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最近多次表达了对于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愿景，国内媒体自然是竞相附和。境外各路评论员则根据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以及疫情防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人才流失等因素来评估实现这个愿景的不确定性。本文介绍一本追根朔源的书，作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香港是怎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想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些人认为，香港是因为背靠中国，是中国“养活”了它。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作为一个对外的窗口，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贡献，其实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存在。再说了，澳门同样背靠中国，它的成就却不过是一个纸醉金迷的“东方蒙地卡罗”，而且有如昙花一现，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难以为继。

1997 年主权回归以来，“港人治港”模式下的管治效果每况愈下，国内外学术机构每每将现况与前朝政府的施政来做比较，试图找出个中因由。其中部分人总结出一些概念化的论述如“狮子山下精神”、“小政府大市场”、“积极不干预”等。然而这类论述大多笼统抽象，助益不大。曾任港英政府财政司和布政司的夏鼎基，他的简单论述是“权衡轻重，仔细考量”，也是一种说法。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課程副教授黄兆辉博士，经过多年研究，在 2018 年出版了《积极不干预 - 港英政府的中国通》，从文化角度分析“积极不干预”背后的历史脉络和哲学逻辑。他从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如何在中国儒学的启发下，发展出一种结合了西方绅士文化的管治哲学，对“积极不干预主义”作出更深层次的解析。

作者在序言部分写道：事实上，开埠百多年来，香港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与风浪，港英官员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智慧，学懂了许多有用的规划方法和管治招数，令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屡次遇上重大的危机却能化险为夷，开埠后在颠簸的路途上，香港社会不断成长，并迅速成为世界有名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许多学者称之为“香港奇迹”。 可是，人们对“香港奇迹”一向充满误解，因为剖析以前香港的成功之道，当中最关键的，当然是港英官员究竟如何决策和执行任务。但一般人总会假设港督或辅政司署（或后来的布政司署）非常有才干，懂得把问题思索清楚，按部就班认真处理就是，甚至误会决策者来自英国的最高领导班子，或是通过“军情五处”（MI5）保安审查的华人高官，他们都是跟从英国的一套方式办事。如果你也这样理所当然地假设，那就永远不会明白港英时代的成功之道，因为才干是后果而不是原因，而且港英政府从来都自成一格，更经常与英国上司意见不合。

作者从“谁在英国对香港最有话事权？谁是港英政府的决策者？后者为何不听前者的吩咐？不听的通常是什么方面？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个人价值观是什么？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入手研究。得出如下推论“熟悉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以前港英高层就有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英籍洋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十分了解，数目在英国的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最多，又以会说中文的驻华领事官员和港英政府官学生最有代表性。他们不但能担任英国政府的中国事务顾问，为上司诠释华人的风俗习惯之外，也擅长分析中国的社会形势，从微观民生到宏观大局，都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渐露头角，进入20世纪后也愈来越多中国通被委任为殖民地首长。”

作者在书中举出多个实例，指出“积极不干预主义”不等于无为而治、“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例如港督葛量洪在 1954 年四出奔走，为香港厂家打开出口通道，又或者戴麟趾在 1967 年成立生产力促进局，用公帑扶助工业发展。因此，纯粹用经济角度去理解“积极不干预”就如管中窥豹，未能见其全貌。

除了那些政府官员中的“中国通”，作者还提到那些建制外的“中国通”。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香港民生社運家及教育工作者杜葉錫恩女士。她出生在工运大本营纽卡素的贫民窟，到了香港，苦学中文融入社区帮助穷困的华人。她经常批评政府，但双方都有很好的互动。第一，她批评的不是港英政府的效率和严明，而是抱怨英国政府对弱势社群的保护不足；第二，同是中国通的港英官员没有阻遏杜叶锡恩的行动，反而对她的意见非常重视，每次收到她的投诉信件都积极处理。通过这类互动，可以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在建制外的中国通杜叶锡恩与在政府内的中国通官员，大家都抱持一个相同的理念，那就是维护社会公义；第二，建制内的中国通还秉持另外一种为官之道，那就是曾为大清海关关长，赫德的“骑马理论” - 保持平衡。

《积极不干预 - 港英政府的中国通》一书，从历史、中西文化的结合、人文主义、社会公义各个方面来阐述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自成一体，有理有据。

如今的特区政府，遵奉“官本位”价值观的管治理念，以警务人员为核心组建治理团队，自然不会把前朝港英政府的成功经验用作参考，“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也已经不适用。且看香港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实现巩固和提升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宏大愿景吧。