制三年，就誤以為研究生相當於大專。為了保證上學，我就稀里糊塗地同時報考了大學和研究生，大學報考日語專業，研究生報考英語專業。不久，縣招生辦給我們廠打電話，問我到底是考大學還是考研究生，我們廠接電話的人也鬧不清怎麼回事，模稜兩可地說：“可能都考吧。”縣招生辦的人似乎也搞不清能不能都考，就說：“研究生考試是五月底，大學考試是七月份，那就讓他先做好考研究生的準備吧。後來我聽說，我是那年高考全國唯一一個拿到兩張准考證的人。

研究生考試要到省城去考，我這才弄明白；報考研究生需要大學學歷或者相當於大學學歷。五月底我還是硬着頭皮去省城參加了考試，記得其中有一道題是：舉例分析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之間的不同。我一連舉了二十幾條《朗門美國大辭典》中的例句和英國《靈歌風》教材中的例句來比較分析二者的異同。

到了七月，我又參加了國家恢復高考後第一次全國統一考試。那年高考外語是加試，不計成績。我要求加試日語，很輕鬆地答完了試卷，考題對我來說太簡單。參加完考試，廠里又讓我回上海繼續當採購員。勞資科長對我說：“你看咱們廠條件多好！上完大學也不一定能分到咱們廠。咱們廠大學畢業生多了去了，不少人都想去上海當採購員，都去不了。你現在不用上大學就去上海當上了採購員，還去上什麼大學？我知道你對以工代干不甘心，不就是還差個幹部編制嗎？過一兩年有機會了，我給你申請指標，把你轉成幹部就是了。”

九月初，我從浙江一家工廠催完貨回到上海的旅館，一進門，旅館的人就對我說：“你們廠讓你打電話回去，說有急事。”我聽了便連忙打電話回廠，廠辦一名接電話的幹部對我說：“你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有兩份呢，都是北京的大學，一個是日語系的，另一個是英語專業的。廠領導讓我告訴你，如果你不想去，就不用回來了。”

幾天后，我回到了廠里，領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研究生複試通知。於是我決定先去北大報到上學，等到十二月初研究生複試時，再去參加複試。如果能通過複試，就直接讀研究生。通不過複試，就繼續讀大學。

結果，我通過了複試。很多人聽說我要去讀研究生，就問我：你考上了北大，放着好好的大學不上，為什麼要去讀三年制的大專研究生。我聽了哭笑不得。我從一九七0年十五歲初中畢業，因家庭原因上不了高中而上山下鄉，在農村和工廠幹了八年，從一個初中畢業生一步考上了研究生，連我當教授的父母都不相信。

一九八一年，我研究生即將畢業時，學校準備讓我留校，沒想到幾周后我被招進了國家外經委。

（本文根據當事人回憶采寫）

2022年8月14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